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丁杨
受访者：严歌苓
流年似水，流过英雄床畔，各种有关英雄的价值观也似水流过。万红见证了英雄床畔的人情世故，世态炎凉，人们如何的识时务，从对待英雄敬神般的崇拜到视其为人体废墟，万红却始终如一地敬爱、疼爱、怜爱、恋爱着这个英雄。严歌苓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坦言：“万红的坚守和抉择是我认同而做不到的，英雄多数都是不识时务者”。
“英雄”二字，《现代汉语词典》上有三种解释，每种都充满正能量。当这个词和军人联系在一起，很容易让人想到战争年代浴血沙场、舍生忘死、壮怀激烈……和平时期的军队英雄与战火硝烟无关，却同样在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交织中，付出汗水、鲜血、青春，甚至生命。严歌苓的长篇小说新作《床畔》中的男主人公张谷雨，就是一位在铁路隧道施工中为救战友被炸药伤成“植物人”的英雄连长。他在川滇交界处一所野战医院治疗，负责看护照顾他的是护士万红。从院领导到医生都认为张连长是无知觉无意识的植物人，唯有万红，从情感上到一些护理过程发现的蛛丝马迹中，完全否认这一点。故事由此而起。
这几年，严歌苓的写作以一年左右一个长篇的速度进行，几乎进入“井喷”状态。饶是如此，《床畔》从酝酿到完成却历经二十余年。从叙事角度到文本结构，再到人物内心信仰、理念与情感的把握，如何既能保持叙述的流畅，又足以自圆其说，令读者信服，这些，都令严歌苓为难到写不下去。好在上述问题最终得以解决，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长篇，赋予“英雄”另一重意义。张谷雨是英雄，为了照顾、护理乃至保护他而倾尽半生时光的万红又何尝不是？“正如万红坚守的对象张连长一样，女护士在几十年的坚守过程中也使她自己成了英雄。因为她为她所信仰的英雄价值观牺牲了青春，牺牲了凡俗的幸福，完成了人格的最终飞跃。她坚信英雄有朝一日会醒来，象征她坚信人们内心对于英雄的敬爱会醒来。”严歌苓在该书“后记”中这样阐释。她强调书中的象征主义，书中有些情节特别是女主人公万红的内心世界于是有别于世俗常情，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对英雄张谷雨的态度也在变化，“流年似水，流过英雄床畔，各种有关英雄的价值观也似水流过。万红见证了英雄床畔的人情世故，世态炎凉，人们如何的识时务，从对待英雄敬神般的崇拜到视其为人体废墟，万红却始终如一地敬爱、疼爱、怜爱、恋爱着这个英雄”，严歌苓在“后记”中写道。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她坦言，“万红的坚守和抉择是我认同而做不到的，英雄多数都是不识时务者”。
记者：《少女小渔》《小姨多鹤》《陆犯焉识》……你常用人物名作为小说名，这部新作在《收获》发表时以《护士万红》为名，单行本出来怎么变成了《床畔》？
严歌苓：名字是出版者希望改的。早在《收获》发表之前，出书的名字就定成《床畔》了，但发表的时候我觉得还是用《护士万红》更好，因为二十多年来这部小说就一直叫这个名字，我喜欢它的朴素和直白。当我再跟出版方提出把名字改回去，出版方说已经用《床畔》这个书名送到管理部门报批，假如改回《护士万红》还要重新报批，流程时间长，定好的出版时间就来不及了。不过《床畔》也很贴切，护士和病号的结缘，故事和时代，都在病床畔发生。流年似水，流过床畔，什么是留下来的，更好地体现了意向和象征。
记者：据说《床畔》从酝酿到问世用了二十年，为何时隔这么多年才最终完成？
严歌苓：这个长篇的灵感是在我写《扶桑》那一年得到的，萌芽应该说是听我的一位曾经在陆军医院当护士的女朋友讲述的。1995年，我准备写一部长篇参加台湾联合报的文学奖，在《护士万红》和《扶桑》两个题材之间犹豫，最后还是决定写《扶桑》，因为当时我已经为写《扶桑》搜集了很多资料，考虑得比较成熟，而写《护士万红》中那个“植物人”还需要了解护理技术上的细节。后来写了一稿，没写完就放弃了。第二次写是因为昆仑出版社约稿，把两个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颠覆了，改成万红的第一人称，还是不怎么对劲。第二次推翻之后我几乎要放弃它了，可是在去年我拿出前两稿来看的时候，又找到了新角度，再次激情燃烧了。
记者：这二十年来，你先后写出了《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陆犯焉识》等长篇和若干中短篇，这些作品的构思与写作是否也反过来影响了《床畔》的写作进度？
