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与刘以鬯
本文作者与刘以鬯夫妇
采访者：陈志明
被访者：刘以鬯
刘以鬯先生，原名刘同绎，字昌年。1918年12月7日生於上海，祖籍浙江镇海。代表作品：小说《酒徒》、《对倒》、《寺内》、《打错了》、《岛与半岛》、《他有一把锋利的小刀》、《模型．邮票．陶瓷》等；评论《端木蕻良论》、《看树看林》等。《刘以鬯中篇小说选》和《对倒》，分别获第四届和第六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小说组推荐奖。2014年获香港艺术发展终身成就奖。
刘先生在文学上独标“与众不同”。这个“与众不同”，一是他与其他作家的不同，二是他每篇小说都与自己的其他小说不同。在创作上，这是很难得的。刘以鬯在文学史上的位置很重要，他小说的文本价值远被低估。现在通行的文学史，只将刘先生放在一个常规的位置，这是一种损失。
2015年9月18日下午，在刘以鬯研究专家梅子先生的安排下，笔者有幸采访了当代文学大家刘以鬯先生。采访在刘先生家中进行，刘太太全程陪同。和笔者一起的还有中国新闻社的记者贾思玉小姐。
采访大约历时三个小时，期间略有休息。刘以鬯先生虽年届百岁，但精气神都很好。“你的采访提纲我看了，你很懂我。你说要来采访，我早早的就在等你。”他说。提起百年文坛往事，他更是历历在目，如数家珍。刘先生出道甚早，小学一年级就已经开始为报刊撰稿。随后办报、办刊，开办出版社，长期扶持大批作家。张爱玲比他小两岁，他曾多次见到张爱玲去隔壁杂志社投稿，亲眼看着张爱玲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徐訏比他大十岁，徐訏的作品，也大多交给他主持的出版社出版。张爱玲和徐訏都是海派作家，我们此次的采访，也是从海派、张爱玲等谈起。
上海往事：海派、圣约翰大学、张爱玲
记者：刘先生虽然祖籍浙江，但“土生土长”是在上海。有评论说，您有着浓重的“上海情结”。请您谈谈您心目中的上海及海派文化。
刘以鬯：我在上海出生，在上海长大，在公共租界受教育。关于“海派文化”，我想讲不同。上海的“海派”其实有很多，走得方法不是相同。上海人跟北方人走得路也不一样，跟广东、广西走的也不一样。也有很多其他地区的大作家，后来他们到上海去做事、写稿，像萧红他们是东北的作家。所以上海跟其他地区文学都有一定的关系，不是简单一个“海派”所能概括。
记者：刘先生在年轻读书时的理想是什么？
刘以鬯：这个很容易讲。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喜欢文学，就想长大了做一位文学家。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因为我的作文好，到二年级时，学校就安排我直接升到五年级。二、三、四年级都不用读了。
记者：您的文学启蒙，就是最初是谁带你喜欢文学的，你为什么会喜欢文学？
刘以鬯：没有谁启蒙我，我从小就喜欢。我一年级时就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刘太太插话：这个是他自己真实的故事，我以前以为是他编的。这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
记者：刘先生194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请您谈谈您的大学生活。
刘以鬯：我七岁开始上学，在上海闸北三育小学毕业，随后升入南市大同大学附属中学。在中学期间，喜欢阅读新文学作品，曾加入无名文艺会与狂流文艺会学习写作。差不多与此同时，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中学毕业后，进入著名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因为抗战时期，那时候学校搬到租界。大一大二在区内的大陆商场上课，那个商场很大。大三大四改在梵皇渡校内上课。
记者：请谈谈您对圣约翰大学的印象。
刘以鬯：上海圣约翰大学前身是创建于1879年的圣约翰书院，1905年升格为圣约翰大学，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大学之一。出了很多人才，影响了中国及世界近现代史的无数领域，像顾维钧、宋子文，文学家林语堂、张爱玲，出版家邹韬奋等，都是毕业于圣约翰大学。
记者：您说您在中学时期就开始发表小说？
