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崔莹
受访者：梅维恒
近日，101万字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中文版问世。这部书的英文版2001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被西方汉学界认为是中国文学史的经典读本。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曾评价，它“全面呈现了该领域的研究发展状况，为读者了解广大而又复杂的中国文学世界提供了最佳门径”。
这本书的主编，是73岁的美国汉学家、敦煌学家梅维恒（Victor H. Mair）。他曾潜心研究敦煌变文二十年，被誉为敦煌学大师。他也曾将《道德经》《庄子》《孙子兵法》和《聊斋志异》译成英文。目前，梅维恒是宾夕法尼亚大学亚洲及中东研究系教授。
编《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耗去了梅维恒10年的时间。在该书中文序言中，他写道：“希望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能对中国读者有所启发，中西方的研究方法要碰撞出火花”。
梅维恒 拍摄：赵智沉
7月28日，崔莹对在美国费城家中的梅维恒进行了电话采访。以下为访谈内容。
编辑这本书历时10年，困难重重
崔莹：为何想到编这样一本书？它针对的读者是哪部分人？
梅维恒：这本书原本是我为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们出版的，但它的受众也包括在美国读书的、想了解中国文学史的其他学生。我觉得他们迫切需要这样一本书。在这本书出版前，没有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特别好的著作。除了一本文学史，其他著作都只是文选。但这本文学史是35年前出版的，有些过时。
当然，我也很希望非中文专业的读者，比如研究日本、韩国甚至欧洲文学的人读这本书，将它作为参考。如果需要了解中国文学史，这本书很有价值。
崔莹：这本书耗时多久完成？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梅维恒：大概用了10年。我先制定计划，然后联络所有的作者，整个过程困难重重。当时我还不怎么擅长使用邮件，很多联络工作依靠邮寄的信件，要等很久。收到所有手稿后，查看、核对、编辑也花了很多时间。在美国出版学术书过程很漫长：需要同行评议、出版社审稿、排版……即使书的材料都收集齐了，也要好几年才能出版上市。
崔莹：你称这本书的各章作者都是目前各领域的最权威学者。如何挑选出他们？
梅维恒：每年我都会参加很多会议，几乎认识这个领域的所有学者，只要选择其中最优秀的就行，我觉得我也做到了。
作者来自世界各地，大部分是美国人——出版这本书的初衷是为了美国的学生，我希望作者能按照美国的学术标准撰写书稿，他们也得熟悉美国的学术生活。不过，作者也来自其他国家，比如撰写“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海峡两岸的小说”章节的马汉茂（Helmut Martin）教授，就是德国汉学家。
崔莹：你如何给每位作者拟定一个写作标准和规范？
梅维恒：这本书并非由很多人策划，而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它出版前，我的脑海里已经有了它大致的模样。我会告诉作者需要撰写章节的大致长度，比如每人撰写25－30页。我向他们提供样章，列出要求和提示，指出希望他们着重撰写哪些内容。
梅维恒在匈牙利罗兰大学古籍图书馆 拍摄： Arina Mihalevskaya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与《剑桥中国文学史》有明显不同
崔莹：中国文学史如此宏大，你以什么为主线，将其串起来？
梅维恒：以文化为线索，而不是以儒家思想、佛教思想、道教思想，或者以知识分子为线索。我将中国文化视为复杂的、多层面的，编这本书所遵循的主线，是“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由多样成分构成”。而在过去甚至现在，很多人依然带有偏见地认为，儒家思想、佛教或道教等思想是中国文学史的脉络。这取决于他们各自的立场。
