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怀宇

邓晓芒

　　采访者：李怀宇

　　受访者：邓晓芒

　　1948年生，湖南长沙人，初中毕业后当过十年知青、五年民工和搬运工，1979年考上武汉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后长期任教于武汉大学哲学系，1989年评为教授。主攻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旁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美学和文学批评，创立新实践论美学和新批判主义。代表作有《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康德哲学诸问题》、《灵之舞》、《人之镜》、《灵魂之旅》等，译著有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等。2009年转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

　　邓晓芒长期在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2009年12月改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至今仍住在武汉大学的教师住宅区里。环顾当今学界，他感慨中国学者的使命意识太差：“大部分中国学者唯一关心的就是自己在国内学术界排名第几，在那个领域有没有话语权，开会的时候抢不抢得到话筒，都关心话语权的问题。话语就是权力，所以基本上都在争权夺利，学术政治化，学者一个个像政客一样。我们这些人被边缘化了，我也不在中心。”

　　李泽厚没有褪掉时代印记

　　邓晓芒的父母是革命干部，妹妹邓小华后来成了著名作家残雪。1957年父母被打成右派，致使邓晓芒1964年初中毕业后无法读高中，从此在僻远的乡村干农活。他在乡下转了几个地方，当了十年知青。病退回城后当民工，修马路，打地基。

　　虽然失学，邓晓芒有意识地自学，找到一些流落到社会上的书，潜心攻读。他说：“我有时候甚至觉得这是一种优势，因为排除了很多不必要的教育，把那些教育付出的精力节约下来了。体力劳动就是锻炼身体，闲下来我就看书。”当时马列的书到处都有，邓晓芒就钻研马列。邓晓芒对黑格尔的书读得比较认真，后来又接触到康德，做了很多笔记、眉批，觉得哲学能解决很多思想问题。

　　恢复高考之后，邓晓芒觉得自己在哲学方面下的功夫最多，决定报考哲学研究生。1978年考研，他考上了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但是他父母的右派问题还没解决，政审没有过关。1979年，他考上了武汉大学哲学系，成为西哲名师陈修斋和杨祖陶的研究生。邓晓芒以初中学历直接考上研究生的例子在同代人中并非少数，当年武汉大学的研究生唐翼明、易中天等人也有相似的教育经历。

　　在武汉大学，邓晓芒看小说，写评论，哲学的兴趣则渐渐专注于康德和黑格尔。他的硕士论文是研究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主要谈美学：“我觉得康德美学跟我的审美观非常接近，就从这里进入到康德哲学，进入到德国古典哲学。”

　　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思想争论的热潮。邓晓芒自称是“旁观者”，但围观者清：“李泽厚他们争论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这些问题，我们都插不上嘴。但是我觉得很荒唐，原先我们被所谓的黑格尔压得透不过气了，就觉得康德的不可知论好像还开放一些。其实他们都是大哲学家，德国人从来没有人说：我们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反正读哲学系，这些都是经典。”

　　邓晓芒1978年在水电安装公司搞搬运的时候，曾给李泽厚写过一封18000字的信，批评李以前的一篇美学文章，李很客气地给他回了信。后来两人还见过面。邓晓芒说：“李泽厚在（上世纪）80年代影响很大。他的书都是经典，都是案头书。《批判哲学的批判》讲康德哲学，哲学系学生都要看的。中文系的和搞美学的必看《美的历程》。我对《批判哲学的批判》也有很多批判，但是也承认，虽然有一点意识形态，但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难得的。李泽厚的文风影响了一大批人。”而对（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李泽厚，邓晓芒认为影响越来越小：“现在大家信息渠道越来越多了，以前就是他一个窗口，后来大家都能自己获取信息了，所以他的作用就不太明显了。再加上，他的起点还没有完全脱开那个时代给他打下的烙印，他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理解已经定型了。当然后来他也想改，年纪大了，恐怕还受一些局限。90年代以后各种各样的美学都出来了，把他撇在一边，也不跟他争。我和易中天倒是还想恢复实践美学，但是认为李泽厚的思路不行，要来个彻底的改造。”

　　与杨小凯和易中天的交往

　　1982年，邓晓芒从武汉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刘道玉在1981年至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倡导学术自由开放的风气。当年经济非常贫乏，但邓晓芒觉得大家心情都特别舒畅，有紧迫感，要抓紧时间干出点大事来。当时武汉大学的年轻教师住在集体宿舍，所谓的“筒子楼”，每一家门口都有一个蜂窝煤炉，一炒菜，房子里乌烟瘴气。小孩子还在中间跑，有的还骑辆三轮车在中间拐来拐去。

