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吴志达教授，著名小说史专家，原名吴文星，1931年8月出生于南京，原籍浙江东阳，195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同年考取武汉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程千帆先生，1959年毕业留校。历任武汉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兼任中国明代文学学会顾问，武汉大学一、二、三届校长教学工作顾问。主要著作有《中国文言小说史》、《明清文学史·明代卷》、《唐人传奇》等，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由其主编的《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颇受学界瞩目，影响甚大。
一、众志成城克雄关
陈文新：2005年10月28日，《武汉大学学报》报道了先生主持编纂的《中华大典·文学典·明清文学分典》面世的消息，并刊发了《使命·责任·良心》这篇通讯，《珞珈文镜》第7期刊出采访报道《梅花香自苦寒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及一些地方报纸，都作了新闻报道；《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武汉大学学报》等学术性刊物，发表了《明清文学分典》出版座谈会暨学术研讨会的评论或综述，新华网上也可以看到相关文章，看来各种媒体对《明清文学分典》的出版都很重视，您作为当事人，有何感想？
吴志达：看到我们四代人辛勤劳动的成果，当然感到欣慰，对国家有个交代。我不是喜欢张扬的人，以平常心看待此事。书问世不久，尚须经过读者的检验。荣誉归功于四代人自由组合的学术群体，也感谢武汉大学和文学院领导的关心与支持。缺点、错误则当然应该由我负主要责任。在学术研讨会上，我就表过态，如果有再版的机会，我们一定尽力将该分典修订得更加完善，使之成为值得读者信赖的精品。
陈文新：请允许我冒昧地提个问题，在1994年夏，您即将退休之时接受《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这样重大的文化工程，有过犹豫吗？是什么力量使您下定决心承担这一重任？您的指导思想又是什么？
吴志达：准确地说，接受这个任务，是在1994年4月间。程千帆老师得知我已完成《中国文言小说史》清样的校对工作，来信说：“我想给你压副重担，就是请你担任《中华大典·文学典》副主编兼《明清文学分典》主编，明清分典的任务是1200万字，你考虑一下，找几位专业能力强、踏实可靠的人作副手，组建一个编纂班子，在四五年内完成，稿酬标准是千字18元，统包干。你认真研究后尽快回复。相关文件随后由《中华大典》办公室寄给你。”果然，第二天就收到一大包文件，包括国务院批复新闻出版署同意立项、《中华大典》工委会、编委会组成名单，工委会主任李彦、编委会主任任继愈、编委会副主任兼《文学典》主编程千帆诸先生的讲话，以及以《文学典》为试点的一些材料，共计二十三件。我领悟到程先生已确定要我承担此项任务，如果我不接受，他会感到失望，甚至伤心。但我确实需要“认真研究”，把文件的精神吃透。所谓“犹豫”，当然有，老师托付给我这么大的文化工程，不慎重考虑才怪呢！作为一个即将退休的老人，挑得起这副重担吗？能不能干得好？困难很大，这是完全可以料想得到的。但这既是老师的嘱托与信任，也是国家赋予的使命，义不容辞。况且我也有较为有利的条件：一是长期从事该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对明清两代文史典籍、治学门径较熟；二是虽然年逾花甲，但精力未衰，尚堪重负；三是我有一批专业能力强、为人诚信、有责任感的学生和朋友，能够组建起同心协力的学术团队。反思人生历程，从“反右”到“文革”终结，蹉跎岁月，创造力最旺盛的二十年，想有所作为而不可能。如今，恰逢盛世修典，正是以所学报国之时，这既是挑战，亦是机遇，应把握时机，竭余生之绵薄，做点有益的实事。
凡是要干的事，就尽心竭力干好，既正视困难，又不怕困难，想方设法，全力以赴克服困难，这就是我的指导思想。