我并不认为中国的文学和中国的文化只是一种“美学”，只与美学家有关。我认为，它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比如说，农民是怎么想的。这并非意味着我是一名共产主义者，后者通常关注工人、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感受。不过，我所理解的中国文学史，以及我所理解的中国文明，要包括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部分的文化和文明，要呈现的是一幅完整的画面。
崔莹：得出这样的认识，与你的个人经历有什么关系？
梅维恒：首先，我来自一个工人阶级家庭，我的父亲曾在工厂工作。其次，我以研究敦煌文献开始了最初的学术生涯，当时主要从事古白话研究和通俗文化研究，也可以说是早期民间文学。敦煌文献中，大约5%的内容来自社会精英，95%的内容来自非社会精英——我认为要理解中国文学历史和发展，不能够忽视这95%的人。
崔莹：你称，全书的主要目的是揭示中国文学史的核心特征。在你看来，这一特征是什么？
梅维恒：如果了解我，你会知道我非常关注语言问题。我一直在为一个流行的语言学博客“语言日志”（Language Log）写作，主题都和中国的语言有关。我对中国文字和语言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如何影响中国文学很感兴趣。这也是这本书所揭示的中国文学史的核心特征之一。如果你想很好地理解中国文学，首先要了解中国文学作品的创作特征和中国的语言。
同时，也要了解中国文学和某种思想、宗教的关系。儒家思想、佛教、道教，都对中国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论述了中国文学和朝鲜、日本、越南文学之间的关系，这些内容是独一无二的。中国的文化并不孤立，而是和周边国家保持着密切联系。换句话说，长城并没有把中国封闭起来。
崔莹：作为主编，你为这本书增加了哪些部分，删除了哪些部分？
梅维恒：我的工作是确保每个章节的完整和流畅，不遗漏任何重要的信息。我在几乎每个章节都有增加的部分，也删改了一些可商榷的部分。我会和作者讨论，直到我们对此都认可。
我也要保证每个章节的篇幅适当。如果我要求对方写35页，结果对方发来45页，我就得把这部分删成35页。删减的过程并不容易，要保留最重要的部分，尽量删掉那些重复的、不太重要的部分。我不会因为自己的喜好和政治观点而故意删除某些部分。我是按照文学本身的特征，删除掉那些繁冗的内容。
当时我没有用计算机，而是在手稿上改写，我的房间里聚满了一堆堆的手稿。有几个章节我不得不自己撰写。比如写“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海峡两岸的小说”一章的德国汉学家马汉茂是位天才，但他还没写完就不幸去世，我不得不帮他完成。我不是中国当代文学专家，就请了很多朋友帮助我。
崔莹：和《剑桥中国文学史》相比，在你看来，《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不同之处主要在哪里？
梅维恒：《剑桥中国文学史》包括两卷，有两位主编（宇文所安和孙康宜），他们的编辑观念和我的编辑观念有不少差别。我希望《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就是完整的一册（注：《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英文版未分上下卷），一气呵成，在风格上保持一致，可以成为美国高校学生学习中国文学史的教科书。《剑桥中国文学史》更适合学者研究、参考时使用。可以说，《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面对更广泛的读者，《剑桥中国文学史》更专业。
已有的关于中国文学史的著作，从来没有一本像《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比如很少有人会将中国的民间文学列入中国文学史。在此之前，我出版了《哥伦比亚中国古典文学选集》，将中国的小说、诗歌、戏剧、民间故事、悼文、信件、游记、批评和理论结合在一起，通过局部解析，突出中国文学的显著特征。《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和它一脉相承。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中既包括中国文学史中的古典文学，也包括白话文学，既包括精英文学，也包括通俗文学或者民间文学，甚至包括少数民族文学。我希望这本书综合而全面，不只关于精英文学、经典文学。这样做是前所未有的，有革命性。
书中未过多强调张爱玲，个人喜欢鲁迅