刘以鬯：对。当时我在无名文艺会学习写作，时间大概是1933年。无名文学会是作家叶紫发起的。关于叶紫的资料，大家都知道《无名文艺》杂志，但很少有人提到无名文学会。这个会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能算是一个重要的团体，不过对于研究叶紫的人，这个团体的重要性不应忽视。实际上，在《无名文艺》出版之前，无名文学会就成立了。会员不足百人，大多是年轻人。
记者：您当时多大？发表的文章叫什么还记得吗？
刘以鬯：我那时大约十四五岁，住在租界。文章名字叫《流亡的安娜》，内容大约是白俄女人在租界怎样勾引男人赚钱。文章里的那些俄国名字是我从俄国书上直接抄来的。记得当时由一个同学帮我拿给朱旭华先生，朱先生看了，认为可以发表，就发在了他主编的《人生画报》上。（梅子补充：发表时篇名叫《安娜?芙洛斯基》，刊发在《人生画报》1936年5月10日第二卷第六期上）
记者：那么年轻就开始发表作品，很了不起了。
刘以鬯：除了写文章，我还喜欢打篮球。我中学开始打篮球，到大学是校队。我是右手写文章，左手打篮球，可以说是“文武双全”。（说着抬起左手）可是这个地方打篮球受伤了，一个篮球把三个手指都坏掉了。
记者：您在大学当时读什么专业？
刘以鬯：当时读哲学，是英文授课。当时只有一科中文，其余全是英文。那个中文教师就是住在我家隔壁的《西风》杂志的总编辑，名字忘记了。我门牌号是196号，他是186号。那个时候我常常看到张爱玲拿着稿子去投稿。
记者：张爱玲当时在上海。那个时候张爱玲有名气吗？
刘以鬯：她是刚刚投稿，还不出名。她也不认识我，我因为住隔壁，所以能看到她。见多了，才知道她叫张爱玲。我那个时候也刚刚开始写稿。
资料链接：据张爱玲著译年表，1940年，张爱玲参加《西风》杂志三周年纪念征文，处女作《我的天才梦》获名誉奖第三名。次年，征文活动的文集由上海西风出版社出版，该文收录其中。刘先生所说的投“稿”，应该就是这篇文章。
重庆故事：千里接力、电讯翻译、《四世同堂》
记者：您离开上海去重庆是哪一年？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刘以鬯：1941年夏，我在圣约翰大学毕业。到了冬天，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上海沦陷。当时传闻日本人要抽壮丁，我父亲担心的不行，让我马上离开上海去重庆。说起我去重庆，有个很传奇的过程。当时我父亲亲笔写了几封信，让我沿途分别去找他的几个朋友，说这些人可以一路让我走到重庆。我先到了宁波，找到一位姓曾的先生，把信交给他，他就安排我去宁海。到了宁海，再找一位叫刘祖汉的先生，刘先生看过信，先让我住在他家，大概住了五六天，他家的孩子跟我已经很熟悉，又安排我去龙泉。到了龙泉，把信交给一位徐圣禅先生。徐先生又安排我去赣县，见到一位姓杨的先生。杨先生见到信，二话没说，就安排我去重庆。
我拿着父亲的信，每到一个地方总可以有生活费用和交通工具。我这样一路从上海到浙江、江西、桂林、贵州，就这样千里接力，一路过去，就到重庆了。
记者：真是一个传奇的经历。
刘以鬯：是呀。当时兵荒马乱，万一有一位找不到，我就走不到重庆了。所以我很幸运。
记者：1942年春天您来到重庆，身兼两份抗战大报《国民公报》、《扫荡报》的副刊编辑。请您谈谈当时的经历。
刘以鬯：到重庆以后，因为一时找不到工作，我就先寄居在亲戚开办的铁工厂里。我有位哥哥当时在重庆当外交官，有时候我也会住他那里。他住宿舍，我就睡在他床边的地板上。几个月后，一个偶然的机会，遇见父亲的一位朋友曾通一先生。曾先生是《国民公报》社长，听说我正在找工作，就说，不用找了，来我报社做编辑吧。就这样，我就过去编副刊。几个月以后，圣约翰大学的同班同学杨君介绍我去《扫荡报》，收听新闻广播。我因为英文好，到那边更能发挥能力，于是就过去《扫荡报》。《国民公报》这边，反倒成了兼职。
记者：一身而兼两份大报的要职。
刘以鬯：在抗战时期，重庆有七家大报，其中两家大报的副刊是我编的。那时候条件艰苦，大家都不容易。
记者：陆晶清就是那时候认识的？
刘以鬯：对。陆晶清当时担任《扫荡报》副刊主编。她1944年赴英，她的工作由我接替。她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虽然长相娇小，头脑却很灵活。她谈吐机智，又开朗幽默，偶尔讲一些笑话，逗得我们哈哈大笑。我在《扫荡报》工作期间，得到过她的不少帮助。我兼编《国民副刊》，为了充实内容，需要一个有份量的长篇创作，她就介绍焦菊隐给我认识，请焦菊隐为《国民副刊》来写长篇。
记者：您在《扫荡报》前后多久？有哪些值得记忆的事情？