于是，我先后约请几位可以信赖的学生和朋友，坦诚地谈了此项任务，并将相关文件让他们传阅。虽然稿酬偏低，任务重，难度大，周期长，但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很有意义的大事，值得为之奋斗，他们均慨允加盟，算是初具编委会的架构。当年6月，我应邀去南京参加相关会议，并与原江苏古籍出版社（今凤凰出版社）草签了协议书。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良知，让我下定决心，承担此项任务。当时就有人说这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觉得不如说是“知难而进”较为确切。
陈文新：无论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还是“知难而进”，总之，这个决心是很难下的，现在，历时十年，终于克竟其功，有什么妙诀吗？
吴志达：说不上什么“妙诀”，不过求真务实、遵循客观规律办事而已。去年我写过一篇题为《众志成城克雄关》的文章，发表在《长江学术》第8辑上，那篇文章强调：是我们这个四代人组成的学术团队，群策群力，同舟共济，攻克了重重艰难险阻，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程千帆老师不愧为学术上的帅才，在1994年6月南京会议上，他曾手书宋人方子通的一首七绝赠我：
溪流乱石碍通津，一一操舟若有神。
自是世间无妙手，古来何事不由人。
以操舟妙手排难制胜作比喻，启发我学会攻克难关的领导艺术。困难是客观存在，至于成败利钝，则事在人为。就我个人而言，从前那一段坎坷多难的经历，磨练出坚强的意志和坚韧的毅力，在困难、压力面前不低头、不认输。这种性格，在极左路线统治的年代，往往会碰壁、吃亏，但在改革开放的大好环境里，则有助于攻克工作中的难关。
像《明清文学分典》这样重大的文化工程，决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关键在于选聘合作者，特别是聘请几位副主编和相当于编委的骨干成员，组建专业水平较高（主要是检索、阅读、校点、考据古籍的能力强），治学态度严谨，重然诺，团队意识较强的编纂班子。例如陈文新、蔡守湘、蔡靖泉父子、阳海清、余传棚、陈中杰、陈继明、李开金、刘良明、王美英等，以及陈文新的研究生鲁小俊、余来明、乐云，都是值得信赖的成员，有他们支持，我心里很踏实。《大典》的体制是主编负责制，本分典的工作，当然由我负责，但不是包揽一切。各个副主编兼一个部的主编，必须有职有权，我把财政、人事权下放给各部主编，把千字18元预支70%的稿酬，按各部承担的字数比例，分到各部主编；编纂人员由各部自主选聘，报我备案。敢于起用有真才实学，但尚未成名，不很显眼的人，例如余传棚、李开金。还有几位研究生，要在参加本分典的编纂实践中，得到锻炼、提高，这对人才培养、学术梯队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陈文新：《明清文学分典》在编纂过程中，曾几经风波，当时您的心情如何？是怎样度过难关的？
吴志达：我们平常在祝福别人时，往往会说“祝愿你一帆风顺”之类的话。而在现实生活中，完全“一帆风顺”、“万事如意”，似乎是不太可能的，大概只有少数幸运儿是例外。本分典的编纂过程，确实一波三折。我们是自由组合的学术群体，不像有的类似项目有专门研究机构作支撑，有专项经费，有固定的人员编制，有办公室、资料室以及现代化的办公设施，承担项目就是本职工作，任务可以按行政程序落实到人，工作效率与奖金挂钩。我们则纯属个人行为，我与几位副主编虽然也签过协议书，但只是表示个人信誉的符号，并无法律作用，所以有人出于某种考虑要离去，挽留无效，就只能任其所便。协作不成仁义在，依然是朋友。遇到这种情况，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将这位副主编留下的任务，一分为二，由陈文新和余传棚分担，对分典全局未造成大的影响。1998年夏，蔡守湘教授突患脑溢血猝逝，这对我的精神打击很大，无论从友情或从本分典工作说，都是一大损失，他除任《清文学部一》主编外，还承担《清文学部三》后半部分的任务，我需要慎重考虑，由谁来接替他。陈文新已承担着明代文学的一半任务，290万字，况且他是在职的骨干教师，教学与科研的评估压力很大，不能再给他加重负担了；阳海清承担的是《清文学部二》和《清文学部三》的前半，担子也重。由蔡靖泉来克竟乃父的事业，可谓顺理成章，守湘健在时就曾经戏言子承父业，知子莫若父，靖泉毅然承担其父未竟之事，我稍感宽慰。
