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唐山

　　被访者：毕飞宇

　　“小说想写什么其实是不着数的，对一个作家来说，关键是怎么写。”在刚出版的《小说课》中，毕飞宇这样写道。

　　作家写文学批评不奇怪，福斯特的《小说艺术面面观》、伍尔夫的《论小说与小说家》，包括王士祯的《带经堂诗话》等，均称名着。

　　将评论家与作家的文学批评对照，趣味判然：批评家关注思想，总在追问“写什么”；作家则关注手艺，更愿追问“怎么写”。

　　然而，文学却绝不是“思想加手艺”这么简单。两者俱备，并不等于就是好作品。这意味着，在思想与手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空白，而《小说课》试图填补这个空白。

　　在毕飞宇看来，手艺本身也是一种思想，只是这思想不是哲学，很难用逻辑思维去捕捉它。一代代人们将其称为灵感、趣味、境界、意境、小说智慧等，用毕飞宇的话说，它就“像出汗一样，从内向外发散出来”。

　　从这个角度去读《小说课》，就会发现它其实是一张创作构思的路线图，一本怎样当小说家的“科普手册”。

　　小说的思想性不是注射进去的

　　记者：您怎么想起写这么一本书？

　　毕飞宇：算是巧合吧。从上世纪90年代起，我常被拉去讲座，从来没想过整理成文稿。后来在南京大学做系列讲座，恰好《钟山》杂志约我开专栏，我就把讲座稿整理成文，聚合在一起，就是这本书了。如果一开始我就这么做，现在得出一堆书了。

　　记者：这本书让人想起金圣叹，近于传统的点评式文学批评，为何这么写？

　　毕飞宇：还是有区别的。金圣叹的批评很短，每章开头时略长，后面都是点评，几十个点汇集起来，前后无逻辑。而我这本书的每篇文章还是有逻辑的，是完整的文章。

　　不过，我对金圣叹的批评方法很熟悉，10多岁时就开始看，至今手边仍有，因为它对我讲课有帮助。金圣叹是将我提升为一个好读者的人，没有他，我可能无法走上写作这条路。

　　记者：当时金圣叹的东西不是禁书吗？

　　毕飞宇：当时很多书是禁书，偏偏《金圣叹评水浒传》不是，1975年有个“评《水浒》，批宋江”运动，让这本书成了普通百姓唯一能接触到的传统文化书籍。

　　记者：您为何这么喜欢金圣叹？

　　毕飞宇：因为咱们中学的语文课，包括大学的文艺理论、小说读法等，都是在小说外围下工夫，只讲作家履历、创作背景、社会意义、思想性、批评谁、歌颂谁等，就是不进入文本内部去分析。犹如环城公路赛，费了很大劲，却始终在绕圈子。总之，这些课对写小说没什么帮助。

　　上中学时，我无意翻到《金圣叹评水浒传》，一开始没注意到点评，读完小说后，再看点评，越看越有滋味，那时我还没想过将来会去写小说。

　　金圣叹的点评好看，因为他是由内向外写，告诉你作家为什么要这么写。小说都是从内部写起的，谁会先定好主题思想之类再去写呢？那就写不出来了。作家的思想不是用针管注射到身体里去的，而是从作家身体内部，像出汗那样，自然流淌出来的。否则，你就无法将哲学与文学、逻辑与感性区分开来。

　　当然，我真正意识到这些是很多年后了，这是个漫长的摸索过程，一点点怀疑并否定学校教给我的东西。

　　怎能跟教授们去比学问

　　记者：其实从您的书中还是能看出中文系的底子的，比如分析《促织》时，与《变形记》进行了精彩对比。您说从表面看，二者都采取了变形、魔幻的手法，但卡夫卡关注的是人，蒲松龄却未能突破民的框架。这段分析，其实还是在谈“写什么”。

　　毕飞宇：确实如此。如果不是英语不太好，当年我可能就会去研究文艺学或美学，会一直读完博士，那就是另一条人生道路了。我是一个对理论有兴趣的作家，我大学毕业后教了5年书，还编了一套美学教材，所以分析小说的基本功还在。但我不可能把这本书写成学术着作，在南京大学中文系里，研究文学史、文艺美学、小说论的好教授太多了，我和他们唯一不同，在于我有写小说的经验，我怎能放弃所长，去和人家比学问？

　　记者：您这本书试图展现“小说智慧”，但在这个“科学智慧”压倒一切的时代，这么做有意义吗？

　　毕飞宇：当然有意义，因为人应该有足够的精神宽度，如果从生到死，始终用一种方式面对生活，这样的生命就是有缺憾的。对个体而言，有时思维方式、角度一换，可能一个全新的人就诞生了。