刘以鬯：大约三四年吧。我进去《扫荡报》以后，社长黄少谷先生让我收听广播，主要是收听全世界各电台的英语新闻，把有价值、能使用的讯息纪录下来，译成中文。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电讯翻译。我以前从未做过这种工作，也不知是否能胜任。
有一天晚上，我在资料室收听英国BBC的新闻播报，忽然听到一则重要新闻。这则新闻的内容很简单，只有一句话，但传递的信息很重要。这句话是：“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阵亡。”凭着做新闻的敏感，我知道这句话很重要。我马上把它记下来，让助手转交给总编辑。总编辑随即向我求证。他怕我听错，我说不会。因为当时在时间上已经截稿，总编辑于是就赶快跑去排字房，临时撤下头版头条，把这则新闻作为头条于次日发布。
第二天我到了报社，翻阅各报，发现除了我们《扫荡报》之外，竟然没有一家报纸报道这个新闻。我很高兴，庆幸拿到了这么重要的独家新闻。不料到了编辑部，感到气氛沉重异常，总编辑和其他同事坐在那里，沉默不语。我记者了一下，才知道社长正在为这件事情担忧。理由是：这么重要的新闻，别的报纸为什么不登？
我不禁也跟着紧张起来。虽然我相信自己不会听错，但毕竟没有工作经验。回到资料室，正在发愣，陆晶清打电话来安慰我。这更加重了我的不安。
到了傍晚，《新民晚报》也登出了同样的新闻，也是头版头条。我大喜，马上打电话给陆晶清。她告诉我，《新民晚报》的消息，经核实，也是转载我们《扫荡报》的。
到了吃饭的时候，我一口也吃不下，就走去资料室写辞呈。写了一半，电话铃突然响起来，我拿起听筒，听见陆晶清在那头很兴奋的告诉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阵亡的消息已获证实，社长高兴极了，对你称赞不已，说你为《扫荡报》立了一大功。”
记者：提着的心终于放下来。
刘以鬯：是呀。我都想好了，事情如果有误，我就辞职。但事情最终没有错，我就不用辞职了。（笑）
资料链接：根据公开资料，当时阵亡的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就是日军侵华主犯之一山本五十六。日期应该是1944年4月18日。
记者：老舍的《四世同堂》最早就是发表在您编的副刊上？
刘以鬯：是的。陆晶清离开后，我接替她继续编《扫荡报》副刊。当时副刊正在连载徐訏的《风萧萧》，即将刊完时，黄少谷社长记者我：“我们需要一部既叫好又叫座的长篇小说，你有没有好的人选？”我说：“老舍是最理想的人选，他的小说写得很好。”黄社长说：“我在英国时和老舍很熟，如果你认为可以，我这就写信给他。”过了几天，老舍的稿子就寄来了，用毛笔写在十行纸上，写的很整齐，连标点符号都很规矩，有的地方也有删改，但改的很小心。题目就是《四世同堂》。
记者：那应该就是第一部《惶惑》了？
刘以鬯：内容是，但当时不叫“惶惑”。当时没有分部的意思。分成一二三部是后来结集出书的事。连载时就叫《四世同堂》，没有“第一部”字样，也没有“惶惑”。
记者：一共连载了多长时间？
刘以鬯：大约一年多（1944年11月10日至1945年9月2日），直到日本投降才告一段落。作为编辑，我当时很愿意《四世同堂》能继续连载，直至载完。但老舍坚持要休息一下。他当时住在北碚，身体不大好，但非常刻苦。长篇“休息”了，偶尔还会写一些短文寄给我发表。
怀正文化社：徐訏与《风萧萧》、姚雪垠、柯灵
记者：抗战胜利后，您就回到了上海？
刘以鬯：1945年，抗战胜利后，《扫荡报》易名《和平日报》，要在上海建立分社。我就回到上海，以主笔名义编上海版的《和平日报》副刊，前后大约一年。
在离开重庆时，报社告知我，让我代表《扫荡报》去参加日本投降的仪式。中国经过八年的浴血抗战，这才取得最终胜利。日本投降仪式是一个必定载入史册的重要时刻。当时参加的中国代表是徐永昌上将，美国代表是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地点选在停泊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海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时间是1945年9月2日上午，定在九时开始。但我想家，想早一天赶回上海。结果报社就派其他人去了（刘太太补充：黄少谷让他去，他不去，结果他要回上海。黄少谷之后在台湾一直做到“外交部长”“行政副院长”）。
记者：为什么让您去？
刘以鬯：我在《扫荡报》，《扫荡报》是国民党官方办的。民间报纸也有代表去。《扫荡报》是代表官方去。
记者：为了早一天回家，主动放弃了这么一个见证历史的重要时刻。
刘以鬯：我那时只想回家。
记者：怀正文化社，就是这个时期创办的？
