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巫天旭
刚刚以1060万元和680万元版税收入而荣登“2007年中国作家富豪排行榜”亚军季军的于丹与易中天再掀风暴，两人首次合作，联手打造新书《从星空到心灵——易中天于丹演讲对谈录》。
今年7月，易中天和于丹应邀香港国际书展进行双人对谈。此行中，两人离开了“百家讲坛”的“规定动作”，在更宽松的环境里进行“自选表演”。有趣的是，在香港对谈中，两人首次换位思考，于丹讲起了易中天拿手的《三国》，易中天则大讲于丹熟悉的《论语》。据出版社介绍，该书集合了两大巨星的影响力，未经上市，便引起文化界、出版界强烈关注。
记者吴波
对话于丹：“要爱经典，但不要迷狂”
独尊儒术是急功近利
记者：你对《论语》的心得解读目的是什么？
于丹：我觉得两千多年来，我们曾经以不同的方式误读过经典，把经典的力量过分夸大。汉武帝时，是用主流意识形态的手段，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这样一个哲学的思想体系，突然之间被提升为统治术，从某种意义上看似它居庙堂之高，半部《论语》可治天下，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急功近利。
后来儒学又被视作一个学术体系，让大家去尊崇它，膜拜它，它变成象牙塔里的知识专属。我做的事情就想让每一个普通人，只要是中华民族的后裔，知道它是存在于你血液里的一种文化基因，可以用你个人的感悟、体验去把它激活，让它回到你的生活。
以理性态度对待经典
记者：有人说提倡国学是盲目复古，对当代年轻人来说不合时宜，你如何回应？
于丹：国学热是好事，两千多年的历史中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误读，惨痛的20世纪，我们又在社会意义上经历了两次全民性的颠覆，一次是上世纪20年代的“砸烂孔家店”，一次是上世纪70年代的“批林批孔”。走到今天，我们传统文化的血脉中，是有些断层的，且处于文化的迷惑中。
国学今天能够复兴，首先是好事。但另一方面，又不要过分夸大。
记者：你对当下的读经热持批评态度吗？
于丹：我特别想呼吁媒体，以一种理性的态度爱经典，不是一种迷狂之爱。我看《论语》的温度，既不烫手，也不冷漠，略高于体温，千古亘常，摸上去暖暖的感觉，是若即若离地陪了你一辈子，而不是把你裹得喘不过气来。
或许我们远离得太久，突然之间有这样一个热潮，大家都觉得很突然。我是相信孔子的那四个字“过犹不及”。那种过热，那种喧嚣，从我个人来讲，我是不想看到的。
记者：有人把《论语》视为“圣经”，你赞同吗？
于丹：读《论语》，不是读《圣经》，不必用信徒的姿态面对它。国学热中，现在还有些走偏了的东西，比如提倡孩子们穿汉服，有些祭祖的仪式，甚至很多地方出现私塾，说孩子可以不去正规的学校，自己编教材，只读那些经典。我觉得面对国学，需要每个人从生命角度对它作一次还原，让它成为一生相伴相随的成长元素，而不是一种实用工具。
[NextPage]贴什么标签都接受
记者：有批评说你多处曲解了《论语》，你如何回应？
于丹：我不作回应。我讲的是“心得”，人人都可以去体会。我承认有太多太多比我学问高的人在研究《论语》，我今天所做的是传播学意义上的对《论语》的解读而已。所以我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有对我提出批评的人，我从心里感谢他们，说明人家在乎你，说明人家看了你讲的东西。我会认真地读一读他的角度，心里再参照自己的角度，仅此而已。
记者：有人说你讲的《论语》是通俗《论语》、生活化《论语》，这样的标签你能接受吗？
于丹：贴什么我都接受，过去半部《论语》都治天下了，这是孔子想到的吗？它跟道跟释都成为宗教了，这是孔子想到的吗？《论语》在历史上被贴过太多的标签，我这种“心得”再贴点标签又怕什么呢？如果不停去回应，多累啊，我宁愿腾出时间去干点别的事。
对经典的态度，应该是理性的、多元的和全方位的，我最不希望归结到文化一元论上。人的物质口味可以是多元的，精神文化源头为什么只能是一元的呢？儒家和道家是中国人生命的两岸，缺一不行。
我现在想做的事，是想透过这种讲解传递一种态度：文化应该多元，每个人都应该用生命去感悟。过去的人们，从来没有面临过今天这么多挑战，面临过这么多选择，讲儒讲道，就是希望使我们的生命能更宽阔些。
易中天：“积攒了十几年的怨气，当然要发泄一下”
于丹和易中天走红后，各种评价蜂拥而来。对于反面的声音，于丹总是既低调又谦虚。易中天却不。他说：“于丹看待批评，是三鞠躬一握手，我没有她那么好的脾气。我不介意批评，但对于有的媒体挑事，我也不怕。我只求媒体能公平客观，这辈子不公平待遇让我积攒了十几年的怨气，谁撞到枪口上，我当然要发泄一下。”
“总要分善恶忠奸是受了传统历史观的毒害”
易中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整个《品三国》节目要传达的是这么一个观念，即不要像很多网友那样，非要站在哪个立场上，曹操立场的就要骂诸葛亮。其实，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人。一个人再好，也会有人性固有的缺点，一个再坏再恶的人，内心深处也会有人性中善良的一面。有些文人看不懂，总是认为我在给古人名人刻意做翻案文章，我抱着无限的同情去阅读那些批评文章。这是受了传统历史观对他们的毒害，总要分善恶、忠奸。”
易中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为什么我讲历史与别人不一样，总是遭受非议，但却能赢得那么多观众和读者？“他自称犯了“游荡罪”。他说：“香港有个游荡罪，我和于丹以身试法，冒着游荡罪的风险在一座桥上走来走去。长期来，历史的传承，民间用民间的方式在传承，学院用学院的方式在传承。民间的传承和学院的传承，井水不犯河水，或者说风马牛不相及，当中缺少一座桥梁、一个中介，而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贡献，就是搭建了这样一个可以让两种传承方式相互对接的平台。平台搭建了后，需要有人在中间走来走去。我和于丹不过是不怕犯游荡罪而走来走去的人而已，如果说我们引起了什么反响的话，那就是让历史从大众走向书斋，从书斋走向大众，大家发现原来还有这样的路可以走。”
（编辑：熊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