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使者》 徐兆寿、金西源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年10月版

　　徐兆寿，作家，学者。复旦大学文学博士，现为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教授，甘肃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发表和出版《非常日记》《生于1980》《荒原问道》等7部长篇小说，《麦穗之歌》《那古老大海的浪花啊》2部诗集，《精神的高原》《中国文化精神之我见》等9部学术著作。

　　金西源，男，80后，甘肃榆中县人，文学硕士。在兰州教书，在西部写诗。

　　采访者：张海龙
　　
　　被访者：金西源

　　随着国家战略中“一带一路”这一顶层设计的提出与实践，丝绸之路这一历史命题越来越多地被赋予时代光芒。日前，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徐兆寿带领其传媒学院的研究生团队，以其传播学的专业背景和文化使命，开启了重述丝绸之路历史之旅。

　　作为“丝绸之路文化传播丛书”中的一本，《丝绸之路上的使者》由徐兆寿及其学生金西源合著，近期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细心的读者从封面不难发现，书名特别突出了由著名作家莫言题写的“丝绸之路”四个字，在“丝绸之路”这一总纲之下，或许相继会有“丝绸之路上的××”系列作品出现，而这次的关键词是“使者”。

　　使者，除了本义“奉命办事的人”，还有比喻义“带来某种信息的人或物”。

　　在《丝绸之路上的使者》中，“使者”这一词条统摄下的名字有：张骞、冯嫽、苏武、常惠、傅介子、陈汤和甘延寿、郑吉和段会宗、班超、董琬和高明、王玄策、陈诚、马可·波罗、李希霍芬、斯文·赫定、伯希和。当作者拂去历史的尘埃，将这些或熟悉或陌生的名字条分缕析并置于一本书中时，我们发现，每一个名字背后，都镌刻着一段个体命运与国家叙事相互纠缠的故事，但无疑都与丝绸之路有关。

　　按照历史时间次序，本书罗列出来的数十使者，他们或身负朝廷使命深入异域，或带着某种非正义的目的来到中国。如果暂且放下历史的是非判断，这些曾经的使者，凭借他们的脚步丈量与眼力扫描，动态地为后来者呈现了一条渐趋清晰的丝绸之路的轮廓。而这个轮廓，经过本书作者的爬梳、厘清，在史笔和文笔的结合下，为今天的读者打开了一个进入丝绸之路别样的入口。从这个角度而言，每一次对丝绸之路历史的重述，也是一次“使者”意义上的向导行为。

　　因由此书，作家马步升在谈及徐兆寿的写作时认为，徐兆寿“早年致力于大学校园与知识分子写作，突然间，他转过身来，开始关注地理与文化意义上的故乡西部、丝绸之路。从一个单纯的作家转向历史文化的研究与表达，这不仅对他意义重大，对西部乃至丝绸之路也非常重要。从一开始写作到现在，他始终都是逆流而上，直面时代主题，但又引领着某种写作与表达。”

　　徐兆寿：甘肃是丝绸之路上的“黄金地段”

　　记者：请就“丝绸之路文化传播丛书”作一简要介绍，包括动议策划这套书的初衷及其背景等。

　　徐兆寿：2012年，我从西北师大旅游学院被调到传媒学院，任命为副院长，并主持工作。我经过一番考察后，便决定将过去的丝绸之路旅游文化研究顺势转向文化传播研究，而且要做一些文化传播的实践工作。当时想，要写很多这方面的书，还要拍很多纪录片。设想很宏大。所以，我便找到了清华大学出版社，并于当年年底签约写作出版丝绸之路文化传播丛书，最早签约三部。那时，丝绸之路文化传播还不太热，但出版社的编辑张莹觉得这个选题不错。这应当是我在研究方面的一个转向，我本来是想一个人做，后来觉得工作量太大，同时又要培养二十位左右的研究生，便有了一个想法，带着几个有写作天赋的研究生共同来做，以文学的笔触重新“发现”和传播丝绸之路，建立我个人意义上的精神之路。这本书的合作者金西源是我的研究生，目前已经在西北师范大学附中工作，属于小有名气的80后诗人、评论家。

　　记者：我们知道，“丝绸之路”这一称谓是由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这条要道在我国历史文献中有没有间接被命名过？