刘以鬯：抗战的时候我的父亲在上海。我父亲在上海死的时候，我在重庆。我父亲留下一笔钱，这笔钱分三份，一份给我的母亲，一份给我哥哥，一份给我。上海有两栋房子，一栋给我哥哥，一栋给我。抗战胜利后，我回到上海，以主笔名义编上海版的《和平日报》副刊，前后大约一年。1946年，我离开《和平日报》，开始创办“怀正文化社”，主要出版中国新文学作品。社址就设在我那栋房子，我家里。为什么叫“怀正”？因为我父亲名浩，字养如，家中堂名为怀正堂，均从“浩然正气”取义。我为着纪念父亲，所以叫“怀正”。那个时候不管什么书，像农村小说、现代派等，我都喜欢。叶灵凤、穆时英这两人我都喜欢。那个时候在上海我就是走这样的出版路线。施蛰存、戴望舒等的作品，当时都是交给我来出版。
记者：海派作家中，您和徐訏交往很深。请您谈谈您所认识的徐訏先生。
刘以鬯：我和徐訏是在重庆认识的，但此前就有渊源。刚才给你讲到千里接力的故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离开上海去重庆，先是抵达龙泉，拿了父亲的信去见浙江地方银行董事长徐圣禅（桴）先生。圣禅先生介绍另一位徐先生与我相识，说他也是到内地去的，要我跟他同乘一辆便车（运载货物的木炭车），路上可以得到照应。他对康德有研究，也懂得一点治病的方法。在前往赣县的途中，我背部生疮，他亲自为我敷药。 这位徐先生，就是徐訏的父亲（按：即徐荷君，又名徐曼略、徐韬，清光绪三十年举人）。
到了重庆，杨彦歧介绍我与徐訏相识。我说出这件事之后，徐訏与我一下子就熟得像多年老友了。从那时起，我与徐訏就常常见面。徐訏那时在重庆一家银行担任研究员，住在川盐银行的宿舍里。他住的地方，是顶楼，面积很小，低低的屋梁上，用揿钉钉着两三张明信片。明信片上是他自己写的新诗。
在战时的重庆，当我为《国民公报》编副刊时，徐訏不但常有稿件交给我发表，还常常介绍中央大学学生的稿件给我。我进入重庆《扫荡报》时，徐訏的《风萧萧》就在《扫荡副刊》连载。
记者：徐訏的《风萧萧》，在当时有很大的轰动。
刘以鬯：是。怀正文化社出版的第一本新文学作品，就是徐訏的《风萧萧》。他属于现代派，我不是十分喜欢。不过他的小说畅销，能够赚钱。《风萧萧》这么厚一本（一边说，一边拿手比划），定价八块钱，一年印了三版，卖得很好。这是他的代表作。
他先是以《扫荡报》驻美特派员的名义到美国去。等我办出版社时，他从美国也来到上海。“怀正文化社”这名字就是他给取的，一开始不叫“文化社”，叫“怀正出版社”。他认为叫文化社，覆盖面更大，业务上同时也可多做一些。他刚来的时候，没有地方住，就住在我出版社的亭子间。
（资料链接：据徐訏大事年表：1946年，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与刘以鬯办“怀正文化社”）。
记者：那时上海住房很紧张。
刘以鬯：是。徐訏之外，还有姚雪垠。姚雪垠也住过，他就住在我二楼的书房。我们出版社的书全部放在二楼，他就住在书房。徐訏住亭子间，姚雪垠就住书房。
记者：姚雪垠也住过？
刘以鬯：住过。我那个时候也喜欢姚雪垠的小说，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我都喜欢。我那个时候20多岁，我就喜欢我们中国人的作品。
说姚雪垠是文学天才，绝非过誉。多年来，他的作品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抗日战争爆发后，读者因为读不到优秀作品而怀疑“文艺无用”，他的《差半车麦秸》发表，使广大读者恢复了对作家的信心。抗战胜利后，他又写了长篇小说《长夜》，使真正爱好文艺的读者读到了出色的长篇创作。这两本作品，都是我给他在怀正文化社出版的。
（资料链接：据姚雪垠著述年表：“1947年，《差半车麦秸》(短篇小说集)，怀正；《长夜》(长篇小说)，怀正。”均注明系“怀正”出版）
记者：据资料显示，好像您当年就计划为姚雪垠出版作品集？
刘以鬯：当时叫《雪垠创作集》。上海那时候是全国出版中心，书店林立，像“怀正”这样的新出版社，想出好书，并不容易。不过，我很固执，除非不办出版社，否则，非出好书不可。“怀正”成立后，出版范围很窄，不出杂书，专出高水准的新文学作品。
在战时的重庆，剧作家徐昌霖与我很熟。战后我们都回到上海。有一天，他到出版社来看我，谈到姚雪垠，才知道这位优秀的小说家也从河南来到上海了。我一向爱读姚的小说，对于他在小说艺术上的成就，我是非常钦佩的。因此，我请徐昌霖介绍认识，计划为他出《雪垠创作集》。
为了使姚雪垠安心写作，我请他到出版社来住。姚雪垠热爱写作，所以写的很用功。就那时的情形来说，“怀正文化社”谈不上给他什么帮助，充其量只是同事们的鼓励与一个清静的环境而已。
