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说：“天下人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而达到共同目标的途径却有各种各样；天下的真理是同一的，而人们思考、推究真理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却是千差万别的。”

　　是非、善恶在特定的时空内，是有标准的。然而，时空越大，其标准就越模糊。大到整个宇宙，长到几万年，就无是非，无善恶了，因为整个时空只有一个最高的法则--阴阳反正（亦即应权通变）。

　　实际上，权变理论无论对国家领导人还是企业管理者，都是一个必须遵循的原则，因为任何组织--国家也好，公司也罢，都是一个开放系统，由于各种因素间相互关系的动态特性，实际上不可能存在某种能适用于任何时候、任何地域的管理方法和模式。因而，管理要随组织所处的内外环境条件和形势的变化而随机应变，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领导和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任何开放系统，因其变量受组织内外环境自变量的制约。因此，作为一个领导者，在任何一个新形势下，他都必须尽量考虑到各种有关的变动因素来选择不同的领导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领导艺术是一种生动活泼、丰富多采的处事技能。不同层次、不同行业的领导者，往往表现出迥然不同的风格和技巧。就是在同一个人身上，由于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其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也必须随之改变。在动态的领导过程中，领导艺术的发挥集中于领导人对情境的控制和影响上，从这个意义上讲，领导艺术就是权变控制的艺术。

　　因此，在教育教学中，两点论、两分法的历史观与识人观不该建立吗？那我们评价人才的方法岂非仍然是‘非黑即白’，在君子与小人的极端争论中徘徊？还谈什么务实呢？而且怕也会导致领导干部的平庸化或厚黑化吧！

　　道德的权谋性、御下性、单向性不该不断修缮，以此跟世界道德规范接轨吗？

　　在政策制定与其主义的推行方面，不该相时而动，弘思远益，应权通变吗？不该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面向世界，博采众长”为原则，兼容百家吗？为何要独独推行一家一派的思想来禁锢人心，抑制国本呢？

　　我们新时代的主义，它的强大生命力应该在于“授人以渔”，引导国家、企业、个人因时制变的发展适合自身的救弊长策，其宗旨在于加以引导，而不是霸控人心，图谋专制。

　　我国古典名著《长短经》中曾经列举了数十个关乎信仰、生活、文化、道德、政治、谋身方面的命题，但其中无论或正或反，均是言之成理，卓然成家。读懂了这些纷沓错综的案例，我们就会惊诧--应试教育中强求一致、求同排异，力争把学生都塑成一个模子的做法是多么愚蠢和蛮横！

　　[正方：]《大雅》说：“既能明了善恶，又能辨别是非，才能确保安全。”《周易》说：“天地之间最伟大的德行就是爱惜生命。”

　　[反方：]《论语》说：“有教养的人遇到危险应当舍身赴难，见义勇为。”

　　又说：“君子只有勇于牺牲生命以成仁的，而没有因贪生怕死而害仁的。”

　　[正方：]管子说：“如果现实生活使人困惑，就应看看古人；如果想预知未来，就应读读历史。”古语说：“与死去的人患同样的病，是不可能活命的；与灭亡的国家执行同样的政治路线，是不可不亡国的。”

　　[反方：]《吕氏春秋》说：“见有人因吃东西噎死了，就禁止天下所有人吃东西，荒谬呀；见有人因乘船不小心淹死了，就禁止天下的人都不乘船，荒谬呀；见有人因战败而亡国，就取消天下所有的军队，荒谬呀。”三国时魏国的名臣杜恕说：“奸臣贼子，从古到今，不是说没有，可是如果百年出一个，就认为是接踵而来；千里遇上一个人，就认为是并肩同行，并以此作为举荐人材的戒条，这就如同因为有人噎死就禁止大家吃东西一样，噎死的人虽然不多，但是饿死的人就多了。”

　　[正方：]孔子说：“敢憎恨那些揭发别人阴私的人，才是正直无私的人。”

　　[反方：]管子说：“敢憎恨那些隐瞒别人恶行的人，才是有仁爱之心的人。”三国时魏国的大臣曹羲说：“世人所说的替别人掩盖恶行、宏扬善举，是君子最高的行为准则；保护、宣传共同的爱好，是朋友之间最深挚的情谊。

　　这种说法，不过是市井俗人的胡说罢了。其目的在于把爱憎相同的人互相诋毁对方当作有共同语言。所以这类集中起来的街谈巷议根本就不是诚实公正的真理。世上的读书人不琢磨其中的道理，只依据只言片语来下结论，因此善恶不分，是非不辨，世道人心之混乱往往是这样造成的。朋友之间不分是非，什么事都一味的随声附和，这样一来，失败的种子就必定会从中萌发。

