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周怀宗
采访者： 周怀宗
受访者：白烨
“还有一个‘中国文情报告’一个‘中国文坛纪实’要做，几十本书没看，这些年前都要做完”，采访白烨的时候，他说。
每到年底，都是白烨最忙的时候，各种研讨会，课题报告，文章，齐头并进，几乎不可能完成，“不吃完也要干完”，白烨说。而且，这种极度忙碌的生活，对于白烨来说，却只是日常的工作。
忙碌的批评家
开会，看书，写文章，这基本上就是白烨生活和工作的全部。和想象中的文学评论家的生活，完全不一样。
“事情多，活动多，作品多”，这是白烨对当前文学界的说法，“作协的，文化公司的，网站的，不同机构，不同层面，各种各样的作品，各种各样的活动，会赶会，作品压着作品，过去一年出一千部长篇就觉得很多了，现在一年四千部。有时候不赶不行，不看也不行，这个研讨会上，抽空看下个研讨会的书”。
批评家太忙，批评家太少。白烨说“就我而言，有每年年末的两个项目，会特别忙一点。但是大部分批评家穷于应付，这也确实是真实的现象。有时候作家会不高兴，觉得批评家忽略了他，有一次我碰见一个作家，说他的作品出版，很久没有人写评论。其实没有人冷落她，传统的作家有时候还会有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想法，一部小说出版，很多批评家写文章。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出版半年没人写很正常，因为批评家都太忙了，不是故意冷落作家，事实上，很多时候，忙到都顾不上冷落谁了”。
有人曾问白烨，业余时间一般都干些什么，白烨说看书，问的人说看书不算业余活动，白烨想了想，说“那就没有了”。
和普通人不同，对于白烨这样的批评家来说，不仅是业余时间，就连节假日基本上也是没有意义的，即便是春节也是这样，“根本不可能出去玩，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都是在家看书。别人休息，到处去玩儿，我休息，就是不看书，就这也只能歇上两三天，然后又回过身来接着看。”
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一年年就这么走过来，也习惯了，很难改变了。”每年下来，至少要看一百多部作品，“至少三天一本，还不能浮光掠影地看，要做笔记，要分析好坏，要写文章”。
这是常态，碰上特殊的活动，比如评奖，看的更多，写的也更多，白烨说“今年我参加了两个文学奖评奖，书都是论箱子看的，一箱子好几十本，还得给出意见，焦头烂额”。
被批评的批评家
读别人的书，写批评文章，看起来批评家总是旁观者，其实不然，很多时候，批评家自身，也会成为别人批评的对象。
比如评奖，评奖的评委并非都是批评家，但批评家却不可缺少。所以当评奖被质疑的时候，批评家也不可能置身事外。白烨说“有人觉得评论、评奖的有效性、公信力不够，这确实存在。但同时，要把文学批评放在文学生活的结构中看，它不仅是批评家的问题，还是文学建设的问题”。
红包批评家也是人们对于批评家最多的非议之一，对此，白烨并不认同，他说“很多人说批评家是拿红包写评论，其实那都不能算红包，太少了，如果要算付出收益的话，根本不合算。另一方面来说，写一篇图书评论，首先要花很多的精力看书，做笔记，然后花更多的精力写评论，写一个长篇的评论，最后就挣几十块钱稿费，这样就正常吗？”
所以批评家其实没有专业的，大部分都是业余的，都有另外的职业谋生。因此，也就显得零散而孤单，白烨说“文学批评家都是散兵游勇，都在孤军奋战，社科院有几个，这个学校有几个，那个学校有几个，不成体系，也就很难形成一个有力的批评体系，更难维护批评家的权利。当然，也有一些非常松散的组织，但是基本上没有比较有效的作为。”
做了许多年的批评家，在文学批评领域，白烨毫无疑问是知名的批评家，以至于很多时候人们会忘记他的另外一个身份，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但是这无助于文学批评困境的改善，白烨说“我感觉，批评的环境和氛围，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缭乱，还没有上个世纪八十年的时候更适合批评家生长。那时候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是双轮驱动，现在都是重创作，轻批评。作协的主席团里面，没有一位批评家，这就是表现之一”。