1999年春，我心脏病发作，必须住院做手术，这时我已别无牵挂，难以释怀的就是如何使《明清文学分典》不至于因我发生意外而搁浅，必须预作交代。财务账目很清楚，了然无误；关键是要有得力可靠的人接替分典主编工作。于是我郑重写下一份书面交代，其核心内容就是：万一我突发意外事件，请程千帆老师致意《文学典》编辑部、《中华大典》两委会：《明清文学分典》主编工作由陈文新教授接替。同时恳望阳海清、蔡靖泉、余传棚诸位同仁，能与陈文新通力协作，确保质量，完成此项文化工程，对国家负责。
值得庆幸的是我的心脏手术做得很成功。但随后不久，得悉阳海清突患重病，经会诊说是“肝癌”，真如晴天霹雳，剖腹方知是良性肿瘤，苍天有眼，化险为夷，实为万幸！
陈文新：真是一波三折！与死神较量，好险！可惜蔡老师没能闯过“鬼门关”，靖泉兄能竟乃父遗愿，蔡老师亦可含笑九泉了。
吴志达：还有很多棘手的事情，就是稿酬标准过低，又没有在学校里立项，国家级重大项目，却等同地下工程，这对你们在职教师和研究生来说，等于是额外的“无效劳动”，大家能顾全大局，默默无闻地埋头苦干，我非常感动，同时也很揪心，作为分典主编，不能麻木不仁、无动于衷。早在1996年5月在我校召开的样稿论证会上，我们几个分典主编就曾向《中华大典》工委会提出了合理的要求，此后，又几次通过《中华大典》副主编程千帆老师提出类似的要求，大约过了两年，有了确切的答复：在原千字18元的基础上增加12元，出书半年后兑现。程先生说：“就编纂者所付出的劳动来说，这是很低的，就目前国家的经济水平而言，也只能做到这样。”
我们在高校工作的教师，深切地感受到：科研项目，特别是大型文化工程，不在学校里立项，势必挫伤编纂人员的积极性。经过多方努力，直到2002年初，原教育部副部长兼《中华大典》工委会常务副主任朱新均，他深知在学校立项的重要性，于是偕同另一位常务副主任、原中宣部出版局局长伍杰，《中华大典·文学典》编辑部负责人高纪言，来我校与校领导作了沟通，气氛融洽；随后他们又东下南京，与江苏省委主要领导洽商，《文学典》纳入江苏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这年7月立项通知书送达我校，本分典项目经费为2万元，钱数甚微，意义重大，地下工程成为阳光工程，校社科部相应地资助3万元。比之于本院同类项目，虽然待遇仍然相差甚远，但毕竟有所改善，结束了借米作炊的艰难局面，比我原先的预想好多了。原先我的设想，只要能按质按量完成本分典的编纂任务，把我的全部稿费贴进去，甚至再从自家积蓄中掏出一部分，也是心甘情愿的，无论如何不能亏待同舟共济的编纂人员。
陈文新：您作为分典主编，是怎样开展工作的？
吴志达：主编不能挂虚名，应该抓有关分典全局的大事，这在前面已经谈了一些。再就切身感受谈几点：一是必须拟定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操作准则，即本分典的“工作条例”和“编纂凡例”，前者明确本分典主编、副主编及编纂人员的职责权利，工作方式和程序，预支稿酬的管理和分配原则，保证质量和进度的有效机制等；后者则是根据明清文学具体情况草拟的编纂体例，标示各部起讫年，经目和纬目的涵义，检索和处理资料方式，引书格式和校点准则，力求明白易晓不生歧义，便于规范化操作。二是必须开列一份本分典常用书目，为编纂人员提供普查资料的索引。三是开列一份必须入典的总集、体类、作家名单，作家除姓名外，尚须标明生卒年、字号、籍贯、科名、职官、集名等，以便查检。再就是要为专家论证会提供合格的样稿，分典的《绪论》应由主编亲自编纂，只有躬践编纂实际，才有可能掌握分典的宏观态势。同时要把试写样稿的具体任务落实到各个部，然后择优选用，为样稿论证会的成功创造条件。
全面铺开以后，做好各方面的协调工作很重要，尽可能避免重复或遗漏，入典总集、体类、作家的名单印发给各部，还要与《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的主编沟通，把由元入明、元明之交的总集和作家的名单印寄给对方，以免重复或疏漏。本分典各部之间要协调，与出版社、《大典》两委会之间也需要协调，目的是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加快进度。体例统一，是类书的基本原则，自乱体例，是其大忌。特殊情况则需采取特殊的处理办法。例如引用资料的下限，原则上应控制在1911年辛亥革命为止。根据评论滞后于创作的实际情况，我与《文学典》负责人协商，并征得《大典》两委会的谅解，作局部的微调，即确有较高学术价值、具有权威性，且用文言写作的评论性资料，适度下延，这样就救活了一批清末有重要影响的作家。另一特殊情况是总集的归属，本分典和《宋辽金元文学分典》都是按总集所收作品产生的时段定其归属的，但此前的一个分典却按总集编成的时代定归属，于是将几部成书于清代的重要总集排除在那个典之外了，经过协商，我们予以补收。
