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占彪
唯有作家的身份是永久的，其他的一切都是过眼云烟
在考虑写作《孽债》续集时，我有一个原始的想法，那就是长大了的五个孩子，每人要有一个好看的青春追求和经历，而这追求和经历又能体现当今一代青年男女的特征
我本人在插队期间的精神生活，大多数时间是翻来覆去地看带下乡去的两箱子书
在我看来，农民们并不十分推崇知青，也不歧视知青
不是把自己说的话、写的字能印成书的，就变成了“作家”
论理，中国的知青何止万千，而独独叶辛的名字与“知青”这两个字却是分不开的。风行一时的《蹉跎岁月》、《孽债》等作品曾给他赢得了巨大的文学声誉，并奠定了他在当代文坛上的地位。当年，他的这些小说被拍成电视连续剧时，其盛况直可用万人空巷来形容，《孽债》在上海也创下了42.7%罕有的收视率。
他在贵州生活了21年，正是他的切身经历，使得这些作品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引起广泛的反响似乎正是情理中事。可以说，他主要是通过文学创作来表现和反思曾经影响了当时整个中国的知青问题，显示了他对特定时代、特殊社会、特别人生的一种思考方式。这次，对于同样的话题，他却以学术研究的方式进行了新的思考和探究。前不久，叶辛发表了一篇叫《论中国大地上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学术长文，编者认为这是一篇“仔细收集历史档案，查阅各种文献，严格按照学术规范，对长达10余年、波及几亿人的知青运动的来龙去脉作出系统清理”的重要文章，“这一工作对于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来说无疑是一个贡献。”此文发表后，时有报刊转载，反响颇大。
人们惊讶于叶辛的“两把斧子”——小说创作和学术研究并举，作家进入学术机构成为时下一个突出的现象，我们的话题也正是从这一好奇开始的。
《社会科学报》：对于知青问题，您曾以文学的方式作了成绩显著的表现和反思，近来，你又以学术论文的方式研究和探讨了这一问题，能否介绍一下你的那篇学术长文的缘起和写作情况？
叶辛：写作这篇文章，缘起于我的知青题材小说创作，7年前，也就是在1999年，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了七卷本的《叶辛知青作品总集》，包括了我写的六部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以及一些和知青话题有关的散文、随笔（这套书出版前三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一套十卷本的《叶辛文集》）。当时，我就对广东的同志说，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印数不要太大，可到了2000年夏天，责任编辑给我来信说，一万套七卷本，已经销完了。读过我这套书或者部分读了我书的人，时常和我讨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究竟缘于什么年代？上山下乡的总人数，到底是多少？老三届老三届，是怎么回事？上海究竟有多少人去上山下乡了？到农场去了多少？插队落户有多少？知识青年去了农村，到底是收获大还是损失大？等等等等。很多问题，我随口就能回答，一些问题必须费一些口舌才能讲清楚，还有些涉及具体数字的，则需要翻一翻笔记，查一下书才能说明白。让我吃惊的是，知青上山下乡，才过去了没多久，社会上很多人已经讲不清楚了。于是我就想到，要写一篇长文，细细地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讲个明白。不过原先我是想等退休之后写这篇文章的，写完以后，就附在《蹉跎岁月》、《孽债》再版本的后面，供有兴趣的读者看。
不料去年（2005年）夏天，我奉调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这是一个纯粹的学术研究单位，每个人的主要工作，就是做研究、写论文，我任所长，总不能像专业作家一样，仍旧埋头写小说。于是我就把原准备退休以后写的论文，提前写出来。
但是，写作论文和写小说完全是两码事。如果是写小说，构思好了，不足两万字，以我现在的速度，三天时间可以写完了。而这篇论文，我用了两个月，八个双休日的时间才写完，比写小说慢了许多。
幸而文章发表以后，还是受到了一些关注。甚至“文革”中的先进典型知青柴春泽，也给我打来了电话。知青网上，全文也挂了上去，引起了不同观点的争论。有的知青纪念馆陈列馆及时作了搜索、陈列，表示要珍藏。
