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内


《慈悲》，路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36.00元
　

　　采访者：丁杨

　　受访者：路内

　　《慈悲》的故事题材不太适合用热烈、绵密、荒诞的叙事手法，它似乎先天地就应该是这样。所谓“人物会自行选择命运”这个说法，其实是作者内心的另一个维度，小说似乎也会自行选择合适的语言。

　　从2007年在《收获》上发表长篇小说《少年巴比伦》起，路内的写作状态稳定而连贯，《追随她的旅程》《天使坠落在哪里》（与《少年巴比伦》合称“追随三部曲”）等承载着七零后一代成长记忆、讲述江南小城青年生存境遇与精神世界的作品接连问世。十年来，路内以其笔下对“戴城”等地域背景的细腻描写和“路小路”等人物的生动刻画，呈现出小城青年群体的积极与沮丧、执着和迷惘。

　　今年初出版的《慈悲》是路内的第六个长篇，这一次他将写作视角放在父辈那代人身上。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下，围绕着国营化工厂展开的水生、根生、玉生等人物的工作、生活、情感，在时代变幻与运动冲击下生长、灭亡，前行、起伏。与路内既往作品相比，《慈悲》写得文字简洁而情感克制，虽说那些人物的命运远比“追随三部曲”中的“路小路”们更为复杂、颠沛。对此，他在后记中写到，“《慈悲》是一部关于信念的小说，而不是复仇”，言及有人评价“追随三部曲”中的青春热血炽烈情感是“砖头式”的小说，路内认为“如果我能写出一本菜刀式的小说，可能会改变这种看法”。也许，《慈悲》就是这样的小说，它印证着路内的写作更加从容、成熟。

　　前不久在广东顺德举行的2016华语文学传媒盛典上，路内因《慈悲》获得“年度小说家奖”，现场的获奖感言中，路内说：“《慈悲》这部小说完成时，我比较悲观，认为它不会获得太多关注，一方面，是这个题材本身牵涉到一段已经过去的历史，它究竟算是历史还是仍可被视为当下，我认为值得讨论；另一方面，2009年以来小说作为一种故事的载体无疑也在经受着考验。”这种“悲观”与《慈悲》所获得的关注、评论、奖项间形成强烈的对比，本报记者对路内的专访便从这种对比开始。

　　丁杨：你曾对《慈悲》的命运有些悲观，事实上，这部作品被广泛关注，这很戏剧性，有没有想过怎么会有这样的反差？

　　路内：确实是没想到。我好像一直和文学奖无缘，曾经拿过《人民文学》杂志颁发的长篇新人奖，那是期刊的奖项。这是比较直观的感受。我很清楚《慈悲》的写法比较节制，不是很追求实验性的叙事，题材也限制在一个很“现实主义”的框架里。一般来说，文学界还是会提倡有高度的、文体或叙事上有突破性的作品。我自己感觉《慈悲》不是那种一望而去就锃亮闪耀的长篇，但是我还是喜欢这个故事，抗拒不了写它的欲望。结果如何也就不多考虑了。

　　丁杨：《慈悲》的故事并不复杂，你也说过，小说写作仅仅有故事是不够的，那么，故事之外还需要什么？你的写作实现这样的要求了吗？

　　路内：按我的理解，写小说，故事之外太多其他要素了。叙述方法、作者的个人情怀（这个比较虚，文学上说起来应该是作者的内心活动和作品风格吧）、文学理念（作者承接哪一个系统的观念），或是广义的政治道德伦理。有一些是作家的自觉认知，有一些可能是文学批评范畴的。目前看来，过往的写作呈现了上述要素。但这并不稀奇，从批评角度怎么解析作者都是可以的。上述要素是否符合我的要求才是重要的，我觉得还有改进的余地。

　　丁杨：“追随三部曲”写到的时代和人物、场景是你亲历或熟悉的，到了《花街往事》，一开头就写“文革”武斗，那不是你经历过的时代，《慈悲》中的很多时代背景与细节也是如此，写到这些会不会有些忐忑？

　　路内：写《花街往事》的时候有点没把握。那部小说和《慈悲》很不一样，写得比较细，每章视角转换为的是更好呈现时代特质。写《慈悲》的时候，相对淡化了对于时代特质的各种描写，主要考量人物和事件逻辑。这种写法对细节要求不太高，对人物塑造和故事环节有要求。写作难点转换了。

