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何玉新

　　被访者：陈河

　　陈河 1958年生于浙江温州，1994年出国经商，现居加拿大多伦多。近年重拾写作，着有长篇小说《沙捞越战事》《在暗夜中欢笑》《布偶》《甲骨时光》等。获郁达夫小说奖、《小说月报》百花奖。

　　印 象

　　停笔经商

　　十年后重归文坛

　　2016年年末，陈河的长篇小说《甲骨时光》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引起文坛关注。在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上，陈河斩获“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这距离他第一次萌生写一部关于甲骨文、考古的小说已有五年之遥。

　　《甲骨时光》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20年代。陈河虚构的人物——甲骨文专家杨鸣条，受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傅斯年所托，来到安阳调查殷墟。抵达安阳后，他发现这里布满了历史雾障。此后十几年，杨鸣条在安阳遭遇到一系列神奇事件，最终找到了商朝的甲骨典籍宝库。围绕殷墟甲骨，陈河用文字引导读者跋涉在中国古老文明的神秘地带，再现了爱国人士在民族危难时刻的文化觉醒和担当。

　　陈河是温州人，上世纪80年代，他的第一篇小文章发表在报纸上。那时候陈河写了不少作品，还担任了温州市作协副主席，他的理想是要写出最好看的小说。但是，现实与理想总有距离。1994年，陈河出国，在阿尔巴尼亚经营药品生意。1999年带着妻女移民加拿大。这期间，他停笔整整十年，但写作仍是他的梦想。2006年，他完成了小说《被绑架者说》，引起国内文坛关注。

　　十几年海外生活的经历，给了他丰厚的生活积累。他打了个比方：“有了自己的粮仓，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有几根挂在墙外晒太阳的老玉米。”他源源不断写出新作品。远离故乡，让他看待历史和生活的视角发生了转变，也逐渐摸索出自己写作的方向。“对于我们这些定居海外的作家，如果写国内当下现实，由于不能身在现场，肯定会有生疏感，乃至失之准确。如果写本身经历过的记忆，或者写历史上的故事，可能会写得更好一点。”

　　旅居国外的陈河经常回国，除了探望亲人，还会到国内各地走一走。行走的过程让他放松，才会注意到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正是因为一次偶然的行走，诞生了《甲骨时光》这本书。陈河说：“或许真如博尔赫斯所说的，一本书本来就是已经存在的，作者只是花力气把它找出来。现在想想，我觉得《甲骨时光》的书稿好像真的是事先存在的，只是被埋藏在某个地方，就像那些甲骨被深埋在安阳的土地下面一样。”

　　被殷墟的神秘图景深深吸引

　　花了5年时间深入研究甲骨文

　　记者：作为作家，您当时为何想到去涉足一个全新的领域，研究甲骨文考古？

　　陈河：说实话，我读书不多，写了一本关于甲骨文的小说，我自己也蛮奇怪的。2011年，我在北京为新书出版做宣传，接下来还要参加全国作代会，中间有一段间隙，我去了河南安阳看殷墟。事先没有任何打算，只是准备去玩一次。但人到了安阳就不一样了。当地有一条河叫洹河，《诗经》对其有过描述，这条河的河床被深深地切开了，河岸披着绿色植被，河底流淌的水呈黛绿色，河中有洲渚，开着水生植物的花。这条河唤起了我对时间的感觉。在接下来的参观中，又不断冒出让我惊奇的展品、让我感叹的故事。我知道了甲骨文是贞卜的记录，内容大到国家战事、播种时节，小到国王的一次牙痛。通过甲骨文，我看见了三千年前商朝神秘而美丽的图景。我被殷墟深深吸引。

　　记者：写这样一本历史背景深厚的书，切入点还是很难确定。

　　陈河：真正刺激我的，是我在礼品摊上买到了李季写的《安阳》。他是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在上世纪20年代回国以后，参加了傅斯年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安阳考古队。书中对安阳发掘做了详尽介绍。这些知识分子在安阳干了十几年，最终取得了巨大的考古成就，把甲骨文以及商朝的那段历史搞得清清楚楚，挖出了很多珍贵文物，这让我非常感动。过去中国的文人只知道在书斋里把玩古董，不屑于也不可能到现场去挖掘。当时国内几次重要考古发现，比如仰韶红陶、北京周口店，都是外国人主持的。傅斯年认识到安阳殷墟的重要性，所以，尽管困难重重，仍组织了安阳考古。我在潜意识中觉察到，这里面将有一个巨大的故事。