《社会科学报》：您在论文的末尾处提到“知识青年问题的彻底解决，则是上山下乡结束好几年以后的事情。这是下一篇论文的题目”了，您会就这一问题继续研究吗？
叶辛：现在的很多人，讲起知青问题的解决，都想当然地说，“文革”结束，知青问题也就解决了。作为一种感觉，大而化之地讲，这话没错。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知青问题的彻底解决，则是拖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基本圆满解决的。我本人是1979年10月离开乡村调进省城的，这时期离“文革”结束，已经整整三年了。而在我之后，还有很多很多知青伙伴，拖了几年才得以找着归宿。之所以用一个“拖”字，是因为具体到每一个人的头上，都十分具体、复杂和难办。故而我正在就这一问题进一步搜集材料，继续研究下去，以准备下一篇论文。
不过，“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落幕”这篇论文，完成应是一年以后的事了。我的主要时间，还是放在写小说上。
《社会科学报》：近年来，一些作家屡屡被聘入高校，如王安忆之于复旦，格非之于清华，马原之于同济，莫言之于山大，这一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讨论。现在您也进入了研究机构，然而与他／她们不同的是，您是由于工作调动来到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出任所长的。与您此前长期任职的作协系统的领导工作相比，您觉得现在的领导工作有些什么新的特点，能否谈谈您的感受？[NextPage]
叶辛：文学所则是较为纯粹的学术研究机构，重要的党务、行政、后勤服务及其他日常工作，大多由社科院各处室承担了。相比较而言，文学所主要面对的是研究人员，加上这些年来学术民主的风气比较好，涉及学术上的事情，都通过由九人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充分讨论基本取得一致，再作出符合大多数人意愿的决策、拍板。
到文学所一年了，这一年里，对于我来说，是从零起步的学习，逐渐熟悉情况，慢慢进入状态。真正融入文学所，在工作上还是有压力的，比如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并重，文学与文化并举，这些话说起来容易，确实把握好“度”，是有其难度的。更关键的是，在学术大环境宽松、民主、科研经费相对保证的情况下，如何真正促进优秀成果的诞生，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研究和创作，对于我们城市文化建设的促进和繁荣，切实有一点启迪，需要进一步刻苦钻研。
《社会科学报》：能简单介绍一下目前文学所科研工作的重点或特色吗？
叶辛：以城市文化为主的重点学科、以中西文化比较为主的特色学科、独特的个人研究领域和课题、以青年科研人员为主的青年沙龙，画说上海文学这五个方面，将在近三五年内成为我们科研工作的重点和特色。用我的话来说就是，“五朵金花，迸然开放”。他们之间将相互促进，你中有我地相互竞争。我希望、也可以预见我们会在三五年内能取得一些成果。
《社会科学报》：您觉得小说创作和研究性的论文、专著这两种写作，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叶辛：小说是虚构的，在创作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作家的艺术想象力；而论文、专著的写作，则需要依据史实、资料、综合多种材料的分析及事实本身进行写作。
《社会科学报》：您现在是文学所的所长，也很快进入了科研领导工作的状态，你是如何处理工作与写作的关系的。近年来您的新作《华都》、《缠溪之恋》相继出版，虽然描写的中心不在知青，而其中似乎仍顽强地显露着某种挥拂难去“知青”印痕，这似乎表明，曾经的知青经历仍然可能是您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请问，在您的写作计划中，有继续创作像《蹉跎岁月》、《孽债》那样既好看又联系着知青一代或几代人的命运的作品的打算吗？