陈文新：在《明清文学分典》的编纂过程中，您最关注的是什么？
吴志达：一言以蔽之，千秋大业，质量第一。盛世修典，是我国文化事业的优良传统，修大型类书，需要有安定的社会环境，要投入文化素养较高的人力、大量的财力，还有较好的出版条件。像《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等，都是很管用的类书，可惜《永乐大典》散佚了。《中华大典》的规模比以往的类书大得多，约8亿字。衡量类书的质量标准，就是体例科学，不误不漏，精审管用。这正是我们最关注的重中之重。工作的头绪很多，集中到一点，都是为了保证质量，出精品，我们采取层层把关，协调一致的办法，宁可慢些，但要好些。《中华大典》汲取了《古今图书集成》分经目、纬目的体例，但更科学，更便于读者检索。例如《明清文学分典》，首有《编纂说明》，说明各级“经目”、“纬目”的涵义，介绍分工情况，一目了然。凡内容带有纵论明清文学某一文体发展状况，或影响文学创作甚为深远的典章制度等资料，均置于“绪论”。然后按时序划分明文学部一、明文学部二、清文学部一、清文学部二、清文学部三，包括“绪论”，共六个一级经目。各部下设总论、总集、体类、作家等四个二级经目。除“绪论”和明文学部一合装为第一册外，其他各部均独立成册，每册之首有目录，最后一册之末，附有《引用书目》和《索引》，便于查阅。
陈文新：分典的“经目”设计，在体例上的确有许多长处。再请您介绍一下“纬目”的情况，好么？
吴志达：“纬目”关系到总集、体类、作家的实质性内容。研究者最想了解的就是前人对某部总集、某个体类、某个作家的论述，这是学术发展的纪录，学术研究的任务或者说价值，不是重复前人的已有成果，而在于创新、发展，但不了解前人的学术研究状况，就无从创新，也许自以为取得了新的成果，却是前人早就解决了的问题。从前人的研究成果中也可以得到启发，加深对问题的思考；前人所作的错误论断，则可予以矫正。学术研究就是这样不断深化发展的。前人云“知人论世”，研究某个作家，如果对作家的身世、经历、创作背景一无所知，就难以准确理解作品。所以在分典的“纬目”中，除“论述”外，还特设“传记”、“纪事”、“著录”、“艺文”等“纬目”，有了如此全面的资料，对作家的研究就比较方便了。我国有隔代修史的好传统，许多作家在正史有传，这些传记固然有参考价值，但毕竟是隔了一代的人写的，我们尽可能找与作家同时代而且关系较为密切、所知情况最翔实的人写的传状、碑志，正史中的传记也可能有些新材料，酌情选用。“纪事”中包含作家的遗闻佚事和作品的本事，这对研究者也是很有用的。“著录”所辑录的是著作的成书过程、版本源流、收藏情况等资料。“艺文”选录作家之间唱和、纪念、敷演三类材料，都是很值得参考的。体例科学，还不仅仅是“经目”、“纬目”的设置，引书格式也很重要。古代一部书有好多卷，按惯例，学者在论著中引用它的某段文字，必须注明作者、书名、卷次、篇名、版本。本分典因附有《引用书目》，作者和版本均已标明，为节省篇幅，一般引书格式为三级，即书名、卷次、篇名，同名异书者，则加作者名，以示区别；只有书名，没有卷次和篇目的，亦加作者名，以便查阅。
陈文新：这体例确实比《古今图书集成》更科学，查检也方便。如何做到“不误不漏，精审管用”呢？
吴志达：名为“大典”，意味着它必须具备权威性和丰富性、实用性。最重要的是不出错误，特别是不能有“硬伤”。同时代的作家有同姓同名的，例如《明文学部一》有两个王佐，《明文学部二》有两个李日华，资料鉴别与归属要格外谨慎，一不小心就容易错位。我们引用的资料绝大多数来自未经整理的善本书，标点是真功夫，读懂了才能点，似懂非懂就会点错。鲁迅在上世纪30年代，就曾批评当时一位颇有才气的青年学者标点的明人集：“七点八点便露出了马脚。”光靠聪明不行，还得下笨功夫，一遍读不懂，就多读几遍。权威出版社出的校点本，当然值得参考，但是也要谨慎，最怕的就是别人点错了我们跟着错，做学问是不能偷懒取巧的，没有捷径可走。为了避免错误，除了分典内部层层把关外，还要听取专家和责任编辑的意见。对专家的意见，我们既要虚心、尊重，又要审慎、求是，世上没有绝对的权威，寸有所长，尺有所短，认真分析、研究专家的意见，凡是我们确实错了的，坚决改正；都有道理，可改可不改的，择善而从；正确的，当然不能改，一改反而错了，必须说明不改的理由。我们的态度是：把错误消灭在付印之前，对国家负责，对读者负责。
