采访者：万建辉 

　　被访者：毕飞宇

　　毕飞宇是中国一线重要作家，有着巨大的读者群体。其作品《哺乳期的女人》《玉米》获得过鲁迅文学奖，新近作品《推拿》获得过茅盾文学奖。2014年起，他走上讲台，为南京大学学生教授小说写作课。这种“做老师”的体验，对他而言，既熟悉又陌生。他大学毕业后做过5年教师，然后有26年是在做记者、文学期刊编辑和职业作家。3年下来，他讲课的讲稿陆续发表在《钟山》《文汇报》上，最近结集为《小说课》一书出版。

　　他为什么要去讲小说课？创作的灵感与技艺是可以手口相传的吗？身为作家的他是一个好老师吗？读加君日前邮件专访了身在南京的毕飞宇。

　　有洞见就是好老师

　　《小说课》首篇谈蒲松龄的《促织》。毕飞宇说，这部只有1700字的故事是部伟大的作品，但因为篇幅太短小，“孩子们也许会说：‘伟大个头啊，太短了好吗？8条微博的体量好吗。’”

　　书里的文字是这样活泼、俏皮、睿智、灵动，令人想象他应该是一个生动的、很受欢迎的好老师。可这么问他，他作摇头状：“我不能算好老师。小说课究竟该怎么上，我也在摸索。一个摸索的人就宣布自己是好老师，我没有这么厚的脸皮。”

　　在他看来，好教师的标准，第一位是学识。学是学养，识是见识，必须有洞见。

　　毕飞宇平时的精力，主要还是花在写作上，他自认教师专业的学养还没到做学院教授的程度。他平时在家写作，感觉自己有些余力，于是就为学生开一点针对小说的讲座。像文艺美学、文学史之类，他深知自己做不了，“自然有太多太好的教授去做”。

　　无论在讲堂，还是书里，毕飞宇的谦逊处处可见，“因能力局限，谬误之处请同学们批评指正”。他强调，这样的表述不是故作姿态，是他对文学的理解。文学一定是开放和自由的。不能因为年纪比别人大，写作时间比别人长，就想当然地以为拥有真理，“不是这样的。我反复强调一条，文学不是真理，文学是寻找真理的路”。

　　毕飞宇介绍，他在南京大学的讲课，是每学期开的几次讲座，对象是渴望写作的年轻人。小说既是实践问题，也是学术问题。写小说和研究小说是两码事，不是你写小说，就什么小说都能讲，“就实践而言，我积累了一些经验。”

　　他的言谈书写告诉我们，他在“专业”上也许与学院派教授存在距离，但他一定不缺乏“洞见”。

　　中国版《项链》为什么不成立

　　在讲莫泊桑的《项链》中，毕飞宇做了一个试验，把故事里的人物全换成中国人名：某处室公务员王宝强，其妻张小芳向富婆好友秦小玉借了钻石项链，参加领导家庭聚会，结束后发现项链丢了。王宝强夫妇花了10年辛勤工作，攒钱买了钻石项链归还秦小玉，不想秦小玉说，当年借她的项链是假的。

　　毕飞宇说，这个中国版《项链》故事，明眼人都可以看到漏洞百出：基于今天中国人的面子观念，张小芳不会借项链参加聚会；基于不抢聚会女主人风头的考虑，张小芳不会戴钻石项链出席；要还这条项链，王宝强夫妇能想出很多办法，不大需要老老实实苦干十年才买得起真项链。

　　他进一步向学生阐发：中国版《项链》为什么不成立呢？对作家来说，有一件事比小说本身更重要，那就是时代或社会与文本的对应关系。从这个关系里面，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维度，通过它有效地认识所写的时代，以及这个时代背后的文化。

　　延伸开去，毕飞宇还从《项链》读出了学生们在传统课堂上可能很难听到的“洞见”：原作中马蒂尔德夫妇有借有还，可见19世纪的法国社会契约精神还不错。莫迫桑批评的重点，可能主要还是侧重于人心——“人类顽固的、不可治愈的奢侈冲动”。

