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 赵振江
被访者:周大新
“亲们,本人前些日子接受一对母女的委托,为一位已过世的省长写一部传记。目前,素材收集阶段已经结束,正式的传记尚在写作之中,预计两月后即可完工。届时,想借各位的微信平台,将这部传记转给更多的人一读。眼下,如果有哪位正巧在出版社工作,看了下边我收集到的素材且有相信我撰写传记的能力,觉得这本传记有出版纸质书的价值并有卖钱的可能,请与我联系。我的条件是,首印5万册,版税12%,装帧典雅。周大新。”
这是63岁的军人作家周大新在其新书《曲终人在》扉页上的告网友书。不过,读者可不要误会了,这只是其小说的一部分,也是这部小说的特别的叙事形式之一。
1952年出生的周大新是河南邓州人,18岁从军,曾采访过对越自卫反击战。上世纪80年代进入文坛,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创作了8部长篇小说、33部中篇小说、70余部短篇小说,另外还有大量的散文、报告文学作品等。他最为人熟知的作品是2008年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描述农村生活变革的《湖光山色》。就是在获奖那一年,周大新的儿子罹患癌症离世,之后,他花了三年时间用他全部的精力完成了另外一部长篇作品《安魂》。周大新说,“那本书之后,我好受多了,终于有心情写下一本书。”
近日,周大新新书《曲终人在》出版。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这书就是一个作家为一位省长写传记的素材呈现。周大新用27篇采访素材、一篇讣告、一则消息、三件锁在银行保险柜里的私人物品(一幅画、一则曲谱、一封威胁信)刻画了清河省省长欧阳万彤的一生。不同于以往的官场小说《国画》、《二号首长》,《曲终人在》显得另类独特。
“这是一部激愤之书,忧虑之书。”周大新告诉作者。他的这种激愤与忧虑和其成长背景息息相关。1960年,8岁的周大新赶上了大饥荒。“那一年,有一段时间我18天没有吃一粒米,当时村子里饿死了48个人,都是壮劳力。那个时候看见什么东西首先就问能不能吃。靠吃草、树皮捱了18天后,终于等来了国家的救济粮。这一点点粮食救了我一命。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养成了节约的风气,让我们浪费,舍不得啊。”
当兵可以吃饱。周大新回忆,有一段时间他在连队的工作就是背石头,一天要背两方半。“当时我一顿饭,二两的馒头能吃五个,还能喝两碗稀饭。”此后他从军区战士、副班长、班长一直干到排长、副指导员、干事、总后勤部政治部创作室主任。
在平日的工作中,周大新能接触到地方、军队的各级官员,他有意识地在观察、积累素材,筹划写一部“官场小说”。最终促使周大新动笔写《曲终人在》的,则是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的案子。这件事带给周大新很大的刺激,“平时跟他在一个院里生活,没想到他会拿走(国家)这么多东西……整天琢磨着怎么将国家和军队的钱财物据为己有,或只为自己服务,靠这样的人来治理国家和军队,可怎么得了?他们是怎样变成精英人物登上高位的?他们的生成机制是怎样的?我想写写这些。”
5月24日,周大新在北京接受了作者的专访,他介绍了小说《曲终人在》的创作过程,“我也想通过小说提醒人们对当下反腐情况要警觉,绝不是(形势)一片大好,其中反对的力量也很强大。”
“小说这样写是为了增加可信度”
作者:小说的形式很独特,为什么要采用作家给过世的省长写传记列出采访素材的形式?
周大新:我的每一部长篇开动前,想的最多的就是怎么写的问题。具体到这部小说,因为写到省部级高官,读者可能会说你又没当过省长,你怎么知道省长的生活,你写的是真的吗?用这样的方式可以消除读者的不信任。因为我写的是省长的姑妈、朋友,还有农民眼中的省长。虽然每个人了解的不多,但综合起来就比较全面了。我写过七部长篇小说,各种叙述视角都试过了,这次第一次试试完全第一人称来叙述的方式。这样所有的事情都只有叙述者知道。但采用这样的形式增加了叙述难度,也增加了读者的阅读难度,全部读完以后还有把所有的素材串起来,才能更好地了解书中的主人公。
作者:书中采访了27个人,为什么不采访核心人物简谦延(小说中的一个大反派)?
周大新:因为他不可能让你采访,作家也不会去采访他,他说的不可能是真的,你可能找不到他。这种人有可能有社会背景,如果去采访对作家而言也是危险的。
作者:这27个人的素材看似独立,但又有相关性,如何做到相互间的互文性?
周大新:其实是有沟通的,但在整理素材时全部删掉了。比如第二次采访他的妻子,她很不情愿,能感觉出作家对他的妻子说了很多话,但没有必要写出来。在素材中也能感觉出作家和受访者的对话。受访者前后的自述不一致,这样也可以体现真实性。
27个的自述可以互相印证一些事情。我当时想把所有能接触到省长的人都找出来,涉及到他生活侧面的尽可能都写到。
作者:总结一下,《曲终人在》就是给一个省长写传记,只是把写之前的素材全部端上来了?
周大新:对,对。
作者:小说中为什么设置讣告和新闻消息?