至于不漏，受字数定额的限制，有些可有可无的资料，或者众所周知、容易查找的资料，不得不割爱，这是在不影响质量前提下的“漏”，一般作“存目”处理，不该漏的、学术价值高、前人尚未引用过的核心资料，一条也不能遗漏。在中国古代文学的长河中，明清文学带有总结性，诗、词、曲、散文、八股文、骈文、小说、民间文学，各体文学，异彩纷呈。距离现在的时间较近，保存下来的作家、作品以及相关的资料自然也多。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既要充分把握明清文学丰富多彩的总体面貌，又必须采取精审管用的原则，本分典收入各种文体的总集108部，体类50个，作家近2000人。从上万种典籍中筛选出精当的资料，编纂的初稿，大约有2200万字。经过认真筛选，送到凤凰出版社《文学典》编辑部的书稿，大约1700万字。在排版、校对过程中，按“大家求其精，小家求其全”、“易见者从略，珍贵难找者保留”、力求精审管用的原则，又抽掉500万字左右，留下的就是现在见到的这五巨册1200万字。经江苏省出版局质检部门检查，差错率为万分之0.2。
陈文新：按规定，差错率在万分之一以内，就算合格，万分之0.2应该算相当好的。这是一件令所有编纂者都感到欣慰的事。您还有什么遗憾吗?
吴志达：最大的遗憾就是，程千帆老师不能亲眼看到本书的出版。 [NextPage]
二、观书老眼明如镜
陈文新：您除了主持编纂《明清文学分典》以外，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您还写过几种不同类别的书和一些文章，例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唐人传奇》、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明清文学史·明代卷》、齐鲁书社1994年出版的《中国文言小说史》，还有中州古籍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都出过您的书，至于单篇文章，我见到的第一篇是1957年《文史哲》刊载的《王安石诗初探》；此后整整二十年，没有见到您个人署名的文章，这是为什么?您能不能谈谈您的治学之道，带有一贯性的理论思维？希望您能联系自已的代表作来谈。
吴志达：你提到几种不同类别的著作，例如《唐人传奇》，是属于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一类的普及读物，是我在1978年为恢复研究生制度后首届研究生讲授《唐人传奇探说》这一门课而写的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同志看了很感兴趣，要我采取一分为二的办法，即先在这份讲义的基础上改写成一本小册子，把学术性太浓的内容予以压缩和淡化，纳入“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出版；另外，在讲义基础上充实提高，写成一部专著再给他们。因为十年没有出古典文学方面的书，所以这小册子就成了畅销书，日本、新加坡、韩国及我国台北都有翻印本。从事学术研究，主要精力应花在提高学术水平上，但是从社会需要考虑，做点普及传统文化知识的工作，也是很有意义的。
有的人瞧不起选注本，这要具体分析，那种选篇既无特色又缺乏代表性，赏析文字不得要领、粗制滥造、注释错误百出、贻误读者的选注本，确实属于低劣出版物，应予以批评。严肃、认真对待选注工作，打造选注精品，有助于一般读者鉴赏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何乐而不为？《新选唐诗三百首》的选注工作，我也参加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印了好几次，印数达数百万册，可见读者需要这样的选注本。我个人应湖北人民出版社之邀，搞了一部《元散曲新选》，也颇受读者欢迎，湖北教育出版社又把它重印了。至于校注，层次更高些，需要下真功夫，从中可以看出校雠学的功底，以及典章制度、名物训诂的学养。应岳麓书社之约，我曾经做了《水浒全传》的校注，几种不同版本互校，择善而从，难懂的词语，概予注释，以利读者。
高校教师与社科院的专职研究人员不同，离开教学需要搞学术研究，不大容易出学术成果，不少课题是从教学实践中产生的。我在“七五”期间所承担的两个项目，《明清文学史·明代卷》和《中国文言小说史》，均为原国家教委规划项目，前者属于高校文科教材，后者属于社科研究课题，实际上都是长期从事教学与科研的成果。