　　记者：想到这里面会有故事，但是通过什么途径找到这个故事迷宫的入口？

　　陈河：结束中国的行程回加拿大时，我带走了一大堆书，有邦岛男的《殷墟卜辞研究》、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杨宝成的《殷墟文化研究》、郭胜强的《董作宾传》，行李都超重了。回去之后埋头阅读，通过阅读，我看到了商朝的城市、河流、民居，看到了根据甲骨文的记载而复原的地图。我还发现了甲骨文发掘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加拿大人明义士。他从1914年起就在安阳当传教士，是最早收集和研究甲骨文的外国人之一。

　　记者：看的资料越多，觉得需要继续深入挖掘的东西越多。

　　陈河：我足足花了5年时间才深入到甲骨文文化中。当然我的目的并不是做考古研究，而是要让读者觉得这本书非常好看，除此之外还能宣传我们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我的阅读量已远远超出了我原来的想象和计划。但我觉得，这些东西大大拓宽了我的思路，我没白花时间，最终的产物就是这本书。

　　从《达·芬奇密码》中得到启发

　　让虚构人物在真实历史里完成故事

　　记者：动笔写这本书的时候顺利吗？

　　陈河：最初几章写得很顺利，但问题很快就出现了。写到考古队到安阳之后开始发掘，我的思维就掉进了资料里，一直想的就是挖掘挖掘，推进不了故事。我干坐在书桌前，一整天也写不出一个字。转机出现在2013年，我和妻子去意大利佛罗伦萨参观博物馆，博物馆里正举行《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的新书发布会。冥冥之中似有暗示，我在那一刻明白了，我要适当拉开与材料的距离，把小说往好看里写。

　　《达·芬奇密码》我读了好几遍。我发现西方人对耶稣、《圣经》的知识非常熟悉，跟他们的精神世界有密切联系，一旦在宗教里面找到切入点，会很快调动读者的思维。而我们要说甲骨文有什么密码，我们的大脑里是没有这种共同记忆的。我开始想王国维的故事也很多，是不是可以插几个进去，但是我发现这条路也不通。当然，我还是从丹·布朗、帕慕克这些作家的书里吸取了很多飘逸的素质，吸取了《达·芬奇密码》的技巧。我在书里写到商朝的画，画里有一些新的图标暗示甲骨宝库的位置，破译了这些密码，就能够找到新图的地点。整个故事把破译密码作为推进故事的动力。

　　记者：本来是想写一部虚构的小说，但里面又有大量的史实，这二者之间如何融合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陈河：初稿完成时，我并没有欣喜若狂，因为它没达到我梦想中应该有的状态，但一时我又无力修改，便把它发给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韩敬群总编辑。他看了之后认为，小说有出人意料的新奇之处，但整体叙述上更像一部非虚构的纪实性作品。在他的建议下，我经历了一番痛苦的修改。历史小说可以有非虚构的气质，但更需要作者在写作时充分运用还原的想象力和虚构的想象力，两者缺一不可。我最终卸下了写实的包袱，明确自己要写的是一部小说。在大的故事架构上，尽量做到有史有据，严格考证，但小说主要人物杨鸣条却早已脱开了原型，他不再是历史人物，而是一个完全由我创造出来的小说人物。

　　记者：您的这个创意非常好，让虚构的人物在真实的历史里面完成故事。作家麦家说您的这部小说“让艺术的想象力飞上了历史的天空”，您认为好的小说是要飞起来吗？

　　陈河：好的小说要飞得起来，我一直渴望做到这一点，最后也总算让杨鸣条飞了起来。写到最后我甚至这样想，我所写的所有细节，就是为了让杨鸣条飞起来。杨鸣条支持它飞起来，这个小说就成立了。这个飞起来也不是随随便便的，是要找到好多细节，好多事实，营造一个环境让他飞起来。

　　记者：您的作品是纯文学作品，如何才能吸引大众读者？

　　陈河：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写所谓的通俗小说比写纯文学的精英小说更难，因为通俗小说有更多人要看，而且我们又不愿意牺牲自己的文学品质。如果写得天花乱坠，写得像《盗墓笔记》，觉得不是我们自己的口味。所以一方面想把故事写得好看，另一方面又要保持自己的文学品质，这是蛮挣扎的事情。其实纯文学作家也可以借助通俗文学的表现手法。西方很多很受欢迎的大师，比如博尔赫斯、卡尔维诺，他们也在小说里融入了侦探小说的技巧。我这本甲骨文题材的小说，如果不用这些通俗文学的技巧，普通读者是不会喜欢的。这种技巧还能帮作家看清整个故事，它的效果要比写纯文学小说好得多。

　　对写作始终保持耐心

　　海外文学的概念已经淡化

　　记者：您最早写作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来一度停笔，是什么原因让您重新回到写作这条路上的？