周大新:讣告其实算是故事的一个引子。作为一个官员,他们必须面对社会各种势力的评价。讣告是官方认定,民间还有其他认定。
小说中的新闻消息最后有一句话:“在殡仪馆大门外边,静静站着一群戴墨镜戴口罩的男女,他们中有人在敲锣打鼓,还有人来出一个巨大的红色横幅,上写着‘热烈欢送酷吏欧阳万彤去地狱报到!’。”这其实表明,对很多高官,特别对坚持反腐的官员,社会评价不一,特别是利益受到影响的人会进行反扑。我也是想通过小说提醒人们对当下反腐情况要警觉。这条消息增加了小说的重量。[NextPage]
作者:放在交通银行保险柜子里的遗物起到什么作用?
周大新:一般人想看的是存折。但我的小说中,遗物分别是一幅画、一则曲谱、一封威胁信。
在这里有一幅画很有意味(画了一只孤雁),一个官员经历了宦海沉浮,晚年肯定是五味杂陈。有的人可能会后悔当初的决定,因为当一个清官不容易。
当初创作时,我了解到一些官员,有些觉得当官当对了,此生没有遗憾,该享受的都享受了;有些人觉得做官非常不容易,他们觉得自己当初当当老师、搞搞音乐就很好,因为官场的斗争非常激烈;有的人觉得都过去了,不愿再提了。欧阳万彤,他一定很遗憾,特别是他离开了灵灵,拒绝了豫剧演员殷菁菁。
匿名信则是导致他妻子给他立传的重要原因。因为匿名信中提到:“在你(欧阳万彤)百年之后,会有人为你写一本传记——一本你可能不太满意的传记,谁不让写都不行!”所以,在小说中,欧阳万彤的妻子着急了就找作家为丈夫写传记。
作者:《百鸟朝凤》曲谱的含义是什么?
周大新:这个曲谱涉到他和另外一个女性的感情。
创作背景:我已经六十岁了,再不写就写不了了
作者:素材从哪里来?
周大新:我当兵已经45年了,我也接触了从班长到军委领导等军队的各级官员,也有从乡长到省长的各级地方官员。近距离的接触官场可以有更多的素材,然后依托生活真实来虚构小说。
作者:小说写官场、写反腐,有压力吗?
周大新:写的时候还是有压力的,毕竟里面涉及到了一席官场的黑暗面。但是我都六十多了,现在不写就没有时间了。不写太遗憾了,因为写作资源对一个作家也是很有限的。我就冒着风险写了,2012年动笔,两年写完。我当时算好时间了,等我写好了也快退休了。
书在今年顺利出版,这说明我们的社会宽容度大了。作家如果一点真话也不说,没意思。
谷俊山倒台刺激了我
作者:该书的创作过程如何?
周大新:谷俊山一案对我刺激很大。据说从他家里搜出来好多茅台酒、很多钱和黄金。我们就在一个大院里住。这么大的一个官,不考虑国家和民族利益,只管自己享受,这很触目惊心。
其实从书中保姆的叙述也可以看出中国县级干部的情况,小说名义上是写省长,其实可以概括成一幅百宦图,各级官员,有地方的也有军方的。
作者:你认为出现官员腐败的原因是什么?
周大新:腐败的根源在于中国自古有当官发财的民间集体无意识。没发财被称为不会当官。这种民间价值观就影响到了官员,当官以后就想着如何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福利。
此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一个问题,注重经济发展肯定是对的,但没有注意精神问题。其实除了注重经济发展,也应该注重精神财富的积累。我们中国有些年代清风流动,官员以清廉为傲,过去的御史,宁可折了性命也要反对贪官的。
前几年我们也制定了很多规则,但都挂在了墙上。十八大以后才开始动真格的了。要想反腐就要把制度、体制弄好,同时官员要有敬畏之心,对老百姓、对天地要有敬畏之心。
一个市委书记,一天要花五万元钱,这全是老百姓的钱啊。我老家农民种一亩麦子也就一千来元钱,这一个官员一顿饭就吃老百姓一年的收成啊。像我们这种当过农民的人看了很心疼。
这部书是在忧虑的心情下写的,官场腐败,有的老百姓生活很艰苦(叹气)。所以,很多人看了觉得挺解气的,也是给官员的一个警醒。
作者:小说探讨了权力,并指出官场有风险?
周大新:对,十三亿人将管理国家的权力委托给你了,全国省部以上的干部才几千人,你还不操心,怎么说得过去。 所以这部书是愤怒之书,忧虑之书、惊醒之书。光要求老百姓当一个好人,当官的呢?
作者:当一个好官容易吗?
周大新:当一个好官在现在的社会很难。我的书不隐恶、不隐善。干部队伍还是有好人的,一个作家就应该公正地把事实讲出来。当然我们干部队伍里确实有坏人,但大部分是好的,要不然也取得不了现在的成绩。
作者:作为军队作家,你和其他作家的不同在什么地方?
周大新:在部队从事文学创作,好处是部队给你保证衣食无忧的生活,而后你可以进行形而上的思考。但在部队创作也会受到一定的束缚,你不能写对部队战斗力产生负面作用的作品。
当然作为军人,考虑国家、民族这些大问题会多一些,身上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很强烈。我们随时准备为国家牺牲自己。
(实习编辑:葛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