就这样，作为《雪垠创作集》第一种，怀正文化社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差半车麦秸》。后来，又陆续出版了另外三种。这四本书的次序是：一、《差半车麦秸》，二、《长夜》，三、《牛全德和红萝卜》，四、《记卢熔轩》。
这就是怀正文化社出版的《雪垠创作集》。姚雪垠对自己的要求比读者对他的要求更高。收在专集中的四本书，都是他自己在那个时期认为满意的作品。
记者：那真是出版史上的值得骄傲的事情。你们当时就有着自己的文化圈子。
刘以鬯：当时上海大光明剧院隔壁有一个国际饭店，好多作家都是在那个地方见面，都是在那边结识的。我每天下午都在那儿喝茶。我们约谈一些事情，大概就是又有谁要把稿子给我出版。大光明也有一家戏院，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常常在那个地方喝茶、看戏、谈出版。有时晚上也去跳舞。
记者：生活还是很自如的（刘太太插话：那个时候的生活是大少爷的生活）。
刘以鬯：那个时候我每天上午上班，下午就到大光明国际饭店去喝茶会友。像端木蕻良、柯灵等，很多人都在那个地方认识的。
记者：据说柯灵先生亲自为您送过稿子，当时情形是怎样的？
刘以鬯：不是送稿子，是送稿费。柯灵是前辈作家，他当时在上海办报刊。我记得当时是在上海胶州路，有一天柯灵到我家，大概是给我送一笔稿费。我当时就认识他，我们两个人之后就在静安寺电车站那儿喝咖啡。
（资料链接：据柯灵生平大事记：抗战胜利后，柯灵回到上海，任《文汇报》主笔，主编《读者的话》，又兼编《新民晚报》副刊《十字街头》，同时参与创办政治性期刊《周刊》）
记者：您以前就认识柯灵先生？
刘以鬯：我在大学读书期间，曾向《文汇报》的文艺副刊“世纪风”和《大美报》的文艺副刊“浅草”投稿，这两个副刊当时都由柯灵先生主编。
南来香江：《西点》与《星岛周报》、孙伏园、叶灵凤
记者：您是哪一年离开上海到达香港？
刘以鬯：1948年。当时金融大混乱，我结束了怀正文化社的工作，于年底到了香港。我记得我单独一个人坐从上海到香港的飞机，我还记得到香港后，在半岛酒店取我托运的行李皮箱。之后我就到了六国饭店。我有一个亲戚在湾仔住，六国饭店当时是他帮我预定的。最早来香港就是这样。
当时本来是想在香港继续办出版社，随身也带了一批在上海组到的书稿，但因为条件不成熟，就放弃了。在香港住了一段时间，经友人介绍入《香港时报》编副刊。
记者：您同时还担任另外两家报刊的主编？
刘以鬯：那是在1951年，上海的《西点》在香港复刊，由我担任主编。《西点》是一本以译文为主的综合性杂志，性质有点像黄嘉德编的《西风》。那时候，香港文坛似已失去活力，大部分杂志都走通俗路线。为了满足文学爱好者的需求，我以一半的篇幅刊登短篇创作。我认为这种改变能使人耳目一新，说不定可以收到好的效果。但是杂志负责人却认为我这项改革违反传统，要求我少登文学创作。
你说的另外一家是《星岛周报》。《星岛周报》于1951年年底创刊，比《西点》在港复刊早十天。我在编辑《西点》的同时，也担任《星岛周报》的执行编辑。这本杂志也是综合性杂志，并不以文学内容为主，编辑委员虽阵容强大，像曹聚仁、叶灵凤、易君左、徐訏、李辉英等，都是文艺大家，却不能刊登水准较高的文学作品。我曾因发了孙伏园的《鲁迅先生的小说》而受到责备。
记者：孙伏园先生的这篇论文，以前没太注意。
刘以鬯：还是在上海办怀正文化社期间，我和姚雪垠计划出版一种刊物，叫做《小说杂志》，专门刊登小说和小说评论。在筹备的时候，我们决定请伏老写一篇文章，登在创刊号上，以壮声势。信由姚雪垠执笔，寄出不到一个月，伏老就寄了一篇论文来，题目就是：《鲁迅先生的小说》。这是一篇难得的佳作，使我们得到极大的鼓励。我们对计划中的刊物，信心大增。
记者：这篇论文好像也没怎么见到过。
刘以鬯：孙伏园写过两篇文章，题目相同，都是《鲁迅先生的小说》。 第一篇《鲁迅先生的小说》，刊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出版的《宇宙风》，与《民间》半月刊同时登载，副题是“谈《药》”，三千五百字左右，只讨论《药》，未及其他。 第二篇《鲁迅先生的小说》，长一万两千多字，全面地讨论鲁迅小说，见解精辟，堪称权威之作，就是交给怀正的这篇。当时因大局混乱，通货出现前所未有的恶性膨胀，加上战区逐渐扩大，战火到处蔓延，出版社的业务根本无法展开。出版社陷于停顿状态后，我离开上海来到香港，怀着一个希望，就是出版社在香港复业，并出版《小说杂志》。有了这种打算，虽在匆促间，也将约来的稿件带来了。抵港后，住了一个时期，鉴于客观条件太差，只好取消这个计划。我进《星岛日报》参加《星岛周报》编务后，由于佳作难求，便将伏老的论文登在《星岛周报》上。文章由我发排，篇首的“编者按”也是我写的。
