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微博上，曾有人调侃：“有些冷门作家的作品很好看，比如有个赵本夫。”确实，提起赵本夫的名字，大多数读者都不知道他有什么作品，但提起《天下无贼》则会有很多人惊慨一声“噢”！

　　赵本夫

　　采访者：郑薛飞腾

　　被访者：赵本夫

　　3月4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读者见面会在上海书城举行，作家赵本夫便携十年磨砺的新作《天漏邑》与读者进行交流。

　　这位因影视剧而名声大噪的“冷门”作家怎么看自己的《天下无贼》？赵本夫承认，《天下无贼》是改编得比较成功的电影，但是他也曾说过：“小说是我的，电影是冯小刚的。”他觉得，《天下无贼》还不是他最好的小说。

　　至于新作，赵本夫用田野调查的方式，描写了一个充满谜的村子——天漏邑。从这个叫天漏邑的村子里，走出了两位抗日英雄，也是双双成谜。《天漏邑》着眼抗战，赵本夫在其中塑造出了一种“非典型”抗日英雄。如何“非典型”？他对文学作品改编影视剧怎么看？记者（www.thepaper.cn）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与赵本夫展开一次对谈。

　　记者：您的《天下无贼》因为改编成影视剧名声大噪，在后来的写作过程中，会不会也想往影视剧的方向靠近，让作品更容易被改编？

　　赵本夫：绝对不会。一个作家如果为影视写作是完全不同的写作，像我这本新书《天漏邑》要改编成影视剧就很难，因为里面触及一些比较深邃的话题，在影视表现方面比较困难。因为这部作品尽管有抗战的内容在里面——现在抗战剧也已经做得很多了，但小说里，比如有一些“非典型英雄”影视剧就很难处理。

　　戏剧剧本本身是有套路、模式的，看电影、电视，如果两三分钟没一个高潮，观众就不看了。但文学小说不是这样的写法，小说最忌讳的就是套路，古人讲“文无定法”，文章写到“化境”时是没有法则的，是随心所欲地写。我写小说，从来没有列提纲，写长篇小说也没有提纲。有的作家确实会遵循一套模式，从故事情节到人物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好像填空一样填起来，我记得过去有一部小说《保卫延安》就是这样的作品，今天还有作家是这么写的，但我觉得填空式的东西是僵的。一是缺少才情，二是缺乏丰厚积累，三是作品写出来了然无趣。我自己喜欢即兴式写作，作品中很多人物对话、情节、做事，我一分钟前都还不知道，写到那就自然出来。

　　记者：关于《天下无贼》，您说过“小说是我的，电影是冯小刚的”，您觉得他的改编违背了您作品的原意吗？您还喜欢跟影视剧合作吗？

　　赵本夫：应该说《天下无贼》是属于改编比较成功的一部电影。首先他没有脱离小说本来的价值取向，对美、对善意的呼唤没有改变。中间他增加一些电影元素，包括玩各种手法、斗智，小说不可能表现那么多。但它毕竟跟小说还是不一样，电影中最后王薄死了，我小说里最后没死，而是被警察一路跟踪。大的结局其实还是雷同的，但是电影中的视觉诉求，肯定希望更强烈刺激，小说会比较从容、有回味的余地、相对冷静一点。电影比较血腥一点、刺激一点，结局的大体走向是一样的。

　　影视改编这件事顺其自然，坦率地讲，如果有人愿意改，而且他确实有能力、有实力改，我不反对。但我绝对不会为了影视，就把小说往影视方面写，这样会伤害文学作品。对我来说，我主要就是写小说，需要忠于一些自己的东西。一部好的小说一定要有宗教感，就是对一种东西的执着、追求。这也是我看中国文化里的一部分，因为中国文化几千年延续至今，其实不仅靠聪明，在某种意义上还靠蠢笨，比如像中国历史上的精卫填海、夸父追日、愚公移山都是傻瓜的意识，但正是这些东西让我们有容忍任何苦难的承受力。

　　记者：从您1980年代获得大奖的《卖驴》到今年新出的《天漏邑》，您觉得《天下无贼》在您的一系列作品中处于什么地位？您觉得一部“好”小说要满足哪些标准？

　　赵本夫：《天下无贼》算不错的小说，实际上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小说，但我觉得还不是我最好的小说。“好”的小说主要考虑文学层面的深度和容量。我写小说一直有几个追求，一是希望小说好读。平时我们作家自己读小说，没一个小说是沉重的或者读不懂的，读了半天云迷雾罩的。所以，我觉得自己的作品要好读，读者随便翻开一页就能读下去。

　　第二个希望它耐读，要有更丰富的层面，不同读者从中能读到不同的东西，比如普通的读者、文化水平不太高的读小说，他们觉得热闹、好玩，这是一个层面；如果专家学者读，又能读到不同层面。作家在写作过程中，跟最初的设想会偏离，最后写出来什么作品他自己也不一定很清楚，所以要有不同的解读，要读者共同参与小说的创作。像《红楼梦》一样，大家都看得懂，但谁又把它真读懂了？于是有了红学。到现在大家还在研究红学，红学家会读到更深的层面，不断地解读它。如果一个作品最后没有解读的空间，只是很热闹，但在热闹之后，对人的灵魂、精神没有击打力，那么这部作品是很浅薄的。