　　邓晓芒和杨小凯都住在筒子楼，有时在路上碰到，顺便聊一聊，偶尔来一个客人，就坐在一起谈谈，正式聊天并不多，但是彼此都知道对方在干什么。邓晓芒回忆：“杨小凯当时醉心于数量经济学，他数学学得很好，在牢里面跟一些数学家、科学家关在一起，又跟他们学英语，英语也不错。他的眼光就要比我们的开放得多了，美国的现代经济学家他都熟悉。我跟他讨论过一次，关于马克思经济学到底过时了没有，他认为是完全过时了，在凯恩斯以后就过时了。我觉得好像还不能那么说。因为隔了行，他学经济，我搞哲学，有时对不上话，但目标是共通的，就是要把我们国家各方面都补起来。我们欠下的太多，在思想文化方面，拼命在自己的道路上努力。后来邹至庄教授来武汉，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的一个经济学教授推荐了杨小凯。邹至庄非常欣赏他，就把他搞到普林斯顿去读博士。后来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过杨小凯，可惜他早走了，不然的话完全有可能得奖。”

　　易中天也是邓晓芒的“筒子楼友”，家里曾发生过煤气中毒。邓晓芒说：“冬天冷，室内烧煤取暖，窗子都闭着，第二天大家就头疼。我们都发生过，没有那么严重，就觉得头疼，晚上窗子关紧了，要留一点缝。有时候不行了就要送医院。如果完全中毒的话，就必死了。”邓晓芒的父亲有一个老同事在厦门大学当教授，想调他过去当助手。邓晓芒也对厦门大学的海边风景充满了向往，易中天知道他想去厦大，也起了心，说：我们俩一起去。刘道玉校长得知消息后，亲自到邓晓芒家里做工作：厦门大学哪能跟武汉大学相比啊。结果，邓晓芒和易中天都没走成。到了（上世纪）90年代，易中天的夫人不适应武汉的气候，决心转去厦门大学，而那时的武汉大学校长已不是刘道玉了。[NextPage]

　　多年来，邓晓芒专攻德国哲学，也研究美学、文化心理学、中西文化比较等，致力学术批评和文化批判，介入当代中国思想进程和精神建构。面对当下学界的后现代趋势，邓晓芒说：“后现代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糟糕的，可以说后现代让中国那些不愿意思考的学者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我不用看康德，也不用看黑格尔，我只要看后现代就够了。他们身上的担子就轻了，这是很不应该的。人家是那样过来的，你那个教育都没受过，连小学都没读，就去发明永动机，那怎么可能呢？现在这些人就是在发明永动机，以为后现代就是永动机。”

　　“用闻所未闻的东西来吸引眼球，这就没意思了”

　　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软肋

　　记者：晚清民初，西方哲学通过翻译等各种渠道进入中国，对中国原来的哲学体系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邓晓芒：肯定，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这两种不同的文化不光有差异，而且整个是颠倒的。所以我认为中西两大文化在目前这个地球上是互为倒影的。西方从希腊开始，到今天的美国一脉相承。中国从三皇五帝到如今，一直没变，包括“文革”，乃至于今天改革开放，都没变。闹得轰轰烈烈，好像也天翻地覆了，其实还没有。西方发展出语言、语法、逻辑、社会制度、体制、思维方式、规范化，朝这个方向发展。中国发展了一下，又退回去了，我们最好是不要语言，回到天、回到自然。所以整个中国文化是在语言的基础上面往回走的，西方的方向是往前走的，是把它形成制度。

　　到今天，西方的制度好，是因为西方重视语言，重视语法。中国人不重视，觉得语言之前的东西像内心的体验、感觉、情感最重要，那些东西是不可言说的。西方哲学家当然也有这种倾向，认为不可言说的东西是很重要的，但他们毕竟把可以言说的东西规范化了。这是走了两条相反的路。

　　记者：我们追溯百年来的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是不是具有开创性的作用？

　　邓晓芒：胡适的作用主要是打开眼界。原来中国式学问的做法是三皇五帝，盘古开天地到如今一步步讲过来，胡适是有原则的，凡是传说、神话这些不可信的东西一概不取。他截断中流，从有文字记载的正史、信史开始，强调有一种客观性，不要动不动就是道统，从三皇五帝讲起，那就不是学问，那是意识形态，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讲道统。

　　记者：中国的道统里好像有一个“帝王师”的情结，像冯友兰的经历就反映了一代读书人典型的心路历程。

　　邓晓芒：典型的，很值得研究。冯友兰、郭沫若这些人都是很值得研究的。中国知识分子不管当时显得多么的激进、多么的革命、多么的坚强、多么的独立，骨子里都有软肋。要把这个东西分析出来，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很少能反思到这个层面，唯独一个例外就是鲁迅。那些人在狂热的时候，鲁迅非常冷静看出来这些人一旦掌了权，我们都没法活了。当然也可能还有其他的人，像储安平就看出来。鲁迅是最早看出来的：别看他们现在反专制、反迫害、反独裁，反得多么厉害，他们一旦上台，照样如此。