记者：字数那么多，应该是连载？
刘以鬯：对，是连载的，没有连载完。这篇论文，一直没有受到重视，沈鹏年辑《鲁迅研究资料编目》，收罗详备，这篇也没有列入。一直到90年代，小思找我要这篇稿子，重新发表在内地《鲁迅研究月刊》上。 《鲁迅研究月刊》当时加了编者按，简略叙述了该文撰写、发表的经过，其中提到我。
资料链接：《鲁迅研究月刊》1991年第9期，刊有该文，前有编者按云：“这是孙伏园先生全面论述鲁迅小说的一篇文章,长一万二千余字,原拟交刘以鬯、姚雪垠计划出版的《小说杂志》发表。1948年秋,刘以鬯主持的怀正出版社因通货膨胀而倒闭,该社酝酿中的《小说杂志》随之流产。1951年,刘以鬯任香港《星岛周报》编辑,由于佳作难求,便将此文刊于该报,并亲拟了按语。但不知又因何故,此文未能刊完,因而未能引起鲁迅研究界应有的重视。香港中文大学小思女士应本刊请求,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这篇发表于四十年前的文章,交本刊重新刊发,以飨读者。”
另，刘以鬯先生当年在《星岛周报》写的“编者按”原文如下：“这是孙伏园先生三年前应上海《小说杂志》之请写的特稿,见解深邃,分析精辟,实为近年研究鲁迅作品最具权威性的作品。《小说杂志》当年因登记记者题未能发刊,因此,伏老的这篇好文章也一直就没有得到一夕发表的机会。本刊同人兹商得该杂志负责人同意，将此稿移交“星周”发表，俾使爱护“星周”的读者能够早日读到这篇难得的佳构。伏老与鲁迅是多年老友，《阿Q正传》即在伏老所编之副刊发表，以伏老之才来论鲁迅的小说，当然是最合适的。”
按：孙伏园《鲁迅先生的小说》分两期在《星岛周报》连载，时间分别是：1951年12月7日；1952年1月3日。文后注明“待续”字样，可见未完。1991年《鲁迅研究月刊》原封不动转载，至“待续”二字结束，可见当年小思也只是找到了原报的内容（也许是刘以鬯先生提供的样报剪报），双方都未能提供已刊载文字之后的“待续”部分。
记者：叶灵凤当时也是很活跃的一位作家。记得您写有一篇记叶灵凤的回忆录？能不能谈谈你们之间的交往？
刘以鬯：认识叶灵凤，也是在1951年《星岛周报》初创的时期。《星岛周报》每期附有画刊，由梁永泰编辑；其中不少珍贵图片都由叶灵凤提供。叶灵凤学过画，有时需要什么图片，一般都找他要。他有的，就提供，没有的，就凭记忆画一幅出来。 他对考证工作也有浓厚的兴趣。他每一次供给“星周”用的图片，诸如“五百罗汉”、“慈悲妙相”、“兰亭遗韵”等，都是极好的材料，不但丰富了“星周”的内容，还提高了“星周”的水准。
除了图片与图片说明外，叶灵凤几乎每期都有文字稿交给我们。稿子的范围很广，有的谈香港掌故，有的谈美术，有的谈文学，有的谈习俗，有的则是考证。叶灵凤为“星周”写的稿子多数署“叶林丰”；图片说明只加一个“丰”字。
在香港，煮字谋稻粱，不会不受到商业社会的压力，能够坚守“文章防线”的，少之又少。记得有一次，在新闻大厦旁边的人行道上遇到叶灵凤，他感慨地对我说，香港有很多的“小说”，只是严肃的文艺作品少之又少。 我说，通俗小说在这里容易变钱，绞尽脑汁写出来的严肃作品，往往连发表的地方也找不到。朋友中，叶灵凤书读的最多。他和鲁迅一样，也很愿意与爱好文艺的青年接近。一次举行过座谈会，他对我说：“什么时候请这些年轻朋友到我家里去喝茶。”
下南洋：新加坡、吉隆坡与美丽爱情
记者：1952年先生到新加坡，任《益世报》主笔兼副刊编辑，随后担任吉隆坡《联邦日报》总编辑。您在新加坡、吉隆坡那一段时期的资料较少，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
刘以鬯：我在新加坡五年，其中一年在吉隆坡。我在新加坡担任《益世报》主编兼编副刊，几个月后，因亏损过巨，《益世报》停刊。当时吉隆坡有一个报纸叫做《联邦日报》，1953年，他们请我去当总编辑。我一个人坐火车到吉隆坡，到了发现他们连校对都没有，编辑、划版、校对，从第一版到最后一版所有工作全由我一个人做。这样做了大概一年，他们也挣不到钱，计划停刊，我就坐火车又回到新加坡。（刘太太插话：他在新加坡也编过几份报纸）在新加坡我也办了好几家报纸，像《新力报》、《中兴日报》、《锋报》、《铁报》、《钢报》、《生活报》、《狮报》等。
记者：在新加坡一共待了五年？
刘以鬯：五年。五年中我积累了很多生活见闻，我把它们写成几十篇短篇小说，陆续发表在《南洋商报》上。前几年结集出书，书名就叫《热带风雨》。那是我在新加坡的真实见闻。
记者：您和您太太是怎么认识的？