　　毕飞宇小说课，是对作品写作实践的分析，意在告诉年轻人，经典着作的作者往往是怎样下笔的，他们如何把“事件”和“人物”提升到“好小说”的高度，考察作者的“性格、智商、直觉和逻辑”。做写作实践的分析，对他来说顺手一些，毕竟写了那么多年了，有些东西是感同身受的。

　　他在课上的许多说法不一定正确，结论靠的不是逻辑分析，更多是小说家的直觉，因此有可能误判。“好在小说是开放的。在南大，我差不多每一次都要提醒同学们，你随时可以打断我的话，谈谈你的看法。”

　　对儿子说：“碰到问题，我们兄弟俩可以讨论”

　　有一类学生，毕飞宇“教”不了。他碰到过一个学生，爱写升级打怪的小说：每升一级，就意味着吸引一部分读者，再升一次级，又一个悬念出现，又一帮读者进来，点击量就是钱。这学生反过来给他上课，告诉他什么叫升级打怪，说你写的《青衣》有什么意思？

　　为提升点击量，学生很焦虑，恳请毕飞宇帮助。毕飞宇告诉学生：“有关这一路的小说，你可以当我的老师。如果你想得到我的帮助，你就必须放弃你的升级打怪。”这学生后来就不来找他了。

　　毕飞宇说，某些方面，儿子也是他的老师。在儿子指导下，他开始用手机，在网上看新闻。由此有了不少收获，如发现新闻下面的跟帖，评论者个个都很自信，都认为自己手握真理。

　　一年前，毕飞宇开始用手机，他告诉在美国读书的儿子，随时可以联系到他，“碰到问题，我们兄弟俩可以讨论”。

　　儿子读中学时，每到同学聚会，毕飞宇都给他很多钱，告诉他要主动买单。可儿子说，他会买单，但只买自己那部分，他们是AA制。毕飞宇感叹自己是农民，思维停留在农业文明里。

　　认识虽到位了，可他还是经常为孩子不给别人买单生气，儿子则老是为毕飞宇让他为别人买单生气。

　　毕飞宇写《玉秀》写到两万字时，4岁的儿子跑到书房玩鼠标，把文稿弄丢了，请修电脑的人来恢复，也找不回了。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快疯了，我打孩子的心已经有了，我是克制克制再克制，最终没有犯浑。我和儿子相处得挺好，我自己是这么觉得的，他是不是同意，我没有把握。”

　　【访谈】“如果你想做曹雪芹，那没法教；如果你想写得更好，一定可以教”

　　我喜欢聊小说大概是出了名的

　　记者：到高校给讲小说课对你的写作有助益吗？

　　毕飞宇：讲小说，对我写小说不会有什么帮助，即使有，那也是很间接、很长远的。写作就是这样，如果你想立竿见影，只有剽窃。

　　记者：有一种可以让学生们拿学位的“写作班”，你会去吗？

　　毕飞宇：我只是南京大学的普通教师，开不开写作班，这个我不好任性，要看学校的安排。

　　在文学界，我喜欢聊小说大概是出了名的，南京大学给我聊小说的机会，我很感激。我通常选择学生熟悉的作品，重点讲作家为什么要这样写，他的小说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的。在小说的课堂上，我喜欢设想别人写作的状态，从这个状态出发，寻找小说内部的秘密。

　　记者：你有没有在课堂上讲你写的《推拿》？

　　毕飞宇：没有。一般来说，讲自己的作品不太合适。虽然我在《小说课》里涉及了《玉秀》，但是，课堂上我并没有讲。我把《玉秀》收入《小说课》，有一个特殊原因，那时候我在《钟山》开专栏，时间到了，被逼急了，只能挑自己最熟悉的写。《推拿》的情况是这样，到了互动的环节，如果有人提问，那我就说说。当然，我谈得多的主要是导演娄烨和他的电影《推拿》。

