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钟刚
记者：钟刚
被采访人：董启章
《体育时期》，董启章著，作家出版社2010年2月版，35.00元。
《天工开物·栩栩如真》，董启章著，麦田出版社2005年版，台币380.00元。
“你如果在香港站出来大声说，‘我是小说家’，肯定有人会嘲笑你。”董启章说，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写作，并且越写越长，越写越艰涩，不好读。即使在内地的版本中，他也没有改掉那些“即使香港人读起来也都很困难”的广东话对白。
董启章的朋友梁文道说，董启章在香港绝对是一个异数，他写书完全不考虑市场。他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生》刚获好评，市场反响也不俗时，第二部路线一转，追捧他的人也发觉很难读下去。董启章认为，内地不少作家正是因为顺应了读者，才越写越差，走上了一条无法返回的路线。
《体育时期》是董启章在2004年前后就在香港出版，也是他在内地出版的第一本小说。小说围绕两个女孩的故事展开，以校裙底下穿的P.E.裤开始，描绘了她们脱去安全裤的束缚，迈出校门，而又没有被“吸”进社会前的状态。董启章说，他之所以执迷于这段卡在中间的时期，是因为这个“点”里面，会有各种胶着的矛盾，他通过这个观察角度，可以审视香港社会的问题和病症。
[NextPage]作为香港小说家的代表，董启章毫无疑问是一位坚守者，不断抵抗中间路线的诱惑，书写着一个有别于类型片所营造的虚拟的香港。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在评价董启章的香港书写时认为，董启章的小说，写出了香港这座城市特有的资本主义历史风貌，恰如其分，匠心独运。
阅读并不轻松，读者也要有付出
南方都市报：在这本书的内地版中，保留了不少的广东话，你不担心因此影响到书的销路吗？
董启章：这是我的一个尝试，坦白说，我也担心读者阅读有障碍，但是，作为一个尝试，我想是可以冒下险的。
我用广东话来写的只是对白和独白部分，希望用生活化的口语来呈现年轻人的鲜活状态。在台湾出版时，我将一部分广东话改成了普通话，但不是全部都改，改到读者大致能读懂就好了，在内地出版，也是继续沿用的台湾版。我认为阅读并不是那么轻松的事情，读者也要付出。
其实，即使香港的读者读我的书，他们也会有障碍，不是那么轻松，因为很少有严肃的文学创作会用一些广东话的口语，他们会有陌生感。
南方都市报：你似乎非常在乎形式感，比如出现在小说中的地名，你完全将旺角、中环、铜锣湾这些公认的香港符号去掉了，你写的是元朗、沙田这些边缘区域，这有什么用意？
董启章：这是我的刻意选择。不是说旺角、中环就不能写，而是我主观上选择了回避，因为这些地方太容易产生相关想象，香港类型片塑造了香港的一面，但是，那一定不是真实的香港，真实的香港一直是不被了解的，大家提到的都是经济的香港，在这一点上，香港是边缘的，我恰恰是在“边缘”的香港选择一些边缘的地区来写，我希望去掉一些读者会有的对香港自动化的想象。
南方都市报：你在小说中的人物实际上也有点边缘，不是那么典型，她们的青春是极为不堪的，比如不是苹果被她的父亲强奸，小宜在更衣室里被侵犯。
董启章：这些人和事都是在社会上真实存在的，它确实是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我把他们汇聚在了一起，尽管看上去比较“个别”，但是，这实际上只是我把普遍的事物用尖锐的方式表达出来了。
很多事情都是“个别”发生的，但是“个别”的事情并不意味着和其他人没有关系。就像贝贝，她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年轻人，没有太大的成功，也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但是，她会看到、也会遇到一些和她不同的同龄人，她的内心会有在其中发生微妙而特别的变化，比如她和小宜之间的友情的结束，是因为她们没有建立共同的耻辱感，小宜在更衣室被侵犯时，她刚好是一个在场的旁观者。她和不是苹果的生活发生交集，实际上是“特殊”和“普遍”的连接。为什么性格如此不同的人会联系在一起，我想在小说中探讨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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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写统计学意义上的年轻人
南方都市报：无论是《体育时期》，还是你后来的《天工开物》系列，你一直都在写青年题材，为什么执迷于这个题材？
董启章：因为这个阶段非常有趣，在一个人从童年往成人方向发展的特殊阶段，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在将要“吸”进社会之前，或许在心底是抗拒再进一步成长的，但事实上，他们又不可能退回去，就这样卡在中间，里面会有怎样的矛盾胶着在一起？我对他们在这个时候的状态非常感兴趣，当然，我不希望我写的青年题材是对青春的崇拜，或者是一种怀旧，我是希望把年轻人作为我观看社会的一个点，在这个点上，可以写出陷于具体环境条件局限和个人心理缺憾的成长后期生存状态，并能审视香港社会的问题和病症。
南方都市报：在这本书中，你也刻画了几个香港知识分子的形象，可以看出，你对这个群体是有看法的。