评论家难以生长，不仅仅是收入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没有评论家们的平台，白烨说“其实全世界也少有专业的评论家，多是业余的，问题在于，评论家需要一个平台，比如《纽约时报》的书评，可以用数十年打造一个专业的、有权威性的批评平台，甚至批评家的意见会直接影响一本书的销量，但我们没有给批评家发挥的平台，不知道是没有人有耐心做，还是没有战略的眼光”。
不生产批评家
不再生长批评家的世界，原有的批评家们，不仅孤军奋战，而且要以少对多，白烨说“现在的批评家，也就三四代，但是创作者，却有六代。”
“批评的难处正在于此，以萎缩的群体面对日渐壮大的文坛，以滞后的观念面对变化的文学”，代际少，人数少，和创作严重的不对应。而且不仅是规模上的不对应，还有观念上的不对应，传统时代成长起来的批评家们，批评的方式也依旧延续着传统的形式，开研讨会，写文章，但面对如今的网络作品，移动互联网传播，这样的方式就显得特别的尴尬，在新兴的媒体上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在面对年轻人的作品时，往往会显得捉襟见肘，比如网络文学、类型文学、青春文学等，我们很难看出它的好来，但它却在年轻人中间影响极大，传播很广”。
这样的尴尬还会延伸到文字之外，“比如说影视，现在有很多网络文学改编成影视作品，这些作品在文字状态时，文学批评就缺席，在改编之后，依旧缺席。并不是评论家们不愿意去评论，去研究，有时候确实有客观的因素。现在从事评论的大多是50后、60后，方式、观念都相对有了固定的模式，适当的适应时代变化可以，但是要说彻底的摇身一变，变成网络时代的批评家，这不可能。这些事情，需要新的文学批评家来做”。
但是很显然，新的文学批评家群落，并没有出现，更多时候，年轻人更愿意去创作，而不是去评论别人的创作。这是人生态度的变迁，也是现实困难所迫，白烨说“第一个问题，就是做文学批评基本上不可能养活自己，更不用说养家糊口，出版一本书会有一定的收入，但是写一本书的书评，收入和没有差不多，最多几十块钱。第二个问题，太辛苦，文学创作可以凭感觉去写，但是文学批评则不能，它需要一些必需的训练，比如一定的理论知识，文史知识，大量的阅读等等。”
批评的价值
如何培养批评家，白烨说“文学批评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我们有中文系，但是中文系最多培养研究者，研究者往往关注的是经典，是静态的研究，批评则不同，要关注当下最新的变化，是动态的。鲁院有针对文学批评的培训班，这样的培训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显然远远不够。当然，多元的时代，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多专业才能当批评者，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文学批评家，但至少有一个可以让批评家表达的机制才行”。
尽管对批评的环境失望，但白烨依旧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文学批评的领域，他说“不要把文学批评看做是批评家的事情，它也是整个社会的事情，和每个普通人有关。因为它所针对的，其实不仅仅是个体的作品，不是去批评一部作品，而是寻找它背后的价值观。”
真正的批评家，关注的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这才是批评的真义所在，白烨说“批评家们用文学批评的方式，介入到社会中，介入到人们的生活中，不仅可以引导文学的创作，更重要的是告诉人们，什么样的价值是最值得坚守的”。
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但多元并不意味着没有主张，没有坚持，网络文学中从“总裁爱上我”到“总理爱上我”的模式变化，岂非也正是这个社会对金钱、权力、成功的畸形崇拜所致。
白烨希望，更多对文学依旧抱有热爱的年轻人们，会关注文学批评。白烨自己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或许，所有曾经热爱文学最终又没有成为创作者的年轻人，也可以和他一样，把兴趣转移到文学批评中。
（编辑：白俊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