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画像

　　郭沫若被誉为一代文豪，在近代文坛上一直有“鲁郭茅巴老曹”的称呼，巴金曾评价说：“我同郭老接触多年，印象最深地是他非常真诚，他谈话、写文章没有半点虚假。”但显然，这个评价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作为文人，郭沫若身上有着诸多瑕疵，他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一、删减史料以此证明崇祯帝“沽名钓誉”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作报告时特别提到了郭沫若的名作《甲申三百年祭》：“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但是，这篇被毛泽东大力宣传的作品，却存在刻意删减史料的问题。

　　郭沫若写道：“崇祯帝，公平地评判起来，实在是一位十分‘汲汲’的‘要誉’专家。他是最爱下《罪己诏》的，也时时爱闹减膳、撤乐的玩艺。但当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却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明季北略》卷二十）。”（引自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他的意思是说，崇祯帝实在是一位贪得无厌之人，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发现皇帝老儿在皇库里存了三千七百万锭白银，每一锭为五百两，可见明亡前皇室还控制着大量财富。

　　郭沫若单独从《明季北略》中摘取了这么一段，来证明明朝皇室贪得无厌，崇祯帝小器吝啬，并说如果崇祯能拿出点儿银两赈灾，也就不至于闹到后来上吊自杀了，明朝或许也不会那么快灭亡了。

　　那么郭沫若所引用的史料原文究竟如何呢？

　　《明季北略》是这样写的：“……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每驮二锭，不用包裹。谈迁曰：三千七百万锭，损其奇零，即可两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括，海内骚然，而扃（音“囧”，扃钥意思是关闭，锁闭）钥如故，岂先帝未睹遗籍耶？不胜追慨矣。予谓果有如此多金，须骡马一千八百五十万方可载之，即循环交负，亦非计月可毕，则知斯言未可信也。”

　　这段意思是，《明季北略》作者计六奇引用了历史学家谈迁的话，这么多银子，崇祯居然不知道，以至于国破家亡，多么遗憾啊。计六奇随后提出了自己的质疑，表示这么多银两非得用一千八百五十万匹骡马，连续不断运载好几个月才能存进来，可见这种传闻未必可信。

　　“三千七百万锭”这个数据，在明末的诸多史料中多有提及，真实性存疑，郭沫若在选取史料时，直接删掉了原文中的质疑内容，作为知名历史学家，不加考证就采纳，这并不是严谨的治学态度，而直接删减原文断章取义，更不是真正的历史学家应有的态度。

　　那么，郭沫若为何要采用这种方式呢？这与郭沫若本身的观点有关。

　　被毛泽东大力宣传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以后，国民党十分震惊，指责郭沫若是在“为匪张目”，郭沫若对此则理直气壮回应说：“我郭沫若就是要为‘匪’张目嘛！”显然，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褒扬李自成贬低崇祯，是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这里的“匪”不单是李自成，而是暗指“延安”的中共，从某种意义上说，郭沫若采用的是影射史学的方式，其历史研究的态度并不端正。

　　二、剽窃他人研究成果：郭沫若抄袭疑云

　　余英时质疑郭沫若抄袭钱穆是学术界的一段公案，各方说法不一，质疑者言之凿凿，反对者则认为这是污蔑贤者，此段学术公案按下不表。在目前公开的新闻及出版物之外，至少还有三段关于郭沫若涉嫌抄袭的事例。

　　郭沫若涉嫌抄袭事件一：考古学家邹衡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回忆了1961、1962年的一件往事，邹衡说那两年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史稿》，该书有大量内容与自己的讲义雷同，邹衡将此事上报学校，对此翦伯赞拍了桌子说：“这还了得，抄到北大来了，连一个注解都没有。”

　　然而，稍后翦伯赞又说自己认为郭沫若不会直接抄袭，作者应该另有其人，后来该事件以陆定一亲自带人向翦伯赞道歉告终。但由于事件缺乏详细资料和证据，因此难以证明郭沫若是否真的抄袭了邹衡，但邹衡似乎也无必要在几十年后污蔑郭沫若。（据《新京报》2005年7月19日刊报道）

　　郭沫若涉嫌抄袭事件二：马非百是著名历史学家，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被发配到中华书局做编辑，“文革”中曾失去自由。他的主要著作有《秦始皇帝传》《管子轻重篇新诠》等，他对《管子》情有独钟，1950年代中期，他将自己数十年的研究心得写成文稿，让学生交给当时的权威杂志《历史研究》，但数月没有回信，《历史研究》的编辑对此事的解释是吃不准文稿，交给郭沫若审阅去了。不久之后郭沫若开始在《光明日报》发表研究《管子》的文章，马非百发现郭沫若许多观点都与自己的研究相同。

　　1979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的《管子轻重篇新诠》中写道：“马非百先生几十年来潜心研究《管子轻重篇》，并于1943年开始写作《管子轻重篇新诠》，七易其稿。其第三稿，郭沫若同志编著《管子集校》时曾借去参考并列入引用书目，引用过近百条。”或许是出于为尊者讳的目的，这段含蓄的话并未直接说明郭沫若是否抄袭，但一篇文章就被引用近百条，这起码说明郭沫若的研究不够扎实。（据红网《湘声报》2009月1月2日文章《马非百与郭沫若》）