　　当然，对任何事情，不管是发表看法，还是评论得失，都要以求实的精神为准则，大可不必相互苛求，相互指责。相知的朋友要以平等不欺的态度作为交往的前提，而不要把是非不分、随声附和当作是友情牢固。因此豁达明志的人，只要大的原则一致，并不追求形式的好看。只要心灵相通，并不在乎言语的一致。

　　[正方：]《越绝书》说“卖弄姿色的女子不贞洁，夸耀自我的士子不守信。”

　　[反方：]《汉书》说：“成大事的人不必拘泥小节，行大礼的人无须小心谦让。”

　　[正方：]黄石公说：“土地贪图得太多，种不过来就会荒芜。追求仁德广施于天下，国家才会强大。保护好自己拥有的东西，能使人安分守己，贪图别人有的东西，就会发生残暴的行为。残暴的政治统治，虽然能成功一时，但终究会失败。”

　　[反方：]战国时秦国大将司马错说：“要想使国家富强，必须扩充领土；要想军队强大，必须使人民富有；要想称王统治天下，必须推行德政。这三个条件具备了，才能成就王业。”

　　[正方：]《左传》说：“只要心里纯洁无邪，又何必担忧没有归宿呢？”《论语》说：“只要礼义上不出差错，又何必害怕别人说三道四呢？”

　　[反方：]古语说：“诽谤不实之词太多了，金子也会被熔化。诬谄不实之词太多了，能把人的骨头磨垮。羽毛数量多了，也能把船压沉。轻的东西多了，同样能把车轴压断。”

　　[正方：]孔子说：“一般的读书人，不象器皿一样，什么东西都能装下；也只不过是在某些方面有所专长。而圣人运用智慧却可以应付万事万物。”

　　[反方：]列子说：“天地不是万能的，圣人也不是无所不知，世间的万事万物也不是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所以天的职能是普育众生，地的职能是承载万物，圣人的职责是教育民众。”

　　[正方：]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反方：]同时孔子又说：“晋国公子重耳有称霸的雄心，是在曹国和卫国流亡时遇到不公正的礼遇和污辱后才萌发的；越国国王勾践有称霸的雄心，是在会稽（今浙江绍兴）被吴王夫差打败后萌生的。所以居在屈辱的地位而不忧患的人，说明他没志气。身在困厄中反而得过且过、苟且偷安的人，说明他心胸不广。”

　　[正方：]韩非子说：“古人看不到自己的面容，于是发明了镜子；智慧达到怀疑自己的认识是否正确的时候，才会用真理来反省、修正自己。”

　　[反方：]老子说：“善于借助别人的听觉来听、别人的视觉来看才是真正的聪明，能自己战胜自己才是真正的强大。”

　　[以上所列举的一正一反的命题，都是从经史典籍中摘录出来的自相矛盾的立论。然而都可以自圆其说，蕴含一定的哲理。]

　　结论：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可见在教育教学与应对考试中，强求一致，求同排异，所规定的答案太过僵化正统，根本不能以小见大，知微见著，这样的做法不也肤浅吗？对学生来说，不显得太局限而无法大展骏足了吗？

　　『诸葛亮给子书 』曰：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怠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年与时驰，意与岁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的确，专注于忠君爱国、溢美现实、牛毛茧丝、偏狭怪诞、曲意刁难的答卷，如何让我们学以立德、学以致用、学以致富呢？历经了成百上千次“多不接世”（即：不与现实结合）的考试与测验，到了最后，我们果能如书中所言“成为祖国新一代的接班人”、“成为国家栋梁之才”吗？多半不能！除了躲进体制、碌碌无为、饿死街头、愤世自沉这四条路之外，那也就只剩下利用厚黑之学艰难创业，自我开拓了。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完全成为了幼稚可笑的愚谈！

　　抛却官方有意任人唯亲、阻碍“士庶合流”、高度垄断一切政治资源这一点不算，单从我国选拔和培育学生的制度来看，恐怕连费祎、董允、蒋琬这类中庸之才都难以获得，更遑论出将入相的“术才”、“法才”、“骁雄”（此处指的是能统帅军队、懂得打仗的人才，非“枭”雄）！

　　为华夏子孙计，必须取消服务于一家一派、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代之以肖恩·尼科尔所推广的“实验哲学”，倡导以‘知学主义’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惟其如此，学生们才能真正的做到“弘思远益，应权通变。修学储能，先博后渊。以古鉴今，洞悉风云大势所谙；求同存异，不作桎梏腐儒之谈。”以期达到“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宏伟目标。

　　（现标题为编者所加。原标题为“赵丹阳：诸葛亮是如何痛骂应试教育的？”内容有所删节。）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