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新著《十字路口的知识分子》是作者近年随笔集，但正如该书标题所示，知识分子问题才是作者的中心关怀。作者对“八十年代”叙事的质疑和批评、对知识分子与民众关系的梳理和思考、对当代知识分子个案的观察和探索，都透露出作者最为关心的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焦虑，亦即知识分子如何自我理解的问题。

　　许多从八十年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往往对他们的青春岁月和大学时代甚为怀念，认为充满激情和理想主义，读书人保持着对知识和真理的纯粹渴求，对公共事务也保持了巨大的热情，辩论常常热血沸腾，读书至于彻夜不眠。在一些怀旧的知识分子的眼中，八十年代私人的情感生活似乎也更为美好。

　　唐小兵对这些八十年代叙事报以深刻的怀疑。八十年代智识生活中的激情喷薄是以长期压抑、物质匮乏为前提的；许多知识分子因为失望于当下的智识生活，而把八十年代理想化、神圣化，从而获得一种相对于年轻一代的优越感，这是他们的文化资本。反过来，作者认为八十年代的智识生活的质量实际上甚为粗糙。公共论辩的活跃的另一面是知识资源的单一化，激情充斥智识生活的另一面可能是理性思索的欠缺。知识资源的单一化较易产生共同话题，却无法产生阐幽发微的精深之作；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的后果本身也会严重降低公共论辩的质量水准。

　　唐小兵甚至还指出，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虽志在反叛文革式的话语和思维，但“无论是语言模式或思维方式，与他们所反对的如出一辙”；人类、国家、民族等“大写的我”严重压倒作为私性自我、权益个体的“小写的我”；立场先行、黑白分明的斗争思维更是深深浸透到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骨髓之中。没有深入的反思，历史包袱不是那么容易就丢掉的；没有长期的智识积累，新时代也不是那么容易开创的。这里我推荐阅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Timothy Cheek（齐慕实）教授所著“Living with Reform：China since 1989”（《与改革共存：1989年以来的中国》）一书。作者在该书中使用了大量篇幅论述毛泽东时代的革命遗产在当代中国的影响，即便是在反毛泽东主义的当代知识分子那里仍然根深蒂固的影响，尽管他们可能并未觉察，也不愿意承认。

　　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的衰落，一方面固然是外在政治环境变化所致，另一方面也源于其内在缺陷。启蒙话语的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许多思想观念缺乏深厚的学理和扎实的研究来支撑，90年代从思想转向学术就是一种有益的纠偏。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衰落的另一个内在原因在于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身份危机，简而言之即知识分子与民众-底层的关系问题。唐小兵在该书中梳理了近年国内知识界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观点，借助阿伦特同情/怜悯的分疏，他批评国内一些知识分子实际上把底层民众、弱势群体作为一个抽象的道德资源和学术矿藏来加以使用，而缺乏对具体的个体命运的深切体察。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把问题的视野拉得更为广阔，指出“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底层或者说民间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正如钱永祥先生在序言中所指出的，可能是因为作者本人从乡村进入都市并成为一名学院知识分子的经历，这个问题也是作者的关注焦点。

　　古代中国的士人，在识字率低下的国民之中是凤毛麟角，因而成为文化精英是顺理成章；由于科举取士的传统，一部分士人又成为政治精英，即便不能成为官员，往往也作为士绅成为地方社会的领袖和代言人。因而，士人在客观上是传统中国的社会重心，也主观上也当仁不让，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以天下为己任。但随着科举取士的废除，军人和商人地位的提升，教育普及程度和识字率的大幅提高，大众传媒的兴起，知识分子不再成其为政治精英，作为文化精英的珍稀程度也大幅降低。更为重要的是，现代知识生产体制把知识与价值、道德打成两截，专业细分又使知识分子成为狭窄学科的专家，知识分子聚居都市而远离乡土社会，从而使得知识分子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知识上，都缺乏睥睨众生、领袖群伦的正当理由，知识分子若要继续以民众代言人或者启蒙者自居，似乎就显得有点缺乏自知之明。

　　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在近代中国发生的这一巨变，通常被称为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对此变迁，许多人深感遗憾，我认为倒未必不是好事。知识分子由四民之首降为百业之一，承认自我的局限性和平凡性，有更清明的反思精神和更谦卑的自我定位，从一己之小而溯天下之大，反倒有助于提供更为可靠、质量更佳的智识贡献。

　　（摘自《南都周刊》2013年第46期）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