　　郭沫若涉嫌抄袭事件三：《毛泽东传》作者罗斯·特里尔教授在《我与中国》一书中披露了另一件郭沫若涉嫌抄袭的故事。罗斯·特里尔在1970年代末认识了一位家庭成分不好的中国青年教师孙穆治，他的父亲在20世纪50年代写过两篇考古学的文章，寄给了郭沫若，但最后这两篇文章以郭沫若的名义发表了，孙穆治对罗斯·特里尔表示，“我们仍保有郭沫若的两封信为证，可以证明那两篇文章是我父亲写的。”（据《我与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罗斯·特里尔有无其他证据不得而知，但他将这段故事写进了《我与中国》之中，也许他本人比较相信郭沫若有抄袭之嫌。

　　以上三个案例中，郭沫若是否抄袭都是由当事人的一方叙述，因此不能断定郭沫若就真的抄袭，但这三件事都有共同背景，即建国后郭沫若成为学术领域最有发言权的人物，地位举足轻重，因此指责都导向他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利。本文并非严谨的学术考证，无法证明郭沫若是否真有抄袭，但若说其“白璧微瑕”，显然不为过。

　　三、迎合时政需要曲解毛泽东杜甫诗词

　　郭沫若因为时政需要，刻意曲解文学作品的案例很常见，以毛泽东诗词为例，郭沫若多有自己的“独到”解读，并将这种解读堂而皇之的呈现给世人。

　　著名作家、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周国平是郭沫若之子郭世英的大学同学，在其回忆录《岁月与性情》里，周国平提到了当年的这样一件旧事：一次是为我办的专场，我请教，全家旁听。我请教的是《清平乐·会昌》，问他如何理解“莫道君行早”这一句里的“君”，是否有所喻指。他答：“我看不出来。”我说：“可是，有一种说法认为，‘君’是指西方帝国主义。”他说：“那太牵强了。”我翻开一本资料，指给他看，正是他自己曾经提出过这种说法。他立即快活地大笑，全体在场的人也大笑。郭沫若在获知是自己提出的说法后，并没有显得尴尬，或许他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解读，也或许是他本就不在乎。

　　除了周国平提到这一则故事外，郭沫若在杜甫和李白的解读上也颇具“时代特色”。文化大革命时期，郭沫若出版了一本“学术”著作《李白与杜甫》，在这本书中，郭沫若大肆赞扬李白，将杜甫打为反动的地主阶级。而郭沫若之所以这么写的原因，完全是因为毛泽东喜欢李白。

　　郭沫若在书中论证了杜甫是地主阶级，因为杜甫经常数自己的鸭鹅数量，而且每次数的时候还要关闭柴门（因为怕被农民偷）。郭沫若引用的诗是杜甫的《舍弟占归草堂检校聊示此诗》，诗云：“久客应吾道，相随独尔来。熟知江路近，频为草堂回。鹅鸭宜常数，柴荆莫浪开。东林竹影薄，腊月更须栽。”——郭沫若认为杜甫诗的后四句赤裸裸的表明了自己的“地主心理”。

　　对于杜甫著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郭沫若的解释更为“独到”，在他的描述中，杜甫完全不是住草堂，而是豪宅：“诗人说他所住的茅屋，屋顶的茅草有三重。这是表明老屋的屋顶加盖过两次。一般来说，一重约有四、五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这样的茅屋是冬暖夏凉的，有时比住瓦房来还要讲究，茅草被大风刮走了一部分，诗人在怨天恨人。”郭沫若进而指责杜甫骂小孩儿是地主阶级在仇视贫苦农民，进一步得出杜甫完全是个万恶的大地主。（据郭沫若《李白与杜甫》）

　　郭沫若的这种解释看似十分合理，但直接将杜甫的诗作当做历史材料来使用，完全违背史学研究的客观与公正，如果采用这种方式来论证，那么是否可以说李白在造谣呢？因为他写道“飞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银河落九天”；“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显然，庐山的瀑布不是三千尺，李白的头发也没有三千丈。

　　从几首诗就推出杜甫是地主阶级，极其仇恨贫苦农民，终生大鱼大肉嗜酒如命，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的，但郭沫若为了迎合时代的需要，就随意编造、曲解诗作本身的含义，甚至不加区分的将诗当做史料使用，这显然不是严谨学者所应有的态度，以此言之，郭沫若作为学者是有瑕疵的。

　　结语：

　　抛开政治赋予郭沫若的各种标签，郭沫若绝非圣人。尽管郭沫若聪明异常，在某些学术领域上的成就堪称“空前绝后”，但这并不能掩盖他作为学者的瑕疵，学术不端即是一例，我们指出这些瑕疵并非求全责备，而是要呈现一个完整的历史人物郭沫若。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