　　比如一个女人，她在街上看到小孩，会觉得孩子很好玩。几年后，她成了母亲，再在街上看到小孩，她的看法可能完全不同，因为她拥有了母亲的视角，情感方式改变了。

　　这是人人都能看到的例子，在精神世界中，还有很多肉眼看不到的东西。

　　我是大学教师，面对的学生天天都在接受“科学智慧”的训练，我有义务让他们知道世界上还有“小说智慧”。如果他们毕业时，不能多带一个脑袋走，那他的大学也就白念了。

　　爱比超越更重要

　　记者：在现实生活中，只有一个脑袋的人太多了，在网上，为一点小事网友们就会吵成一锅粥。

　　毕飞宇：我倒不认为这是“科学智慧”的结果，恰恰相反，很少有网友在用脑子讲话，多是在用舌头讲话。他们不拼逻辑，只拼嗓音，拼感叹号的数量。

　　社会发展了，依然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认为，今天拥有理性思维比拥有感性思维更重要。说到底，文明就是理性，就是讲道理。

　　记者：作为写作者，该怎样处理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之间的关系？

　　毕飞宇：没什么办法，二者之间的对立永远存在，只能由天性决定。或者去当理性强的作家，或者去当情感丰沛的作家，但你最终会知道，你是无法改变自己的。唯一能改变的是态度，你只能顺应自己的内心去写，接受它的声音。

　　记者：这种冲突会不会让你很痛苦？

　　毕飞宇：我儿子还很小时，我就带他去跑步，一到极限，我就告诉他，熬过这2分钟，你会发现你还有惊人的能量。所以他很小便知道，每个人都有极限，但过去了，好光景就在眼前。我对儿子这么说，对自己也这么说。当我觉得困难时，我知道那是到达了极限，所以一是别急于放下，二是别恐慌。

　　记者：作家要不断超越自己，这其实也是一种煎熬，您会怎么应对？

　　毕飞宇：超越自己一定是好事，但我问过自己，为什么要写作，最根本的原因是爱，而不是超越。所以能超越就超越，超越不了，做的也是自己所爱的事，能从中得到快乐，这就足够了。

　　我从没说我讲的就是对的

　　记者：您是大学教师，如今大学生还读小说吗？

　　毕飞宇：我在南京大学教书，也到其他大学讲座，讲座完学生们会提问，其实回答很容易，提问题更难，从中很容易判断出他们的阅读量如何。从北京、南京的情况看，令人乐观。我1984年在扬州师范学院读大二时，成为学校诗社的社长，可以很荣幸地告诉你，这个诗社现在还在。

　　不过，如今理科生比文科生更关注我的讲座，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理科生的文学课太少？我百思不得其解。

　　小说影响力下降了，也没必要难过。文学不可能再像当年那么辉煌，因为那是个大变迁的时代，文学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在今天，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小众作家，我从来没想成为大众作家，我只为不多的读者而写作，并以此为荣。但中国人口这么多，小众的数量其实也并不小。

　　记者：李敬泽曾说，虚构正变得越来越艰难，您怎么看？

　　毕飞宇：李敬泽还说过另一句话：如果你想写一个长篇，2年内还没写完，第3年就不用拿出来了，因为它已过时了。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3年前你关心的东西，现在还关心吗？3年前的房价，和现在还一样吗？社会变动太快了，让作家应接不暇，我们的眼睛、耳朵、皮肤全都变得迟钝了。过去的历史是有节奏的，作家能适应它，现在真适应不过来。

　　记者：如果学生们没有足够的阅读，他们能听得懂您的课吗？

　　毕飞宇：所以我只讲最常见的小说，如蒲松龄的《促织》、莫泊桑的《项链》、鲁迅的《故乡》等，中学课本里都有，这对我很有挑战性，因为这些小说被许多中学老师讲过。

　　我开始讲座的第二天，电视台兵分两路，一路来采访我，一路去采访各中学的教师，问是否同意我的解读。

　　我特别要声明一点，我从来没说我讲的就是对的。对中学生来说，应以老师的讲解为准，我讲的只是补充，只是打开另一扇进入小说的门而已。

　　记者：打开这扇门的意义何在？

　　毕飞宇：2005年我到法国，有两位摄影师在海滩上为我拍照，他们忙了2个小时，突然，其中一人躺了下来，让我在他面前走过，他来拍。我觉得很搞笑，怎么拍不行，为什么要躺着拍？可转念一想：为什么人家不能躺着拍呢？换一个角度，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发现。读小说也如此，你可以坐着看，也可以跪着看、躺着看。

　　读《红楼梦》就像谈恋爱

　　记者：如今年轻人面对的压力比较大，这或者也是他们不太爱阅读的原因吧？

　　毕飞宇：我不这么看，欧美也处在互联网时代中，可人家地铁、火车、机场里，阅读的人多得让人叹服。他们压力也很大，单就作家来说，我觉得外国作家压力就比中国作家大，不阅读，可能还是生活态度、文化传统的问题。