董启章：我对学院人的问题在后来的一些书中也有涉及，在香港这个极为商业的社会，大学也非常商业化，他们按照社会的需求进行“生产”，在权威和权力的威逼下，学院知识分子到底应该保持独立思考和批判，还是应该和权威站到一起，这是不言自明的。不过现实并不是如此，就像小说里的一些教授，他们在教学上提出了很多批判性的理论，但是自己实际上是一个弄权的人，是处于一种非常分裂的状态。
南方都市报：作为小说家的董启章在小说中也出场了，与小说中的人物对话，我还看到有读者说：“董启章这样做，挺刺激的。”
董启章：我开始写作以来，一直就有一个习惯，就是把一些真的东西放到里面，让故事真假难分。真实和虚构的界限，不是那么明显的，当我写小说时，虚构了很多人物、情节，但是里面也有很多真实的背景和体验，我把两个世界的东西打乱，混在一起。
南方都市报：那你所写的青春故事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你会像有些小说家一样去调查访问，做一些积累素材的工作吗？
董启章：我不会去刻意地观察他们，了解他们，我不想写出统计学意义上最典型的年轻人的状态。我的写作依靠的是我的生活经验，我写的年轻人也都是我周围人物的变异和改写，他们也恰恰不那么典型，尽管显得那么的不一样，但也不能否认他们是当下的年轻人中非常有特质的一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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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你办写作补习班的经历，会不会对你的写作有一些影响？
董启章：写这本书的时候，刚好是我在开这个班。我是2000年开始办写作班的，一直到2005年前后，每天都会跑不同的学校，像上班一样，晚上回到家也要修改学生的习作。那段时间接触到的年轻人也特别多，但一直有一个困惑，我发现自己的初衷被违背了———原来我是以为发明了一种可以支持自己写作的工作，结果变成占据了自己所有的时间，没法写作。
在香港，写作可以是你的工作，但是无法成为你的职业，写长篇小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没有出版社愿意出。
我写第一个长篇是《双身》，1994年前后写完的，后来为了生活，我也写过两三本书，都是篇幅很小，几百字，上千字的文章，在一个概念下组合起来，这种书很适合香港的生活形态，写了两三本后，觉得差不多了。当时也有很多东西强烈地想写出来，并且要用比较大的篇幅，所以第一个写出来的就是《体育时期》。写这本书，我都是利用工作之余写的，有时碰到有空闲的一天时间，我会抓紧写，因为过了这一天，可能就很难保证有时间来写了。这本书写得很快，二十多万字，两三个月就写完了。
在香港看我书的读者不会超过两千
南方都市报：后来你怎么放弃了工作，专心写作？
董启章：我在1998年前后，也考虑过中间路线，想在通俗和严肃中间找到一条路子，不一定要写非常纯文学性文字，我尝试过写一些读者容易看懂又有艺术价值的文章，但是最后我发现这条路线是不存在的，你会发现自己慢慢地倾向于通俗，会不断地揣摩读者的口味，你可能会安慰自己先写一些东西给他们，让他们对你写的东西感兴趣，然后再给另外一些东西给他们，但是到最后一定是失败的。慢慢地你就没有了自己的东西，自己被改变了。读者的诱惑是很大的，当你取得一点成功的时候，你就开始改变。
南方都市报：放弃了中间路线，你现在选择的是什么路线？
董启章：极端路线，所以我敢用广东话，并且是用广东话写一些不那么容易读的东西，读者要慢慢来读。我现在写东西，会依照自己的判断来写，写一些自己认为是好的东西。其实读者的阅读兴趣也是变化的，有一次参加一个活动，一个读者跟我说，董启章，你不要管我们喜欢读什么，你按自己的路子来写，读者来追赶你就好了。
南方都市报：在香港这个极为商业的社会，你期待你的写作发挥怎样的作用？
[NextPage]董启章：不知道，可能是没有作用吧。我觉得在香港看我书的读者不会超过两千，有时会是一千。
南方都市报：正因为如此，你和一帮同仁提议创办香港文学馆来改变这种现状。
董启章：文学馆只是在创造一个能容纳文学的环境，其实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是条件是否具备的问题，香港文学要发展，必须创造物质、政策条件。香港政府只是把表演艺术视为艺术，他们提出西九龙艺术区，也都是表演场馆，文学是最不可见的，我们提议创立文学馆，就是要让文学成为可见的、具体的东西，让大家能够看到一些文学书籍的原作展出，通过举办演讲，开设课程，让更多人参与到文学中来。
南方都市报：最后一个问题，请谈谈你的香港身份，在你身上，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是怎样的比例关系？
董启章：坦白说，传统文化对我的影响不是那么强，尽管我的《少年神龙》、《天工开物》都和传统有关系，但是都是“点”上的，我谈不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我更倾向于从西方文化上面获取知识。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香港文化的功能化和技术化非常明显，尽管香港被认为是受到西方文化影响多年，但是，精英分子所掌握的西方文化知识都是停留在非常技术化的层面，他们尽管能说一口纯熟的英语，但是对于西方文化、艺术、哲学缺乏了解，香港的西化是技术上的西化，作为一个小说家，我能做的就是拼命吸收，填充这个文化的空心层。
（实习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