　　记者：在西方哲学里，像康德、黑格尔，他们比较专心做学问，好像没有做“帝王师”的想法？

　　邓晓芒：对，这是他们的传统。像亚里士多德是“太傅”，是亚历山大的老师，从他13岁就教他，一直到成年。亚历山大征服世界，亚里士多德不去，他不是诸葛亮，他从来不去辅佐帝王干什么。他反过来要帝王为他服务：你打到那个地方，把那个地方的奇珍异兽、植物标本给我带来做研究。亚历山大老老实实地派人千里迢迢从印度、波斯把那些没见过的植物和动物标本送到雅典来，给他的老师做研究。他比亚历山大高多了，他是跟神打交道，你一个帝王算什么。康德、黑格尔也是在跟神打交道，才不管现在流行什么样的政策了。

　　黑格尔后来是普鲁士专制政府的辩护士，他要论证普鲁士政府是上帝绝对精神的实现。当然黑格尔有一点帝王师的想法，但他的前提是，整个理论就是这样建立起来、发展出来的。他理想中的是立宪君主制，而不是专制君主制。所以他也不是完全无条件地为现行政治辩护，他提出现行政治的一个模式，要照这个模式去做就符合绝对精神。

　　记者：是不是经济独立或者生活比较宽裕，哲学家就会从容一点？

　　邓晓芒：他们也不宽裕，像康德成天上那么多课，他每上一次课学生就交给他一点学费。康德长期没有工资，他是编外讲师，有学生来听就有收入，没人来听就没有收入，所以康德一辈子连婚都没有结。人家问他为什么不结婚，他说没条件。等到他有条件了，他又不想结婚，老了。这完全是一种观念、思维模式的问题：作为一个学者，这一生应该怎么样过。

　　哲学就是生活

　　记者：在上世纪80年代，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对中国的哲学影响有多大？

　　邓晓芒：应该说表面上的影响很大。因为它跟马列夹在一起，大家公认它是马列主义的来源。那个时代意识形态太浓，但是理解非常表面。我们现在再去对它加以研究，绝对不是炒冷饭。我甚至觉得是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我们原先的理解太潦草，真正要把握它，那是非常深厚的东西。而这种深厚的程度，恐怕只有我们中国人才能看得出来，德国人都还不一定看得出来。因为我们是旁观者，跟我们的文化相比，觉得它确实了不得。德国人也已经麻木了，没搞出新东西来。德国哲学最近几十年非常沉闷，没有新东西。但是他们自家的东西，并不见得就搞得很透。当年温德尔班有一句话：能够真正理解黑格尔的人已经死光了。[NextPage]

　　我觉得确实是这么回事。我去过两次德国，上次我到黑格尔读书的地方，相当于他的故居了。黑格尔纪念馆的门口有一个大招牌，上面写着黑格尔的语录：“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我说不对啊，黑格尔从来没有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他是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个哲学界有争论的，恩格斯专门为这个东西发表过看法，现实的不一定是存在的，存在的不一定是现实的，做过辨析的。德国人在黑格尔的纪念馆门口怎么贴出这样的招牌？我回来把黑格尔的德文全集从头至尾搜了一遍，没发现这句话。德国《康德哲学》的主编来武大讲学，我陪他吃饭的时候就问了他这个问题，我说：这句话是不是有误？他说：是的，黑格尔不是那样说的，应该是“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我说那不可思议，在德国本土、在黑格尔的故乡，而且是在黑格尔纪念馆的门口，贴出了不是黑格尔说的话，下面注明是黑格尔说的，这怎么可能。他说：“你是对的，我下次去跟那个博物馆的人说：有一个中国的学者指出来你们这个是错的。”可见德国人对自己的传统，不见得就吃得很透。

　　记者：哲学可以指导生活吗？

　　邓晓芒：哲学不是指导生活，我觉得哲学就是生活。我有一篇讲演就是“哲学与生活”，或者“哲学与生命”。哲学是活出来的，不是学出来的，学出来的那不是哲学，那只是哲学知识。哲学史上面的知识有很多，有很多哲学命题的知识，像逻辑学，要划为哲学的话，只是一些技巧性的东西。真正的哲学是活出来的，一定要拿命去活。像康德、黑格尔都是拿命去活的，他们都是几十年当家庭教师，受尽了人间冷暖的拨弄。黑格尔是很典型的，大学毕业，拿到博士学位，然后没工作，就到乡村里面去当家庭教师，跟一个贵族，教他的儿子。康德也是多年当家庭教师，后来好不容易搞了个编外讲师，就在那里苦苦地写啊，研究啊，写了很多东西都没有发表，他自己不拿出来，他觉得火候未到，就放在箱子里。现在我们把它搞出来，把他未发表的手稿拿出来印。可以看出他在成名之前有多少东西是没有发表的，他就在考虑这些问题。黑格尔最开始是考虑宗教问题、信仰问题，这都是活命的问题。所以哲学跟生活绝对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有直接的关系。