严歌苓：我在美国时的创作是以《扶桑》《人寰》《白蛇》这一系列作品为代表的，《床畔》也是我那个时期开始构思的。毕加索的作品分为蓝色、粉色时期，我这一系列作品就代表了美国时期，是我的第二创作时期。我在这些小说的叙事形式上做了些探索，也是我在探索较为抽象的小说写作上做的一些努力。我爸爸看完我这个阶段的小说，担心我会荒疏写实小说的功力，所以我们家一搬到非洲，我就开始写《第九个寡妇》，那之后的一系列小说是我写实的回归。《床畔》明显带着我美国时期写作的印记。我在留学时读了很多世界上近代和当代最好的文学作品，使我想到我女朋友跟我讲的有关她们野战医院曾经医护的一些因公负伤的“植物人”士兵的故事。后来我打长途电话向她询问植物人的护理技术，她跟我讲到护士和植物人之间近乎神交的感觉，听到这些，我心里亮了一下。
记者：你笔下很多人物时常身在极端处境下，有些不合世俗意义的“一根筋”，执着，动人，但也令自己辛苦，你觉得赖以支撑万红多年照看病患张谷雨的是什么？
严歌苓：《床畔》是部象征主义的小说，大概要比较形而上地去解读故事。这个故事中的万红肯定不是《第九个寡妇》王葡萄那种一根筋，她对张谷雨连长的坚守是一种非世俗的、类似宗教信念的坚守，是对一种永恒价值观的坚守，也是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坚守。病床一侧，万红投入的是纯精神的爱，而病床另一侧，是万红人间烟火的爱。因为吴医生不能跟她同舟共济，在精神和世俗之间，她最后被精神之爱征服了。
记者：万红对张谷雨的这份责任或者说感情已超出医生的职业范畴，与书中很多人物甚至张谷雨相比，万红更像是个英雄，闪耀着人性和神性交织的光芒，你在写作过程中担心过这个人物的合理性和可信度吗？
严歌苓：正如我上面说的，这部小说里的人物带有解答的象征性和隐喻性，英文有个词叫metaphori?cal，说得很准确。就像卡夫卡的《变形记》虽然细节写得都非常真实，但故事是荒诞的，象征性的，《变形记》的英文名字是Metamorpho?se，这个词跟我说的metaphor、meta?phorical在词源上是有关联的。
记者：张谷雨并非在战场上负伤，在和平时期铁路建设中负伤的他一度赢得人们的尊重和巨大的荣誉，后来，《床畔》中也有人质疑过他的负伤缘由，与此相对照的是那些在前线负了轻伤却在后方医院“泡病号”以功臣自居的士兵，这似乎反映出不同年代背景下人们的“英雄观”？
严歌苓：并非战场上才出英雄。上世纪80年代初，我调任到北京铁道兵总部创作组。我们每年都有硬性创作任务，就是书写自己部队（也就是铁道兵）的事迹，这项规定我们当时都很抵触。我们必须每年下部队一次，在基层体验生活的时间不得少于一个月。我跻身于铁道兵群落，跟着施工连队多次下六百多级台阶来到隧道作业面上，见证年轻的铁道兵在和平年代照样会牺牲和挂彩。我对硬性规定反感，但每次下部队都觉得有所斩获，心有所感，只是在当时不愿应景地把一些见闻写成好人好事报道，而在多年后写成了《床畔》。
记者：全书中张谷雨一句话也没说过，你也并未明确道出他是否有知觉，有些推翻他是“植物人”定论的证据也多来自万红的判断，似真似幻。可以说这是贯穿全书的一个悬念，作为作者，你似乎无意揭晓谜底？据说在写作《床畔》的过程中张艺谋导演也曾给你一些建议？
严歌苓：张连长是不是植物人，象征你信仰什么，有信仰比没有信仰幸运。开始我用张谷雨和万红两个主人公的主观视角来写这个故事，写到一大半时，觉得万红是个科学先知，从始至终知道英雄非植物人，因为张谷雨的主观视角证实了万红的先知是对的，于是这故事就像个童话，缺乏形而上的力量。后来跟张艺谋导演谈剧本的时候，他问我最近在写什么，我那时在台湾，正颠覆了《护士万红》的第一稿，打算写第二稿。张导说英雄是不是真植物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护士信什么。这句话对我有启发。宗教之所以有力量，因为信者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信则灵。
记者：以前采访你，曾说过想要写些“抗拍性”（不易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强的小说，事实是你这几年的作品几乎部部有影视改编紧随，你也顺其自然了吧？
严歌苓：这本《床畔》够“抗拍”了吧？一个女护士的独角戏，多难拍啊！但《收获》一发表就有电影公司提出要买版权。
记者：一直以来，写小说之外，你也参与到不少电影编剧工作中，写小说和写剧本是不同领域的创作，这二者对你来说孰轻孰重？
严歌苓：我自己要能做主的话，一个影视剧本都不写。因为我是个小说家，又喜欢控制时间和局面，一旦为影视而写作，就得按别人的时间和格局走，自己的自由和生活容易超出掌控。可是现在约我写剧本的公司很多，大部分是朋友的公司，情面难却。
记者：多年来你的写作始终连贯而稳定，这几年尤其进入到高产的阶段，这个写作和出版的节奏在你的把控之内吗？有没有想过放慢脚步？
严歌苓：我当然想放慢脚步。但我也有很多出版界的好朋友，约稿不断，假如我放慢脚步，他们就不愿意了。其实我最近两年的小说规模都不大，《老师好美》十几万字，《护士万红》十万字，两部加起来还要比《陆犯焉识》短三分之一。每年写一本《陆犯焉识》那样的长篇，我的体力、精力、素材积累都是不可能的。一部小说的素材准备有时花的时间远远超过写作本身。
（实习编辑：葛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