　　丁杨：这几天重读《花街往事》，觉得文字是绵密、热烈的，《慈悲》则情绪化的东西很少，不动声色地讲故事，这样的方式是自然形成还是有意为之？

　　路内：让我按《花街往事》的写法再写一部长篇，我肯定觉得没意思，没有那样的写作动力。相较之下，《慈悲》之前的长篇，《天使坠落在哪里》写得更加荒诞，第一人称视角满嘴跑火车，为的是达到我预想中的效果。《慈悲》的故事题材不太适合用热烈、绵密、荒诞的叙事手法，它似乎先天地就应该是这样。所谓“人物会自行选择命运”这个说法，其实是作者内心的另一个维度，参照这个说法，小说似乎也会自行选择合适的语言。

　　丁杨：我很喜欢你关于“追随三部曲”是“砖头”而《慈悲》是“刀子”这个比喻，所以，不动声色的残酷可能更有杀伤力？

　　路内：呃，也不见得。小说很多元化的。有些小说在戏谑和反讽中呈现残酷，有些小说更多描写人物心理，很细腻地一层层剥开那个残忍的核心。《慈悲》是我采纳了这么一种方式，也许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呈现得很好，但对我来说既然已经写完了，就只有这么一种必然选择了。

　　丁杨：从最初多少带些自传色彩的“追随三部曲”到现在，就写作题材来说，你的写作中“本色”的成分越来越少，这是不是可以视为你写作路径进入一个新阶段？

　　路内：我自己其实没想过，但是被这么评价了，也会顺着想一想。比如2012年和2013年出版新书都曾经被人说过转型。后来似乎又觉得我没转型，把话收回了。总之不太可信。好在我知道自己该写什么。我会对写作题材和方法更挑剔些，但是否又会写到个人色彩的作品，难说。个人色彩并不是坏事，作家表达个人照说应该是他的本分之一。

　　丁杨：我看过网上你的一个采访，你并不认同“转型”这样的说法，你觉得你在写作上是个顺其自然的人吗？有没有野心，体现在哪里？

　　路内：我们总是被言辞所耽误，有可能别人说的也就是一个大概的意思，而作家会在词上钻牛角尖。但这个自觉度也是好事，我觉得“转型”是个商业或者娱乐业的用词。写作本身有自然的一部分，但如果天分不是特别高的话，最好还是不要顺着走，逆向也可以是一个正确的姿态。文学野心当然有，它和世俗野心之间有差别的，文学野心会促使作家写出更好的作品。大概也就体现在这里吧，写得更好。够得上某种标准，尽管我没法具体说出标准是什么。

　　丁杨：每一位作家或多或少都有所谓的文学师承，你也曾多次被问到这个问题。我好奇的是，你怎么看待文学师承这件事，写作进行到一定程度是不是也成为前进的某种羁绊？

　　路内：原则上肯定都有师承，这是把文学纳入人类总体文明的做法，毕竟它也不可能例外。物质上我们在使用电灯就是享受到了爱迪生的发明。但是好的作家是有自我发育的过程的，他不仅仅是“使用”电灯。在写作的过程中这种羁绊会自然越过。思想界也有师承，有时候会突然产生断裂，某某大师和某某大师决裂了之类的事情。如果没有师承，文学会是个非常乏味的东西，仅限于讲一些听到看到的故事。

　　丁杨：对你来说，写作是兴趣，上瘾，但未必是谋生之道，这种写作其实更纯粹，压力更小些？

　　路内：不不！现在已然是谋生之道了。如果不让我写，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抑郁。我并没找到更合适的道路，看这个样子还得继续写下去。如果写得差了，压力还是会很大。但你提醒得对的，我应该放松些。

　　丁杨：说说最近被提到比较多的关于你的一则新闻吧——改编一部自己还未出版的小说，当导演执导这部电影。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自己导演一部电影的？这和当初动笔写小说的感觉有什么不同？

　　路内：没想过。2月份中青新影的制片人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导演，我一口拒绝了。但是对方耐心比我好，劝了我很久。后来想想，也可以尝试一下，拍一拍自己的某个小说。我还算会写电影剧本。做导演和写小说非常不一样，写作是个人的事情，形式上很简单；导演是形式最复杂的，有时候像艺术家，有时候像厂长。我爱看电影，有时候会对某部电影做出不同的设想，也许我只有局部的梦，没有整体的梦。

    （实习编辑：郑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