　　记者：他们的生活经历投射到他们研究里面的关怀。

　　邓晓芒：他们很多人都明白说出来了，康德有一段话说得很全，他自述：我原来是想当一个学者，当一个科学家，后来是卢梭教育了我，他让我懂得了我的学问如果不能对一般的大众提供帮助，那我就还不如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一个洗衣工、一个裁缝。他说是卢梭让他懂得了，学问是用来为人世间的，为生活的。

　　每个人都有哲学，人跟动物不同就在于人有世界观：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干嘛？就算他没有明确地意识到，但是有时候他可以意识到。比如说小学生，你要他天天做作业，他就会有反抗，为什么会有反抗呢，他不耐烦，觉得人不应该这样，人家都在外面玩，为什么我要在家里做作业。家长说：你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将来出人头地，你要考上大学。我为什么一定要考上大学？但是在教育的管制之下，他把这些想法都压制了。我是因为很早就下农村了，没人管，就让它生长起来了。

　　许多作家才气完了就完了

　　记者：除了做研究以外，你为什么对中国当代文学有深切的批评？

　　邓晓芒：我写了一本《灵魂之旅—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生存境界》，分析了十几个作家。我还是力图从一种文化转型的眼光来透视这些作家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作品，他们写这些作品背后的心理状态和思维模式是怎么样的。我总结出来这些作家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回归。以前叫寻根文学。什么是寻根，一个是大自然，一个是儿童，一个是文盲，没有文化的，人的最低生存境界。中国上世纪90年代文学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寻根，回到远古，回到古朴、朴素，远离城市。

　　当然本世纪的文学又有一些变化，我接触不多，我感觉已经不完全是寻根，感觉本世纪的文学基本是散了，有点像后现代了，什么东西都没有，完全凭感觉了。90年代是有理念的，每个作家都想要表达什么东西。现在的作家没有要想表达什么东西，就是凭一种才气。特别是网络文学出现以后，基本上就是凭一种临时爆发出来的才情、敏感、调侃，没有一点正经，满不在乎。当然王朔也满不在乎，但是王朔是很沉痛的。你别看他满不在乎，他背后有很深的东西的，我对王朔非常看好。当然人家说他痞子文学，他表现出来确实什么都不在乎，但是后面有东西。他也能写很纯情的文学。90年代以后，他已经写完了。但是他偶尔发表出来对中国当代的看法，非常深刻，他是看透了。

　　记者：近十年来你还有没有看文学作品？

　　邓晓芒：基本上没看。一个是没有时间，再一个是不想看。因为文学已经碎片化。像莫言，我那本书里面写了他的《丰乳肥臀》，我觉得写得很好，后来我给莫言寄了这本书。莫言回了一个信，说：你对我的评论是非常击中要害，你猜中了我的玄机。包括心理分析，他为什么要写那个东西，他就是那样想的。他说：我最近又有一本更好的，我寄给你。然后他把那本最新的小说《酒国》寄过来。他自己觉得《酒国》比《丰乳肥臀》要好，我看了以后很失望。我觉得已经碎片化，没有一个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在一个空的理念之下，完全是魔幻加才气。当然作家都有一定的才气，完全凭着丰富的联想、搞怪、魔幻，魔幻现实主义就是搞怪，讲一些闻所未闻的东西来吸引眼球，这就没意思了。

　　记者：贾平凹呢？

　　邓晓芒：贾平凹后来也没有什么东西了，他也是搞怪。他本来有本土的底子，对商州那一带的民风、民气很熟悉，但是完全这样按原本讲，他又不甘心。他要在里面穿插一些魔幻，穿插一些传说、故事，有点像《白鹿原》的那种奇异的东西。当然中国也有志怪传统，鲁迅当年对中国的志怪小说也很欣赏。他们现在就搞这些东西，但这要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为了吸引眼球。人都有好奇心：怎么会这样，是不是冥冥之中还是有一些什么东西在起一种作用。我觉得没多大意思。中国现在处在赤裸裸的、触目惊心的社会状态，你搞这个还不如老老实实地反映现实好一点。

　　或者你就另外开辟一条路，总要有路，现在没路了，就是一点才气，才气完了就完了。我也评了贾平凹的《废都》，他对风土民情的了解、体验，那是没话说的。但是他经常掺杂知识分子的那种梦幻，甚至是性幻想。《废都》完全是性幻想，有点看三级片、成人片的感觉。

　　（编辑：李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