无论是断代文学史或某一文体发展通史，都不能停留在作家、作品的介绍或鉴赏上，对与之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应有一个总体的把握，重点当然是研究作家、作品，但不研究哲学、历史、经济、政治、文化艺术、风俗民情诸方面的状况，就很难写出像样的文学史。譬如说如果不懂魏晋时代的社会历史、哲学思潮——魏晋玄学，就难以理解《世说新语》，其他志人或志怪小说也不易真正读懂；同样，不认真读《明史》、不懂宋明理学，特别是从王阳明到李卓吾的著作，治明代文学则犹如隔靴搔痒。知识面宽一点，视野开阔一些，会取得触类旁通、左右逢源之效。研究文学史，必须把作家所处的大环境和小天地弄清楚，这有助于理解作品所蕴含的真实意义。如果仅用社会学的方法分析文学现象就无法解释社会背景相同的作家，何以生产出千姿百态、思想内涵与艺术风格迥然不同的作品。所以，应该充分注意作家生活的小天地，各人的经历、思想品格、性情气质、文化艺术修养乃至人际关系、地域特征等因素对创作的影响，不知人何以论文？缺乏个性的文学作品，难免公式化、概念化之讥，但是如果无视作家所生活的时代环境、社会思潮对作家主观意识、创作倾向的深刻影响，作家的创作个性和作品的思想底蕴也不易准确把握，也无法理解某些作家群体何以形成具有共同特征的风格流派。构成时代环境的诸因素，对作家创作心理，审美意识、作品内容、艺术风格所起的影响也不同，像政治形势、文化政策、社会风尚、文艺思潮，对文学的影响就较明显。文言小说由雏型状态至鼎盛时期的唐人传奇，衰落时期宋明传奇的新变，乃至清代文言小说出现新高峰，审美追求的发展变化，都与时代的大环境、作家所处的小天地，有着密切的关系。再如，明代文学的升降盛衰轨迹构成马鞍型。元明之际天下大乱，英雄逐鹿、人才辈出、民生凋弊，到明朝草创、百废待兴时期，物质生产水平很低，文学创作却出现颇有生气的新局面，《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琵琶记》等名著，及身经变乱由元入明的一批诗文作家的创作，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学高潮。但自洪武中期以后的百余年间，物质生产由恢复到发展，可谓繁荣昌盛，而文学艺术却暮气沉沉，形成一个明显的低谷，作品数量不少，而可称道者寡。物质生产与文学等精神生产，极不平衡。其原因在于极端的专制主义对作家个性、创作心理的摧残与扭曲，也有作家所处的小天地因素，文学史应当探讨这类带有规律性的问题。
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既有不可比性，又有可比性。明中叶以后，特别是万历年间出现的新的文学高潮，与西方的文艺复兴颇为相似，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色彩较浓，人性战胜神权与宗教，爱情战胜死亡，个性解放突破专制主义束缚，在诗文、小说、戏曲、民间文学诸领域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色彩缤纷，光辉灿烂。
文言小说之所以需要独立成史，是因为在“小说”概念的涵义、发展历程、艺术表现手法以及审美追求等方面，均与白话小说有所不同。当然，文言小说与其他各体文学的关系也至为密切，是古代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中国文言小说史》的总体构想是：从纵向（时序）和横向（空间）的结合上，来考察文言小说发展的历程；在与白话小说的比较中，提出文言小说文体规范与审美取向的特质；对古小说的渊源、何时始有意为小说、宋明以后文言小说的变异、各体文学之间的互动作用等理论问题，以及文言小说的发展规律，作实事求是而有创意的探索。
无论是文言小说史，或是断代的明文学史，我都主张史论与作家作品结合，既不能离开作家、作品发空泛之论，也不能简单地搞作家、作品的介绍、鉴赏，要从中理清史的线索，阐明文学发展的规律，评价其得失及在历史上所处的地位，分析某种流派或文学思潮兴衰的原因，予以恰当的评价。具有不良倾向的文学现象，例如旨在弘扬某种宗教教义的文言小说、明代文学中的八股文、台阁体等，不宜作简单化的处理，须作切合实际的论述。
食古不化固然不好，食西不化与食新不化也很糟糕。借鉴外国的理论与方法，要切合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生吞活剥洋方法，搬用科技名词，滥造新词汇，似是而非，谁也看不懂，无法卒读的“新太学体”，我是坚决反对的。我主张用清新自然、朴素流畅的语言写作，间或流露感情色彩，但不假雕饰。