　　徐兆寿：基本上没有被命名过。李希霍芬是带着殖民的心理来“发现”中国的，那时的很多欧洲学者都是如此。斯坦因也一样。他“发现”敦煌并盗走了敦煌壁画。整个世界都是他们重新“发现”和重新命名的。我对这个命名并不情愿接受，因为它带着殖民色彩。很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重新命名的可能性。现在只是权宜用之。

　　记者：以你的考察研究，可否对丝绸之路的所指进行一个简要的梳理？

　　徐兆寿：我在很多文章中都提出，丝绸之路是欧亚大陆交流的大通道。它的东端是中华帝国，西端则是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等,它是调整整个世界的杠杆,丝绸之路的历史就是整个世界史。这个观点被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所证明，它告诉我们，在公元1500年以前，世界就是围绕丝绸之路这个欧亚大通道在不断地展开。这是陆地和草原的文明时代。公元1500年之后，是海洋文明的时代。这个观点很客观。但我们看到，在过去西方人的世界史中，中华文明可有可无。最近，我还看到一个牛津大学的教授彼得·弗兰科潘出版了一本了不起的史书，名为《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这本书将丝绸之路的历史讲得头头是道，同时，把中国在世界史中的东方中心地位讲得很中肯,这是西方人对中国很客观的认识,但我反而认为，现在很多中国的历史学家还没有这样的认识。这是很可悲的。

　　记者：在陆上丝绸之路上，历史上的甘肃段处于一个怎样的地位？可否详细介绍？

　　徐兆寿：我们通常说它是“黄金地段”。一方面，从西安、洛阳乃至苏州的商人们不管怎么走，都要经过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然后分南北两路去西方，甘肃是必经之地，这是历史上的地理位置。很多汉唐时期的英雄与诗人都曾在甘肃的河西一带留下过美名与传奇。另一方面，从今天来看，这条古老的文明通道留下来的古迹也主要集中在甘肃的河西之地，尤其敦煌最为集中最为盛大。武威出土的铜奔马是中国旅游标志，酒泉出土的魏晋壁画墓中的邮差砖画成为中国邮政标志。从敦煌到张掖大佛寺、武威鸠摩罗什寺、再到刘家峡附近的炳灵寺石窟，以及天水的麦积山石窟，甘肃又是汉传佛教传播的重要基地。这些都说明甘肃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

　　记者：我们注意到，本书将伯希和、斯文·赫定、李希霍芬等“入侵者”也列入“使者”范畴？是否有将丝绸之路作为世界性主题考量的某种包容性在里面？在今天，我们该如何评价这些曾经的入侵者？

　　徐兆寿：这些外国的“入侵者”，在当时，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是在入侵我们。那时候，丝绸之路成为英国的主要统治地。谁占有了丝绸古道，谁就是世界的霸主。英国正是占据了丝绸之路，所以才成为日不落帝国。在这些正在扩张的帝国那里，整个世界都是他们要征服的对象，所以，他们派出大量的学者去世界各地“传教”、“发现”、“命名”。李希霍芬、斯坦因等都是带着使命来中国和印度的。中国在那个时候不是主动地参与全球运动中去的，而是被参与。敦煌的被发现和轰动欧洲也是一种被参与的结果，就如同欧洲人发现非洲的黑猩猩是人类的祖先，所以，他们要找很多与黑猩猩一样的非洲人来向全世界展出，以示他们的研究成果。

　　至于今天他们把中国的文物如何保存是另一回事，但那也不能被轻易地原谅。侵略和殖民产生的影响在我们这几代人的心中还是存在的。有很多人高度评价文物是“对的”，仅仅是出于对中国一段时期严重破坏文物的反讽，但立足点是错的。

　　记者：本书采取以人物为节点的方式来结构全书，想必“使者”这一选题之于这套丛书来说也是其中一个“节点”，后续预计还有哪些主要书目？

　　徐兆寿：后续有《丝绸之路上的移民》（正在别的出版社出版）、《丝绸之路上的诗人》等，目前还不便透露得太多。但这是一个我要在近些年做的系列项目，还会延伸到伏羲女娲和大地湾文化传播等。当然，也会慢慢越过甘肃，到新疆，甚至到中亚以及整个的丝绸之路。

　　（实习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