梅维恒博士论文《敦煌通俗叙事文学》
崔莹：书中有专门一章是“敦煌文学”。你的学术背景和对日文、梵文、藏文的了解，对编这本书有何帮助？
梅维恒：作为敦煌学专家，我应该在这本书中多加些关于敦煌的内容，但我并没有。加入这一章节是合适的，但我并没有过分强调这部分内容。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包括55章，是一本很厚重的书，我必须严格、公正、小心翼翼地决定每部分内容的比例。“敦煌文学”一章的作者史密德（Neil Schmid）是我带的博士生，我告诫他，不要过于强调他所擅长的敦煌文学的内容。我希望为了解中国文学史的读者负责，为他们提供一本全面的、比例适当的书。
崔莹：这本书把中西方诗人做了类比，比如把李白比作文学中的莫扎特，把杜甫的反省沉郁风格比作杰拉德·曼尼·霍普金斯晚期的十四行诗风格，把李贺称为“中国的马拉美”，把韩愈比作斯威夫特。你怎么看作者的这种类比法？
梅维恒：这种类比的坏处是很容易趋于表面化，好处是有助于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的诗人和中国的文学，特别是当《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读者没多少关于中国文学的背景时。但这样的类比不宜过多，也有必要指出类比双方之间的共性和差异。
崔莹：这本书在编排上兼取年代与主题，这不可避免地会在内容上造成一些重复，尤其是不同作者之间。比如李清照就既出现在“文学中的女性”一章，也出现在“词”一章。对此你如何看？
梅维恒：中国文学史上有几位大师，比如李清照、苏东坡，我们十分希望西方读者能了解他们。如果只在某一章节提到他们，就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外，这些大师也是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文学产生影响的，所以我们就有必要在不同的章节提到他们，以强调其重要性，展示他们的多面性和多才多艺。这也是他们各自的特征。
我还想强调的是，我希望整本书能尽可能连贯紧凑——不是独立的55个章节，而是互相交织在一起，如同一幅大型的挂毯、一幅精巧编织的工艺品。而在不同的章节提到同样的文学人物，有助于此。
崔莹：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以很大篇幅高度评价张爱玲，为什么你没有，只简单提及？
梅维恒：我认识夏志清，和他很熟。夏志清很聪明，他时常持有很鲜明的观点。我想说的是，他非常喜爱张爱玲，但也许可以说他太多地强调她，几乎将张爱玲塑造成了女神。
张爱玲所处的历史阶段、生活的地点都比较特别。她是一个乖僻的人，与世隔绝，她没有融入中国的主流，而囿于自己的角落。夏志清对张爱玲用过多的笔墨是他个人的喜好，但我们不能依靠某一个学者的观点来评价某一个作家。所以，我没有在书中过多地强调张爱玲。
写那部分的作者是马汉茂。在那个章节中，要提及海峡两岸不同的文化，涉及很多作者，在这些作者中，张爱玲并非“巨人”。因此，我并不觉得没有更多地提她会不合适。
崔莹：书中给了鲁迅不少篇幅。你如何评价鲁迅？
梅维恒：鲁迅是我最喜欢的现代作家。他没有写过一部长篇小说，但他是短篇小说天才，也是杂文写作的天才。他是世界级的作家。
崔莹：几年前，在中国文化界出现了一个风波。媒体报道，德国汉学家顾彬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引起热议，后来顾彬指责媒体断章取义，称自己说的只是卫慧、棉棉、虹影三位作家。不过，顾彬对其他许多中国当代作家的评价也确实不高。作为《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主编，你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水平？
梅维恒：我也怀疑顾彬是否说过这样的话。顾彬是很戏剧化的人物，也许他说过类似的话，在他喝醉的时候。（笑）
在中国当代，存在不同种类的文学作品。我认为，当作者变得政治化时，他的作品也就凋萎了。中国最好的作者是那些远离政治影响、避免政治干涉的，比如王朔。
我很喜欢王朔，他有时使用“污秽”的语言，他的作品被认为是“流氓痞子”文学，但他的作品是鲜活的。这样的作品怎么可以是垃圾呢？我肯定不会做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是垃圾”的评价。我们需要把这样令人兴奋的作品更多地译成英文。
（编辑：郑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