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所接受的理论教育，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同时也读了不少儒、释、道和西方文论方面的书，俄罗斯苏联文学及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些代表作也读得比较认真。凡是人类文明的精华，都应该吸收，予以融会消化，用以分析中国文学的实际。我们从事人文学术研究的人，应学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考虑问题避免走极端、绝对化。复杂的文学史现象，需要辩证地、历史地去观察分析。[NextPage]
三、为有源头活水来
陈文新：您读本科是在北京师范大学，而考取武汉大学的古代文学研究生，对您影响较大、最为您所尊敬的老师是哪几位？
吴志达：在上世纪50年代，这两所大学均可谓名师荟萃，令我受益匪浅。我从1952年上北师大，到1956年毕业，这几年大概是学校教学秩序最好的时期。讲专业课的都是名教授，黄药眠先生讲文学概论和文艺学，讲得真好，自成体系，循循善诱，既生动活泼，又深刻严谨，比稍后看到的毕达可夫编的《文艺学引论》强多了。谭丕模、李长之两先生讲中国文学史，刘盼遂、王汝弼、启功、文怀沙四位先生讲古代文学作品选，钟敬文先生讲民间文学，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都是陆宗达先生讲的，语言学概论和语音学则分别由萧璋、俞敏先生讲，穆木天、彭慧先生两夫妇和杨敏如先生分别讲西方文学和俄罗斯苏联文学，郭预衡、陈秋帆先生分别为甲班或乙班讲现代文学及习作。每门课都印发很多参考资料。各位老师讲课都有自已独特的风格，有的才华横溢，极富思辨力，有的则以严谨精当著称，他们的风采，我永志难忘。其中对我影响较大、最受我敬佩的是黄药眠、谭丕模、李长之、郭预衡几位老师，他们教我分析文艺现象，养成严谨的治学态度，也培养我的写作能力，当然还有为人师的品格。
1956年，在党号召向科学进军的学术气氛中，我报考了古代文学研究生，有幸来到武汉大学，成为程门弟子。那时候全校只有四十来个研究生，导师与学生的关系也特别密切，除听导师讲课外，每周要与导师面谈一次，汇报读书心得和疑难问题。程先生对学生既关心，又严格，不仅检查我们研究计划的执行情况，还在讨论问题的过程中很自然地传授治学方法。他强调学业的基础要宽厚，我的专业方向是宋元明清文学，但他要我留心先秦两汉的主要典籍，免得以后吃亏。他很形象化地说：要像金字塔那样，而不要像电线杆。同时又指引我们通过点的深入带动面的提高，要勤读书、勤思考、勤动笔，作卡片、作笔记、作论文。我发表在《文史哲》上的那篇文章，就是第一年的学年论文。他的学术思想很开放、很活跃，文史兼修，博览古今，学贯中西，故考虑学术问题，能高屋建瓴，撒得开，收得拢，纵横自如。他把培养研究生工作看得比自已撰专著更重要，具有一种人格魅力，他是我最尊敬的老师。他被错划为“右派”乃至调离武汉大学后，我们学术上的交往并没有中止，我经常受到他的点拨，如果说我在学术上取得了一点成就的话，与他对我的教诲是分不开的，我永远怀念他。
陈文新：您在研究生毕业后，经历了不少坎坷，您如何看待那段曲折的人生道路？
吴志达：我前面说过，人的一生，真的一帆风顺，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不同时代的人，都有其特殊的艰难、曲折。像刘永济先生、千帆老师和我这三代知识分子，从“反右扩大化”到“文革”结束，这二十年间所遭遇的不幸，主要是政治运动造成的。只要一次被列于“右”、“白”，就会导致连锁反应。我在发表第一篇论文后，整整过了二十年才发第二篇署名文章，就是这个原因。研究生毕业时原分配到北大，离校前夕，突然把我当“漏网右派”批了，下放劳动。受到不公正待遇，在当时虽然不服气，但毕竟只是过眼云烟，何况人处逆境，只要自己不倒下，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练，不一定是坏事。我在恶劣的环境中没有绝望过，对祖国有着强烈的爱，对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从来不抱怀疑的态度，相信大学不可能没有文科。我是乐观主义者，如果说心灵有什么难以愈合的创伤的话，就是我的患难结发妻的惨死。她是医科大学学生，太善良，对爱情太执著了。如果当年我被当作“右派”批斗、开除团籍时，她能与我划清界限，接受“终止恋爱关系”的劝告，何至于婚后十五年，拖带两个幼儿，夫妻不但不能调到一地，还勒令下放去当赤脚医生，1974年10月在联系工作途中，遭遇车祸惨死，怀里还紧紧抱着三岁的孩子，牺牲自己，保住了儿子。