　　陈河：我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写作。那时候我总想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有一个和亲戚到阿尔巴尼亚做药品生意的机会，我就出国了。到海外以后中断了写作，直到2005年才重新开始写。写作这件事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一直存在。再次开始写作，我的感觉比以前要好很多，一方面是自己这十多年的经历，碰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事；另一方面离开中国后，跟家乡在空间上有了距离，回过头来再看过去的事，心里更加明白。

　　记者：过去常常有一种声音，说我先去赚钱，等赚够了钱再回来搞艺术。但兑现的人非常少，您是一个特例。

　　陈河：我这个人做什么事情都坚持不住，但对写作却特别有耐心，坐在那里很长时间，一个字写不出来也不会烦。我觉得写作就像长跑，需要慢慢积累。当然我也通过十几年的经商把自己的经济问题、财务问题都解决和安排好了，我可以不靠写作吃饭，用一种比较职业的方式去从事写作。

　　记者：谈谈您平时写作的状态。

　　陈河：我现在的状态是，不管有没有灵感，一定会用每天早上的时间去写作，然后中午休息一下，下午会看一些书，去游泳、散步，偶尔也会写一点。我每天也就写那么一两千字，每天写一点，积累起来就是一个好作品。在写作方面我是一个比较勤快的人，自己的写作中断了10年，等到重新开始写的时候已经快50岁了，但是从恢复写作到现在我已经出版了10本书，应该说是蛮高产的。我觉得自己还能继续写下去，目前在同时筹备好几本书。

　　记者：在海外生活的华文作家与国内的作家相比，状态有哪些不同？

　　陈河：现在海外从事华文写作的人挺多的，但说实话，他们大多是利用业余时间创作，偶尔在报纸上发一发文章，有一部分会印书出版，但专职写作的不多。海外华文作家跟国内相比，无论是资源还是人数，都没有可比性。当然国外还是有非常成功的作家，比如严歌苓。

　　在中国国门还没有打开的时候，大家对国外的事物非常好奇，如果一个人用文章把国外的生活写出来，大家都会觉得好看。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出国，在巴黎、纽约的街头随处可见中国人，大家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都看过了，于是所谓的海外文学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我写作的时候一直没有“海外”这种观念，我就是一个写作者，不过是居住的地方不一样而已。

　　陈河口述

　　无论走多远

　　文学始终在我心里

　　我是温州人，1976年当兵，在部队打了几年篮球，复员后，在温州汽车运输公司当个小干部。那时大家都是文学青年，我写过一些小说，但一直没有像样的作品。我读到海明威的一句话，他说一个菜鸟去学写作学了5年，假如这5年一点成就都没有，那就不要再写了。

　　决定到阿尔巴尼亚去做生意时，我没想过以后会回归写作。 我们做药品生意，从中国进口青霉素、扑热息痛、链霉素这类药。第一个集装箱都是青霉素，标签上只印着中文。人家让我们改过来，用不干胶印一个阿尔巴尼亚语的说明贴上去。那个货柜有几千箱，每箱有1000瓶，手工改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我们的房东说你交给我，我让邻居们帮你贴，一箱青霉素一美金就可以搞定。结果第二天早上，屋子外面的人都在排队等着领青霉素回去贴标签。

　　那里的人特别悠闲，早上7点上班，下午3点下班，下班以后吃中饭，饭后睡一觉，黄昏时所有人都会出来逛街。繁华地带的街道上、花园里都是人，大家很开心。到了周末，不管有钱还是没钱，人们都会到海滩去游泳、喝啤酒。

　　可能稍微有点年纪的人都记得，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看过很多阿尔巴尼亚电影，比如《宁死不屈》《广阔的地平线》。有一天傍晚，我们去边境的一座城堡。我看到一棵树，树下有一个少女雕像。当地人告诉我们，这个雕像是电影《宁死不屈》里主人公米拉的塑像。《宁死不屈》对我来说是很遥远的记忆，多年后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又接触到电影里的人物原型，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文学的时刻。离开中国，我以为再也不会接触到文学，但那时候我反而走到文学里面。我发现，原来文学一直在我心里，始终没有被遗忘。

　　1999年2月，我带着太太和女儿移民去加拿大多伦多。那天气温低到零下二十摄氏度，说好来接我们的移民律师没有来。我们上了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去一家离唐人街比较近的旅馆。就这样，我们一步一步开始了移民生活。

　　2005年，我在出国后写了自己的第一个中篇小说《被绑架者说》，寄回国内，发表在《当代》上。后来的小说，又在《收获》《人民文学》《中国作家》等刊物发表，也出了几本书。我本身是一个小生意人，如果不回到写作，大概也跟温州小老板们差不多，打打麻将，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幸好，文学又成了我最后的归宿。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