刘以鬯：这些就不说了（刘太太补充：我原籍广东，在香港学习现代舞。后来签约了一家艺术团，经常随团到南洋一带各大城市演出。从1952年起，我先后随团到了新加坡三次，1956年我们结识，然后开始交往。1957年，我们回到香港并结婚。从那时起，我们未曾分开超过24小时）。
我住北角的时候，她主要处理家务，我每天早晨起来吃一点东西就写稿。大部分日子她看电视，当英国女王出来时（电视节目），我那个稿子如果没有写完，就不能陪她，只好继续写稿子。那个时候生活就是这样，全部家务是她一个人在处理。那个时候有《明灯日报》等三家日报都要我的小说。我只顾写稿子，送稿都要请人去送。他每天来取，我拿一些钱给他，让他帮我把这个稿子送到《星岛》、《快报》。我连送稿的时间都没有。也有时候是报社派人来取。一天超过十篇连载，这个情况大概写了十七八年，总共有六七千万字（刘太太补充：剪报现在还有。报纸写的很多觉得不是很好，所以就没有出书）。
记者：刘先生的创作量很大，写了这么多，有没有出版全集的计划？
刘以鬯：有计划，已经在进行编辑整理，但是还没有完成。六七千万字，减去这些文学价值不高、娱乐读者的小说不收，留下来的大概还有三百万字左右。
记者：规模真是宏大。一路写过来，觉得辛苦吗？
刘以鬯：那个时候为了生活，为了日子好过一些。我在报纸上写的，一天要写一万一两千字。就这样，我写了十八年左右。我每天早晨开始写稿，家里面就她一个。如果哪天写的快一些，我们两个就有时间到楼下坐一辆白牌汽车（无证出租车）出发，渡海轮到尖沙咀去喝咖啡。那个时候觉得人生最快乐的事就是这样。
记者（对刘太太）：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就是陪着您喝咖啡。（刘太太开心的笑）
回到香港：从《浅水湾》、《大会堂》到《香港文学》
记者：从新加坡回港后，您继续从事报纸副刊的编辑工作，曾主编《香港时报?浅水湾》、《星岛日报?大会堂》等。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
刘以鬯：当年初到香港时，我就经友人介绍去刚创刊的《香港时报》做编辑，编的是副刊。1957年从新加坡回到香港，《香港时报》高层邀请我为他们继续编副刊。编了一段时间以后，报纸销路停滞不前，报馆当局决定改版，要我兼编《浅水湾》。我接编后，将《浅水湾》逐渐改为文学副刊，曲高和寡，一年后改为综合性副刊。1981年秋，《星岛晚报》决定增加一个纯文学周刊，邀我编辑。我给这个周刊取名《大会堂》。前前后后我编这两个副刊编了近30年。
记者：您当时的编刊宗旨是什么？
刘以鬯：编《浅水湾》时期，我注重现代文学与文艺思潮的介绍；编《大会堂》，我比较注重对香港本土文学的培养。
记者：据说您用稿的标准是“认稿不认人”？
刘以鬯：对。认稿不认人。通常情况下，很多作者我并不认识。主要是看稿子质量，稿子写的好我一定会用，而且发表很快。当时给了很多年轻人发表的机会。有些作者是在写稿很长时间后才见面认识。
记者：也斯也是后来才认识的？
刘以鬯：也斯来投稿，当时是年龄很小的作者。那个时候我们办公还在北角。我们负责发稿费的那个女的不给他，他就找到杂志社，直接见到我，说，我的稿费她不给我。我就站起来记者，他的稿费呢？那女的说，他还是个孩子，怎么会是作家？我说，他是年纪轻能够写文章，应该把稿费给他。所以那个时候也斯才拿到稿费。
记者：也斯当时多大？
刘以鬯：十几岁。也斯我当时对他寄予厚望，他小说、散文、诗、评论无一不佳，而且十分用功。后来他当然有了很大的成就。很可惜两年前他去世了。
记者：真的很可惜。还有哪些人？
刘以鬯：那个时候西西也在我那儿投稿。西西在小说方面有着独特的风格。我编报纸的时候也登他们的文章，编副刊的时候，快报都登西西和也斯的文章（梅子补充：也斯、西西，后来都已经成长为文学大家。也斯在成名之后，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说到当年刘先生在素不相识的情况下给他的帮助与鼓励）。
记者：后来就创办《香港文学》杂志？
刘以鬯：这个已经几十年前的事情。1985年，《香港文学》创刊。我担任社长兼总编辑。香港是一个高度商品化的社会，文学商品化的倾向十分显著，严肃文学长期受到消极排斥，得不到应得的关注与重视。我当时希望这本杂志除了能够产生较深较远的影响外，还能在维持联系中产生凝结作用。这本杂志不属于任何小圈子，园地绝对公开。
刊名是请台静农先生特意题写的。为了办好这本杂志，我停写了手头全部正在连载的小说，全力以赴。因为我认为办好《香港文学》杂志，比写流行小说有意义的多。
记者：《香港文学》的用稿标准怎样？