陈文新：您的经历让我想起了苏轼的两句诗：“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橘树那“经冬犹绿林”、“自有岁寒心”的节操，“橙黄橘绿”的动人景致，与您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经历和品格之间，确有许多相似之处。
吴志达：是的。曲折的人生经历对人不完全是一件坏事。我非常珍惜改革开放以来将近三十年的大好局面，总想奋发努力，为祖国做点有益的事。科教兴国，正是知识分子为国效劳的时机。我的脑海里萦绕着一个念头：尽可能把失去的时光争些回来。这实际上是违反自然规律的，老年人的工作效率就比创造力最旺盛的青年时代低，说到底，也只是尽心而已。改革开放以前的二十年，也并不是完全虚度，在资料室工作时，我分管文学类图书资料，比较认真地补习了先秦两汉文学的某些薄弱环节，终生受用。从1959年10月开始，当时的系主任李健章先生接替原由程千帆先生担任的宋元明清文学史课，他因系务繁忙，无法按规定在课前将讲义印发给学生，他就把编写讲义的任务交给我，而由他上讲台授课。我记得是从元代文学开始让我写的，他认为写得好，就一字不改印发了，一直印发到明代文学《罗贯中与〈三国演义〉》，因全系师生去修汉丹铁路而中止。李先生为人正派，敢于负责，当时古代文学教研室的老师以为印发给学生的讲义，是李先生自己写的，在一次教研室会议上，他对大家说：“讲义是吴志达写的，年轻人虽然政治上犯了错误，但是专业基础扎实，业务上是可以用的。”于是从1961年春开始，就让我上讲台授课了，只是不宜发表署名文章。“文革”十年，除在“五七”干校劳动的几年间，根本无法读专业书外，有两年时间过得很“逍遥”，有空闲读了吴曾祺编的那套《旧小说》，当时只是借以消遣解闷，却为我后来写《唐人传奇》、《中国文言小说史》创造了初步熟悉资料的条件。老子哲学的“祸福相倚”思想，是辩证法，真了不起。
知识分子与农民有一个共同点，农民到了年老体衰之时，明知干不了重活，还要背把锄头到庄稼地里去刨几下，老年知识分子也是如此，虽不堪重负，总离不开书本，要写点自己想写的东西，只顾耕耘，不计收获，没有心理负担，轻松自如，顺其自然。
陈文新：这其实是一种很好的人生境界。您对今后还有什么打算呢？
吴志达：想做，也能够做的事，有几件，至于能否完成，不是我主观愿望所能把握的，得看我的健康状况如何，也不想把弦绷得太紧了。不服老不行。我自己估计，若不发生意外，真正有效的工作时间，大概还有五年光景，就是说计划安排到八十岁。我们花十年时间编了《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现在书出版了，也就是说这一成果已为社会所共享。作为编纂者，我们与一般读者有所不同，容易找到有价值的生长点。我不敢把战线拉长了，只能做断代文学研究，也许能出点新成果。这是希望做成的第一件事。还有一桩心愿，我师从程先生四十余年，风风雨雨，师生情深，想作最后一件事，就是将他在武汉大学讲授《元代文学史》的讲义，修订出版。《两宋文学史》是程先生健在时与吴新雷先生合作修订的，合作得很好。现在程先生虽已仙逝，无法再聆听他的教诲，但是治学思想，却依然相通。这份讲义写于1957年，才印了一半，五万余字，就开始“反右”运动了，另一半是手稿，不曾付印。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现在看来似乎显得单薄，予以修订，是必要的。我在上世纪60年代初，担任元明清文学史教学，所写的讲稿，经李健章先生同意，元代部分曾请沈祖棻先生审阅，当时程先生在中文系资料室工作，他看了我写的这部分讲稿，颇有鼓励奖勉之词。有这样的历史渊源和协作基础，我想再花一两年功夫，是能够把修订《元代文学史》的工作做好的。既要尊重历史，保持程先生讲义的原貌，又要与时俱进，汲取新的史料和新的研究成果，推陈出新，力求做到让程先生在九泉之下感到满意。如果老天假我以年，犹能看书写字，还想从文史交错互补的角度写点随感录性质的短文。
陈文新：祝您身体健康，并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编辑：田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