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

     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人先后面对了三种历史叙事模式。

　　第一是胡适、鲁迅和陈独秀的“新文化叙事”，它以“打倒孔家店”的激越口号，表达出对否定历史传统的坚定信念。尽管此后胡适作出了重大调整，重新走回“整理国故”的道路，但颠覆历史传统的“潘多拉之盒”已经开启，变得不可逆转；毛泽东的革命叙事，接过“新文化运动”的火把，将其变成更为彻底的“断裂式进化”，通过历次严厉的思想整肃，尤其是“文革”的“大批判”暴力，切断了现代中国与自身历史的血脉；邓小平的财经叙事，终结了毛时代的意识形态革命，但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文化传统的断裂状态并未得到修复，反而因大规模的城市现代化建设，致使“文革”中尚未摧毁的“硬件”——明清建筑和地下文物，遭到更为严重的破坏。此外，经济运动对文化建构的僭越和替换，也加剧了“文革”以来的文化退化态势。

　　以上三种历史叙事互相叠加的结果，导致了现代中国与传统文化的严重断裂。中国文化面对着这样的价值危机：一方面是传统价值无法成为世人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西方倡导的人类价值，又被视为来自“敌对势力”的文化阴谋。这种双面夹击，为当下的教育危机、道德危机和精神危机，提供了深刻的逻辑前提。

　　基于对文化现状的不满，一种复古浪潮开始涌现。为了修复文化传统，“儒学热”“读经热”和“大师热”开始大肆流行，形成以儒学为骨、道家为肉、医家和气功家为肌肤的国学体系，其基本特征是：第一，大力倡导国家主义，试图仿效董仲舒，在朝廷的支持下重建儒家专制；第二，国学倡导者多以“大师”自居，道貌岸然、装神弄鬼，以叩拜、下跪和个人造魅的方式，制造老式的圣人偶像；第三，各种名目的国学班，从总裁国学班，到幼儿国学班，都收取高额费用，将国学当作高效敛财的工具；第四，把国学定义为“国粹”，借此否定“西学”，进而否定人类共同创造的核心价值，以自闭的方式，向狭隘民族主义后退。而以排外为特征的民族主义，通常是个人自卑情结投射在民族版图上的结果，它无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任何优秀的民族文化，均非缘于自我封闭和自我纯化，而是对“外”开放、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不断自我更新的结果。

　　“国粹”跟所谓“纯汉族血统”一样，是一个典型的伪概念，它篡改先秦文化，阻止人们探究它的真实起源。对孔子“私生子”身世的追究，曾经引发过一场关于圣贤完美性的认知危机，为此，聪明的“国学家”拒绝发出这样的追问：老子的“老子”究竟是谁？也拒绝追问庄周的“庄家”究竟是何方人氏。而我的研究已经表明，先秦诸子百家，大多有其深远的“境外”背景。例如，道家的主要思想来源，是印度吠陀文化，而墨家的核心思想，跟希伯来宗教有极为密切的联系，阴阳家邹衍的思想，其“九州论”来自印度，“五行说”则来自波斯（祆教），如此等等。没有那些重要的外部思想启示，就不可能形成国学和国粹的文化内核，更不可能出现先秦文化的兴盛与繁荣。

　　先秦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强烈的开放特征，是因为在汉代以前，国族叙事的原则尚未建立起来，东亚地区跟中亚、南亚和西亚，形成了重大的“亚洲文化共同体”。东亚文明不是孤立自足发生的事物，而是这种文化共同体的一部分，并由共同体中多种文化原型所塑造。所谓“国粹”的真相，在于它吸纳了当时全球文明的精华，并加以改造、深化和本土化，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体系。而轴心时代以后，从两汉、魏晋、唐宋到明清，中国文化仍然置身于活跃的世界交换体系之中。儒释道三大思想体系中，至少有释道两家具有显著的“域外特征”，占“文化总量”的三分之二。

　　导致这种东亚文明开放性的原因，在于东亚政治地理的特殊结构。五千多年以来，在整个亚洲版图上，基于频繁的战争，由西向东地形成逃迁式移民浪潮，这个浪潮推动了器物和文化的交流，尤其是推动了先进的西亚（西南亚、南亚）文化向东部的流动、传播和植入。这个前赴后继的移民浪潮，受到太平洋的严重阻拦，只能像泥沙一样减速、停止并沉淀下来，堆积在东亚地区，形成丰饶的文化堆层，刺激本土文明的发育和生长。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总是遭到本土文人和史学家的误导，在他们眼里，这是落后的游牧民族对先进的农耕民族的进犯与伤害。直到今天为止，人们还沉浸在这种文化自大的历史幻觉之中。

　　（原载财新《新世纪》周刊2013年第33期）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