叶辛：我作一点研究，写一点论文，是为了体验科研人员的甘苦，尽快融进文学所的角色。前面提到的有关知青的论文，或者像我多年感兴趣的诸如毛泽东、刘少奇的个性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发展的关系等课题，如果允许，我也会投入精力去做。但我的第一身份是作家，读者知道我，是因为我写了五十多部文学作品，出版了八十几本书（包括其中有重复的代表作系列、选集、文集、总集和丛书），其中有几部给人留下一点印象。正像我们一位作家曾经说过的，唯有作家的身份是永久的，其他的一切，包括官位、级别、甚至一系列的荣誉头衔，那都是过眼云烟，都会随风而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当然仍要继续创作。你问到了，我可以把近期的写作计划说一下，在今秋完成我已写到尾声的长篇小说《上海日记》之后，我想开笔写作《孽债》的续篇，或者用现在的表述方式叫《孽债》（Ⅱ）。
《社会科学报》：哦，这一定是读者感兴趣的，您能否多说几句？
叶辛：在考虑写作《孽债》续集时，我有一个原始的想法，那就是长大了的五个孩子，每人要有一个好看的青春追求和经历，而这追求和经历又能体现当今一代青年男女的特征，具有事实上的概括性和典型性，而不是随随便便寻找五个带悬念的故事装在他们身上。经过十几年的“等待”和期盼，这五个孩子各自找到了他们的人生轨迹和在书中的位置。特别是那条主线，像“纲举目张”般，一下把整部书提了起来。于是乎，我觉得，写作五个孩子的时机今天成熟了。我现在迫切地希望盛夏炎暑赶快过去，好让我把《上海日记》的尾声写完，然后进入《孽债》续集的创作准备。
《社会科学报》：说到知青文学，顺便问一下：您觉得戴思杰、哈金等海外作家的“知青”写作和国内的知青作家的创作有何区别？
叶辛：我想不同是明显的。戴思杰、哈金他们到了海外，得以用另外一副目光和距离来观照他们曾经的生活，他们的表现方式和思考，必然也就有了不同。况且他们接受的观念也会对表达已逝的生活产生新的想法和视角。
《社会科学报》：戴思杰的《巴尔扎克和小裁缝》讲述了当时知识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匮乏、饥渴，“巴尔扎克”一词也成为了精神生活的象征，想问，您或你们当年的精神生活是怎样的一种情况。
叶辛：巴尔扎克对于我们这一代中国读者，有着特殊的意义。就是在“文革”“极左”思潮影响下，因为巴尔扎克的小说得到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赞赏和肯定，所以他的书仍时有流传，没被归入“封、资、修”的作品。我到贵州去插队落户时，两只木箱子里的书中，也选了巴尔扎克的两本小说《高老头》和《贝姨》。戴思杰用《巴尔扎克和小裁缝》这么个书名，是有其代表性和意味的。
我本人在插队期间的精神生活，我已在其他文章中提到过，大多数时间是翻来覆去地看带下乡去的两箱子书。无奈中的“炒冷饭”还是有收获的，我从反复的阅读中获益匪浅。但平时，就少有文化活动了，就是放电影，一年当中也只有两三次，文娱生活极少。在偏远的山寨，那怕是样板戏，老乡们也是看不到的。
《社会科学报》：某种程度上，人们对那场上山下乡运动的了解，可以说，几乎是知青眼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因为知青们有笔，能文，所以能发声，人们便了解，但是上山下乡运动中对农民、农村造成的影响如何，利何在，弊又何在，我们却不大明白，不太清楚，因为农民没有发声，如果现在请您站在农民的一方来看待这场上山下乡运动，或者说看待知识青年，他们将会怎么看呢？
叶辛：这个问题提得好。前些天，我读到一篇小说，作者在小说中借老乡的视角道：“知青都不是好东西”。我猜测这位作者一定出生在农村，或者从她的上一辈，或者她小时候，就有过这种感觉，她才会这么写。从我个人插队落户的体会来说，老乡对我们有两种感觉表现得最为突出。[NextPage]
其一，他们对我们这些来自于五千里之外大城市上海的知青有新鲜感，对于我们的相貌、皮肤的白皙，他们都要评头论足。
其二，老乡们认定，我们是要走的。他们说的最朴实的语言就是，你们早晚是要走的，不会呆下去，不会呆长。现在你们下来，是因为形势，是来耍一耍。老人这么说，娃娃也这么说。尽管我们有安家费，尽管我们写出了大标语：扎根农村一辈子！他们从来就不相信，问他们你们说的“形势”是什么，老乡都讲不清楚，可他们仍然说，你们要走的。而事实上，话给老乡们说准了。但当五年六年，七年八年甚至十年，知青还没走的话，老乡们就认定你这知青是没本事、也没背景的人，你是来分我们的口粮吃了，你要在这儿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就要分去我们不少的粮食了。在插队落户后期，见我仍然一个人生活在山寨上，老乡就着急地对我说：“你赶紧将就找一个吧！”
在我看来，农民们是用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伦理价值观念看待知青的，他们并不十分推崇知青，也不歧视知青。在最初的新鲜感过去以后，他们会记得知青做过的好事，也记得知青做过的坏事，甚至劣迹。只因为知青都是从远方来的，毕竟，遥远的偏僻村寨上，是不常有远方来客的。这也是知青至今仍还会被老乡们议论的原因。