刘以鬯：跟我写稿一样，最重要的四个字是：“与众不同”。所以我办这个《香港文学》，最重要的是跟中国的五四以来的文学杂志都不一样，就是“与众不同”，这就是我最重要的一句话（刘太太补充：办杂志也好，编副刊也好，就是要与众不同，他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梅子补充：他画版面也是很精彩。以前的报纸版面画了可以用两三个月甚至半年，但他每天都画，刘先生对美术、颜色都很有讲究）。
记者：后不后悔定居香港？
刘以鬯：当然不会后悔。在新加坡不可能养我这样的作家，没有报纸愿意这样。它们全国只有两家报纸，它就算给你长期写你也不够，香港这个社会是养了很多作家。
记者：有没有想过回上海或者新加坡？
刘以鬯：上海回过一次，看过我的家，我的家现在是一所学校。我上海已经没有亲人。
文学创作：“娱乐别人”与“娱乐自己”
记者：1963年，先生代表作《酒徒》出版，引起轰动，被评论界誉为“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请您谈谈创作该书的经过。
刘以鬯：意识流是小说写作的技巧，不是流派。它和“内心独白”相似，但不完全相同。这本书写一个“因处于这个苦闷时代而心智不十分平衡的知识分子怎样用自我虐待的方式去求取继续生存”。在技巧和方法上，算是个尝试。我写流行小说，是在“娱乐别人”，写《酒徒》，则是“娱乐自己”，完全依照自己的兴趣，用新的手法表现香港社会的现实。
记者：有没有一点“自传”的意思？
刘以鬯：每个作家在写作时，都不能把自己完全关在作品外面。写小说的人，不论有意无意，总会有自己的影子在里面。
记者：您写的“故事新编”系列，颠覆了读者惯常的阅读思维，给读者以很大的阅读挑战性。
刘以鬯：这是一种探索，我希望能够用新的技巧写小说，但总是不能随心所欲。“创新”这两个字，说来容易，做起来很难。
记者：您惜墨如金，据说一部作品，几十万字会被您删的只剩几万字。这种认真到近乎苛求的态度，让我们既惊讶，又佩服。
刘以鬯：《酒徒》连载时很长，有几十万字，但是出书时很短，删除了很多不重要的部分。《对倒》也是这样。
记者：但为什么会为端木蕻良留下整整一本评论？端木蕻良在您的文学生涯中，占据着怎样一个位置？
刘以鬯：我很欣赏端木蕻良的作品，但最早我们并不认识。解放后我们在深圳第一次见面，从那儿以后才认识。
记者：没见过，当时就是写那本《端木蕻良论》？
刘以鬯：对。他是东北作家。萧红、萧军、端木蕻良这三个都是东北作家，我很欣赏他们。
记者：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香港公开大学邀请他发表演讲。在演讲中，莫言称，您是香港作家的杰出代表，是香港文学的骄傲。请您谈谈您对莫言及诺奖的看法。
刘以鬯：莫言是中国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写有《红高粱》。 我看过《红高粱》电影。我们见过很多次面，他在没获奖的时候来过我家。前几年香港中央图书馆组织文化活动，评一个奖项，我们一起担任过评委。他获奖以后，我们还没见过面。
记者：请对自己的文学成就做一评价。
刘以鬯：我觉得一个人要评价自己没有必要。
记者：您一直致力于严肃文学的创作，您对文学的看法是怎样的？
刘以鬯：我主张文学创作要有试验和实践。文学作品必须具备艺术性。文学作品不应单以表现外在世界为满意，更应表现内心世界的冲突。
记者：曾经读到过您写的一个小故事，说是一位长辈拿一个“恭”字考您，您说是“茶”；另一个“孝”字，您说是“老”，那人就说您“很聪明”。另外还有一个故事，是填字游戏，老师让大家填字：“老师□□，我就□□”，您填的是“老师打我，我就不来”，结果得了高分，原因是全班同学只有您填的最通顺。这样的小故事，充满了温情回忆与人生智慧，往往让读者爱不释手。
刘以鬯：这是我小时候的事情，是真的。
记者：您是否有计划撰写回忆录，系统的将这些小故事与广大读者分享？
刘以鬯：现在我已经99岁，差不多一百岁了。我现在还能写一些诗，可是稍长的作品不行了，身体条件不允许。
记者：假如由您口述，我们来帮助您记录呢？
刘以鬯：我想这个应该不会很真实，因为有一些事情记忆上已经很模糊。有时自己亲口说的一些内容也不一定完全准确。除非你参考很多资料，去逐一核实，逐一整理。
访记者者简介
陈志明，1975年生。男，河南安阳人。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武侠文学学会常务理事。《看金庸》（连续出版物）执行主编。现居北京。
著有专著《金庸笔下的文史典故》《金庸笔下的文史典故续编》《金庸笔下的兵法奇谋》等。曾任职于人民日报出版社（担任传记编辑室主任）。主持编辑《近代中国人物自述书系》、《中华文化复兴方阵书系》等大型书系多种。
（实习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