　　记者：小说之法是可以传授的吗？

　　毕飞宇：写作到底可不可以教？如果你决定要变成第二个曹雪芹，我的回答是写作永远也不能教。但是，如果你愿意通过几年的训练让自己比过去写得更好，我敢说，写作一定可以教。

　　我读大学的时候读的是中文系，有专门的写作课，但我更愿意把所有的课程都看做写作课，文学史、文本分析、语言学、逻辑学、美学、心理学、教育学、通史，这些都是写作课。现如今，不少人一谈起写作的教育就觉得可笑，这就很不对。

　　作家丧失了现实感会比较危险

　　记者：你谈到《玉秀》，第一稿写完，不能接受自己这样轻易决定女主角的生死，能否再回顾一下这段创作时的感受？

　　毕飞宇：《玉秀》是我写作生涯的一个蜕变，这个蜕变就是态度。一个作家在它的作品当中到底有多大的支配权？他是不是上帝？这个问题需要面对。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内心是很狂野的，有时候，他的确会为所欲为，这就是柏拉图所说的“迷狂的状态”。这个状态是可贵的，但是，也有它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现实感。在我看来，一个作家如果丧失了他的现实感，那就比较危险。

　　记者：《小说课》中你讲到鲁迅借写《故乡》谈国民性。今天的作家可以向鲁迅学习什么？

　　毕飞宇：鲁迅有两个特点，一，丰沛的情感，二，理性精神。鲁迅在处理情感与理性方面值得我们学习，他永远也不会拿情感去替代理性。不过，我想说，不要把这些年的“回乡笔记”和鲁迅等同起来，这个不合适。

　　记者：你早期的作品《哺乳期的女人》写了留守儿童，这个题材还有可写的空间吗？

　　毕飞宇：有，甚至空间更大了，因为情况更复杂了。但是我不会写了，不是我不关心这个问题，是作家的习惯，好多作家都不愿重复写作题材，我也一样。

　　记者：从《平原》《玉米》到《推拿》，是否意味着你的写作在向城市题材转变？

　　毕飞宇：没有转变这一说，从我写作到现在，我的写作一直都是两头跨的，乡村，都市。我并没有改变我的写作路数。这里头有一个情况我要说一说，我是乡下人，后来在城市里生活，这就给我带来了两支笔，一支在乡村，一支在都市，许多中国作家都有这样的情况。

　　生活经历和阅读积累对作家都很重要

　　记者：生活经验与阅读积累，哪个对作家写作更重要？

　　毕飞宇：实际上，生活经历和阅读对作家来说都很重要。具体到个人，有些作家在生活阅历上丰富一点，有些人在阅读上扎实一些，这个还是由大环境造成的。比方说，遇上了二战、文革，一个作家就不可能好好读书，反过来，生活经历上就会提供更多的补偿。

　　我个人比较偏向于阅读，道理很简单，生活阅历作家无法自控，阅读却可以。我们中国的文学教育是有问题的，过于偏重作家的生活积累，有意无意地看低了阅读。

　　记者：你说过，“读者的阅读超越了作者，是读者的福，更是作者的福”，该如何理解？

　　毕飞宇：这个要具体地看，如果在审美这个层面，我坚持我的看法。如果是别有用心，企图迫害作者，那就另当别论了。我相信大家都是明白人，会懂这里的区别。

　　阅读带来的理解、解读，如果完全偏离了作者的意图，这怎么办？我想说，这也是正常的。不要说读，就是写，偏离了作者的意图也是正常的，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就是这样。

　　记者：创作时，你一般最终会“屈从”于道德的内省，还是服从“艺术的需要”？

　　毕飞宇：不好说，小说家都是痛苦的，我说的是好的小说家。你问我到底会屈从于哪一方，我不好说，似乎都有过。但是，在这个问题之上，有一个大前提，你到底是不是一个有良知的人？你到底是不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如果不是，屈从意味着耻辱，如果是，每一次屈从都是作家内心的一个进步。