《社会科学报》：听说您在插队落户的村寨上捐助了一所“叶辛春晖小学”，这也是基于对知青岁月的感情么？
叶辛：我在电视上已说过了，捐助的钱是上海几位企业家出的，我在其中只是起了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当年，我在砂锅寨教过耕读小学，前些年回去，我看到那所小学条件还是不怎么样。上海的几位企业家朋友就说，我们一家出几万块钱，修一座漂亮的小学校，就叫叶辛小学。我说，贵州有个春晖行动，就叫春晖小学吧，不要叫叶辛小学。砂锅寨所在的修文县政府知道了这个事，又拨了配套资金六十万，修了一条公路到砂锅寨。并且拍板，决定这所学校定名“叶辛春晖小学”。事情的简单过程就是这样，对于我来说，千百年来不通公路的砂锅寨，修通了水泥公路；过去总在低矮幽暗的教室里读书的娃娃，现在坐进了宽敞明亮的三层楼大教室，也算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
《社会科学报》：面对图像时代，影音时代中DVD，电影，电视，时尚杂志，网络等新的观看和阅读的方式和内容的冲击，您对文学的处境、前景、功用及影响有着怎么样的判断和认识？
叶辛：如果承认传统的“唐诗、宋词、元曲”的说法，那么，小说这一文学形式，发展到激光照排的印刷时代，是到达了峰巅了。就像登山运动一样，攀上了峰顶，遂而就要走下坡路了。
走进二十一世纪，文学面对影音时代的一系列新的表现形式，也必然会出现一系列顺应时代的表现形式上的改变。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文学的本质是不会变的。就如同唐诗宋词中的千古绝句的魅力，不会因为电视、光碟的出现而减弱是一个道理。
《社会科学报》：您是如何看待今天作家的责任，作品的意义的？
叶辛：作家提起笔来创作，固然是因为作家有话要说，有情感要抒发，甚至是有委屈要发泄，有目的想要达到，等等。但是作品一经流向社会，读者和社会就会对作品作出判断，判断其作品的意义，判断其艺术成就的高低，判断其是否真正走进人的心灵……面对这一客观的流程，作家怎能不考虑他的责任？
《社会科学报》：过去写作、出版对普通人来说很是不容易，作家成为时代的宠儿，也同时尽享社会给予的尊荣，眼下“博客”（Blog）写作使得人人都有可能成为“作家”，人人也都有“出版”的机会（有专印博客文集的，五本以下不算非法印制），往昔“作家”神圣的光圈似乎不再，您是如何看待博客写作这一现象的？
叶辛：我觉得，“博客”写作仅是一个形式，就如同古人把字刻在竹签上，洋古人用鹅毛笔写字一回事。不过，有一件事情要说清楚，不是把自己说的话、写的字能印成书的，就变成了“作家”。作家这一称呼，还是有其神圣感的。前些日子，我接待一位外国作家代表团的团长，他坐下就对我说：“在任何国家作家都是社会中优秀的人……”似乎也在印证作家这一身份的庄重。
《社会科学报》：您是中国作协副主席，曾任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评委，对文坛的状况比较了解，您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的状况有何评价？
叶辛：在长篇小说数量大增的年代，读者仍然感觉杰作、优秀之作少了一点。这一现象就给每位当代作家提出了挑战，拿出优秀作品来。故而我觉得，在鼓励作家勤奋创作的同时，更应激励作家创作出优秀作品，传世之作。但是，以历史的眼光来观照，传世之作确实也不是年年会产生的，在我们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留下来的传世之作究竟有多少呢？
《社会科学报》：您的小说曾屡被改编成电视剧，并获得了很好的收视效果，您觉得一部电视剧成功的关键何在？当前中国的电视剧怎样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
叶辛：一部电视剧成功的关键，是要走进观众的心灵。我们天天坐在电视机前，几乎打开电视就能看到电视剧，很多剧演员选得很漂亮，戏也演得很到位，故事剧情往往也编得一波三折，能让人看下去。拍得也很精致，但就是让人记不住，看过就算了。什么原因？就是没有走进观众的心灵，打动不了人。
当前中国的电视剧拍得很多，量很大，进步也很快。但要获得更大的发展，除了要顾及电视剧的特性，兼顾电视剧的世俗性，我觉得最主要的还应呼唤经典，在呼唤经典中注重文学性，让电视剧真正能走进观众的心灵。
（编辑：李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