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远

　　采访者：高远

　　受访者：笛安

　　“在这个制度的范围内，其实令秧是想要反抗的，但是她反抗的方式不是说我想要打碎这个制度，她还没有到那一步，她也不是那种革命者。”上周末，青年作家笛安携新书《南方有令秧》来到“时代国际单位·记者艺术沙龙”，并以《萧红与令秧的黄金时代》为题，与观众分享新书感受。活动结束后，笛安接受了南方都市报的专访。访谈中，笛安就个人写作转型等话题作出回应。她说，最近一两年，自己一直想要尝试写一个当代背景下真正的罪案题材小说，但不太敢动手。“现在至少《令秧》写完，我觉得就到了一个可以尝试的时候。”

　　写作转型

　　记者：首部历史题材长篇小说，没有写熟悉的青春经验。是对原来青春经验厌倦了？

　　笛安：不太好说，我觉得不一定以后真的再也不写少年人，或者以年轻人做主角的小说，也许还是会的。这次想写历史题材，是因为突然间觉得这个点子特别吸引我，然后我就想，至少我从来没写过、没尝试过。我还挺想挑战一次试试看，然后它就自然而然地出来了，我实际上也没有说刻意地就要转型了。

　　记者：刚好这个故事特别吸引你？

　　笛安：那其实是我十年前听到的故事。但我就觉得，突然有一天，三年前的这个时候，那个为了贞节牌坊奋斗终生姑娘的形象突然间这样子闯进来，我觉得这个还挺妙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她身上是有反差的，她与她所处的时代之间，个人与制度之间，就是这种张力。

　　记者：关于新书，你曾说“真正艰难的在于运用所有这些搜集来的‘知识’进行想象，要在跟我的生活没有半点关系的逻辑里虚构出人物们的困境。”

　　笛安：我就举最具体的例子。你想写一个古人，要给人物间制造情境，以及在这个情境里发生的冲突，这些东西要用你习得的背景知识去想象，而不是用你生活中的经验，你的经验其实也用不上。例如你写现代题材的时候，你不能让男女主角，如果要谈恋爱等等，你不能让他们在行驶的飞机上发微信，这个是一个硬伤的错误。但是背景挪到古代，其实这种错误很难保证说你不犯，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就是，故事的冲突，你得确保在当年的背景里，它能合理。要运用它去构筑主人公之间的矛盾，去构筑这个故事，这是真正的难点。

　　个体与制度

　　记者：讲座上你也说，《南方有令秧》是想尝试探讨人与制度的关系。此前你也在法国念到社会学硕士毕业，能不能就这本书，谈谈你想说的东西？

　　笛安：有时候，我想表达“谁都没错”。我觉得，令秧这个人物身上有“气”的地方。在这个制度的范围内，她其实是想要反抗的，但是她反抗的方式不是说我要打碎这个制度，她还没有到那一步，她也不是那种革命者，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故事吸引我的地方在于此。就是说这个人，她可能利用、玩弄这个制度，然后在这个制度里获取的利益。有一点反讽，但我觉得就是这样。

　　记者：书的后记中，你对自己曾经的创作模式和现在的进行比较。从局限于“表达”，到意识到写小说有远比“表达”更重要的任务。你怎么看待自己这样写作状态的变化？

　　笛安：这个我想可能就跟人生的体会有关系，肯定是跟时间是有关系的，时间会帮你改变你对很多东西的看法。我觉得人的世界观是会进化的吧。虽然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促成了这个进化，但是我还是希望能成为一个，隔十年二十年，自己世界观会进化一下的这么一个人。

　　记者：新书算作一次升级吗？

　　笛安：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要过一些年再看。

　　记者：你的写作历程还是比较顺畅。不少人赞许你比其他80后作家超人一步。你自己怎么看待这样的褒奖？

　　笛：谢谢（笑）。但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事情肯定不是说跟任何人去比，我也不想和其他人去比。我觉得最关键是同过去的自己比，我需要进步，或者说需要更成熟也好，进步也好，怎么样也好，我希望在自己的道路上面不停地往前走。因为这个事情，我觉得不是体育比赛，人与人之间的比较意义不是特别的大。

　　新书遗憾

　　记者：写作这块，你认为自己有哪些不足？

　　笛安：好多呀！但是不是说，你想解决就能解决的，我自己也蛮希望。就《南方有令秧》这部小说来说，其实我希望能写得更丰厚。女主角是一生没什么机会出门，所以这部小说基本上很多故事都发生在宅院里面。但原先，我本来想这个男主角，他是可以出门的。当故事以男主角这样的一个视角在移动的时候，我曾经希望把宅院外面的世界写得很丰富。但这一方面是工作量大，另外一个是我现在还没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同时，这样写，小说的篇幅就长了，可能会更厚。我也不知道出版社对此会不会有意见。但是如果能这样写的话，外边的世界能很丰富，我觉得这个文本就更会有它的意义，就更万历年间。

　　记者：你说过，好的历史小说是要重建古人的价值观，要让现代人相信古人就是这样？

　　笛安：我记得当时在看莫言《檀香刑》的时候，就觉得他写得特别精彩的一个人物就是那个县令。他做每一件事，内心就想“你看，我就是为了百姓”。莫言创造的这个形象至少让我相信，就曾经的那个年代，这种士大夫文化体系里的人中，的确有像他是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也许你觉得这个县令很可笑，但是你觉得他可信。其实《檀香刑》里面所有的人，包括其中很多背景资料都是莫言自己编的，但是至少莫言做到了。他让人相信，那时候的人，真的就是他所创造的那样。我觉得，我如果能够做到让一些读者看令秧的时候，一刹那间相信明朝的人就是那样的，那我就觉得自己成功了。

　　（实习编辑：白俊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