　　粉丝在意的是欢呼，读者在意的是交流

　　记者：你目前在读什么，写什么？

　　毕飞宇：我最近又把《傅雷家书》好好读了一遍。前几天，我给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傅雷家书》写序。

　　现在手里在写的这个作品，写了三年，始终没把它写出来。是这个小说自身的问题，就像博尔赫斯的那句话，这很可能是我想写的作品，但不是我能写的。很痛苦，跟医院有关，有关的知识储备就把我弄得疲惫不堪。我一直有雄心壮志，把它写成一部大作品。可是每到一定的时候，我都觉得那很痛苦。我所有的头发，都是在这个作品面前白的。

　　记者：在手机浅阅读时代，您有感觉自己的读者或者说粉丝在流失吗？

　　毕飞宇：我出道比较早，起点也不错。因为比较努力，我的读者越来越多，这是情况是属实的。但是，我不愿意接受粉丝这个说法，我喜欢读者。读者都是有脑子的，粉丝可不一定。一堆没脑子的人，把你吹得天花乱坠的，这个一点意思都没有。粉丝在意的是欢呼，读者在意的是交流，前者很低级，后者很高端。我不是任何人的粉丝，可我也是许多同行的读者。十万粉丝和一千个读者，我选择一千个读者。说起阅读的危机，这个一点也不虚幻。在中国，阅读人口的比例是很少的，这是一个社会问题。

　　记者：如今网络、影视、动漫、直播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在这个时代，小说如何赢得更多读者？

　　毕飞宇：作家最好不要考虑这个问题，粉丝傻，读者可不傻，你写得好不好大家都清楚。小说家赢得读者最好的方法就是好好地做自己。我说过，对自己负责的作家，就一定是对读者负责的作家。当然，时代变了，作家不要命地自我吹嘘，自己给自己捕风捉影，现在也是有的。

　　记者：《小说课》中，您谈《红楼梦》《水浒》，你对年轻人读这些经典作品有怎样的建议？

　　毕飞宇：建议很简单，那就是相信经典。有些经典不一定是你的最爱，但是，阅读经典总是没有坏处的。我这样说有我的理性依据，我认识许多优秀的同行，他们也都是通过阅读经典成长起来的。经典最重要的东西还是价值观。

　　【手记】作品偏冷，毕飞宇偏热

　　在毕飞宇长篇小说《推拿》里，盲人按摩师小马从迷失到自我救赎的故事结局，令人看到生活的少许温情与光亮。作品中其他盲人的命运并不悲惨，然而也都好不到哪里去，整个故事基调给人感觉是偏暗淡的。

　　毕飞宇说过，小说不能过热，也不能过冷。然而读者不认账，有读者说毕飞宇写的故事过于悲凉，人性的邪恶程度超出人们的日常经验。

　　对这一点，毕飞宇向记者坦承，他作品的色调一直偏冷，没办法，这就是他。他本人是暖色调的，作品是冷色调的，“一点也不矛盾”，因为他是一个对自己不太满意的人，过于感性。正是由于写作，他让自己越来越均衡了。

　　《小说课》中投射出的讲台上的毕飞宇，无疑与他自认“本人是暖色调的”“过于感性”是吻合的。《小说课》里，毕飞宇没有流露一点人生的虚无感、对人性的无望和满眼人世的悲凉，相反，他盛赞中国古典文学的巨匠们，他们用巧夺天工的“笔”，“雕琢”出值得后世学习与膜拜的不朽作品。

　　讲台上，毕飞宇富有洞见和激情，甚至还流露出一丝得意，因为那些推断是他个人揣摩、顿悟所得，是独家所有的。他滔滔不绝于自己对曹雪芹、施耐庵、蒲松龄、鲁迅等名家在塑造人物、构思故事时的动机、直觉与逻辑的精巧，他告诉学生伟大作家的天才之处在哪里。

　　其实好老师未必面面俱到，能在某一侧面或某一点激发学生，让学生眼前一亮，让学生有收获并非体现在高分数和优秀论文之类，而是内心有所得，这样的老师就是好老师。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