　　第三个，我一直很想追求写出中国气派的东西，这个作品要具有唯一性。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文学在“左”的路线里，大家都是高大上，人性、生活的复杂与耐人寻味没法写。现在有很多人写个人隐私与情感，这其实是社会、文学的进步。但作为我这一代作家来讲，很少去谈个人化写作，还是比较关注社会性话题，因为有一种天然的责任感、忧国忧民、关心国家大事。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学和世界很多优秀作品译入中国，大家都读，也受到很多启发，也汲取了营养，但是像1990年代很多文学思潮，那是一个不成熟的年代，大家都在模仿学习，模仿之后，大家开始思考中国的文学是什么样？作为一个数千年文明古国，积淀丰厚的国家，中国作家最终还是要写出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学。所以我觉得一个作家现在如果写出一部作品，你能从中看出一个西方或者世界上一部名着的影子，在我看来是他的一种失败，那说明你还在模仿。文学的背后是哲学，东方的哲学思想总体是朦胧、浑沌的，西方是清晰分辨的，就像西画一样，而中国画和它很不一样。所以中国文学应该在汲取世界文学营养、开拓视野的基础上，追求作品的唯一性。

　　记者：这本新书《天漏邑》，您为何会想到这个题材？

　　赵本夫：小说的形成最难说，有时候可能受多种触动。这部小说从我缘起构思到开始写大概隔了七八年，真正写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前后十年，有很多触动。比如里面提到县长叛变问题，我有一位亲戚，她参加地下党，被日本人抓到，受尽酷刑，但是她没叛变。我问过她，你真的疼得受得住？你真不怕？她说哪个不怕？怕！她说真一上刑我就火了，因为我这位亲戚脾气很暴躁，很强的一个女人，跟我母亲是好友，叫她五嫂子，我母亲说她嫁过来以后两个人整天打架，因为脾气都不好，她就是这样，天不怕地不怕。五嫂子说：真给我上刑，我就火了，奶奶的，你们真打我，我就不招。所以她能一直坚持下来。像叛徒这件事，我过去看文学作品《红岩》，有想到这个话题，现实生活中有时候看报道说歹徒行凶，很多人围观却没人出援手，于是我们很愤怒，质问为什么不帮他。我有时会想，如果我们在场，我们会不会出手？面对凶残、死亡的时候我们敢不敢出手？这对每个人都是考验，也是一个触动点。

　　再有就是我写这部小说另外一个原因是祖上是浙江衢州，其实是南宋王朝的赵姓后裔，南宋灭亡时，小皇帝南逃，最后被元兵追赶、跳海。我的先人走了一步险棋，带着族人对着元兵跑，元兵从北往南追，他就往北去。他想如果撞上会被杀掉，如果钻过去就安全了，所以当时跑到山东长清县，一直到了明代万历年才迁徙到了徐州丰县。在这个地方，许多村庄随便一问都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历史，有很多朝代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有最杰出的人才，但是政权最后没有维持住，为什么一个村庄、普通的自然村落，却能一代代繁衍生息，平静地度过千年。这些都触动了我的写作。

　　记者：能具体谈谈小说中您塑造的“非典型英雄”吗？

　　赵本夫：我们的很多文学作品都有写到叛徒，从《红岩》开始有很多有名的叛徒，但我觉得过去写叛徒基本上都是脸谱化，要么因为政治信仰问题，要么人品、人格问题，就是个小人，太脸谱化。我觉得这不太符合人性的真实，所以想还原一个叛徒，他叛变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酷刑下疼得受不了，但是他也不认为叛变是对的，自己也受到道德、良心的谴责，但他就是疼得受不了，所以出卖了战友。他其实更恨日本人，也会去报复日本人，为什么？因为他遭罪了。我要探索人性当中脆弱的承受力究竟有多大，精神和肉体究竟有多大能力。这个叛徒人物，我认为可能是个突破。

　　记者：许多评论家与学者将您的作品放在“江苏文坛”、“江苏文脉”中考量，认为您在其中算是“异数”，在您自己看来，您在江苏文坛处于什么地位？

　　赵本夫：我在江苏作家里属于另类，因为江苏文化给外界的观感就是江南文化，细腻、绵软，但是江苏文化有两块，我家是徐州丰县，那里是汉文化，与江南文化完全不同，所以我的风格比较粗犷、霸气一些。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很重要，因为这片土地传承下来的民风、教养、性格对一个人成长有很大影响。徐州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这里从春秋战国、三国一直到淮海大战都是战场，那和苏州地区传统的丰衣足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安宁的生活就十分不同。苏南老百姓在一起谈天的时候，会坐在门前竹椅上摇摇晃晃地谈金戒指、谈耳坠子，但北方老百姓哪怕是农村的，都很关心国家大事。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