　　记者：虽然现在年轻人不太读纸质书，可他们读电子书，这不一样吗？

　　毕飞宇：完全不是一回事。对我来说，如果手里没有笔，不能批注、做个记号什么的，那就不叫读书。纸质阅读是延续的，会持续发生影响。几年后翻出来，看着那些批注，你还能想起当初的感受。电子书就不同了，看过就彻底过去了，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读一本400页的纸质书，你大脑就要建构一个400页的体系，而读一本电子书，你大脑建构的体系只有这一屏，所以可以从历史串到体育，从体育串到摇滚，从摇滚串到汽车，最后什么也留不下来。

　　总之，我还是喜欢读纸质书的那种仪式感。

　　记者：您最近在读什么小说？

　　毕飞宇：其实我现在很少看当代小说了，就像刚才说的，小说不再像当年那样，给人以震撼的感觉了。不过我的房间中永远放着一堆经典小说，有时间就会去翻翻。我看老小说的时间远远多于新小说。

　　记者：从书中可见，您对《红楼梦》相当熟，您看了多少遍？

　　毕飞宇：这我就不敢说了，因为在我家，我看《红楼梦》的次数是最少的。我夫人每年都要看一遍，我父亲在“文革”时，晚上点着小油灯还在偷偷看，你说我怎么和他们比？但《红楼梦》的细节我还算熟悉。我年轻时不喜欢《红楼梦》，现在则认为它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读《红楼梦》需要年龄，这就像谈恋爱，不到年龄你谈不了。

　　在我的写作中，对我产生影响的作品非常多，但《红楼梦》对我影响最大，只是从字句上看不出来。

　　俄罗斯文学伟大，是其文学土壤伟大，因为诞生了一大批作家，这个不行那个上，出巨着是必然的。《红楼梦》伟大则是个案、是偶然，完全源于曹雪芹这样难得一见的天才，它恰好落户在中国。

　　我干什么不吆喝什么

　　记者：您写这本书时，心中的目标读者群体是谁？

　　毕飞宇：虽然这些课是在大学里讲的，但我最大的愿望是中学语文老师来读，如果他们能从中受到启发，则将来的孩子们会受益，更多感受到文学的自由与美，特别是文学的自由。

　　记者：也许中学老师们会对您的书不以为然。

　　毕飞宇：没问题，哪怕他们批判我的书也好，就算你完全不同意，你也该知道，小说还有这种读法。谁对谁错不重要，文学不看重结论，看重的是过程。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教人如何读小说，而是想方设法帮人们如何写小说，最重要的是，让大家看到作家是如何思考的，创作的思路是什么，对于想写小说的人，这本书对他肯定会有帮助，比读文学史、文艺理论更有价值。

　　记者：今天想当专业作家的孩子不会太多吧？

　　毕飞宇：在任何时候，我都不会劝年轻人去做专业作家。我也不是专业作家，我有自己的工作，写作只是我的业余爱好。靠写作养活自己这条路太难了，总说干什么吆喝什么，我是干什么不吆喝什么。

　　记者：您一直在健身，这对写作有帮助吗？

　　毕飞宇：我健身的目的不是为了写作，但对写作一定会有帮助。健身让我比同时代的许多作家更健康、更精力充沛。虽然我会写颓废人物、悲剧人物，但我很少感到颓废。写作者内心付出巨大，好身体有利于写作。

　　不怕写得慢，就怕写太快

　　记者：您的下一部长篇何时会出来？

　　毕飞宇：这两年我刻意让放一放，这样才能写下一部。

　　记者：您的写作速度如何？现在网络写手一天得写一万字。

　　毕飞宇：我一天大概要写六七小时，一天大概写1000到1500字。一天一万字太不正常了，人的能力达不到，只能降低对文字的要求，那是我不能忍受的。

　　记者：这么慢？

　　毕飞宇：这还慢？我这个速度很正常，已经算比较快的了。写小说要考虑的因素太多，就像开车一样，如果只看前面，一定会出车祸，你要四面八方都看到。写小说时，要考虑情节、人物、时间、语言等八九个因素，必须综合推进。

　　写小说有一个很麻烦的地方，就是写着写着容易high（兴奋），这时我会刻意把速度降下来，只用两个手指打字。我不担心慢，就怕因为high写得太快。年轻时常干这种事，一下写了很多，第二天早晨起床一看，全是垃圾。不是我给自己找别扭，而是亏吃得太多了，所以现在不得不这么干。

　　如今写到high时，因为写作速度降下来了，所以内心特别快乐，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记者：这种谈小说的书，您将来还会写吗？

　　毕飞宇：一定会写，因为还在讲课，将来可能会谈长篇小说，谈一些专业作家才懂的话题，比如时间，《百年孤独》如果去掉时间因素，恐怕得写八九卷，那就没什么看头了。

　　毕飞宇：着名作家、南京大学教授，两获鲁迅文学奖，并获得第四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和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被誉为“写女性心理最好的男作家”。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