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今天有普遍高涨的趋势。大陆，海外以至在台湾的中国人中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为民族主义所激动。这里透露出来的问题是极其严重的，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二民”——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即民主)——竟然彼此闹起矛盾来了。
中国人的民族情绪为什麽今天忽然高涨起来了呢？我们首先必须了解，这是当前世界大潮流的一部分。目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体制崩溃以后，世界的划分又全面地回到了以民族为单位的老方式。除了阿拉伯世界与西方的冲突由来已久之外，试看俄国对车臣的用武、波斯尼亚的内战，也无一不是民族主义激化的结果。其中只有捷克斯洛伐尼亚的一分为二是以和平的方式完成的，这是受民主体制之惠。在过去东欧的共产国家中，捷克本来便具有最深厚的民主传统，因此才能靠理性解决民族的问题。一九九三年杭廷顿《文明的冲突》一文之所以震动一时，便是因为他一针见血地点破了冷战后世界新潮流的本质；他所谓“文明的冲突”，分析到最后，便是民族的冲突。
但是今天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又有其现阶段的新特色，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便受尽了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灾难，对於一个向来以“天朝”自居的民族，这已是深入骨髓的奇耻大辱，甲午之战中国败在西化不久的日本手里，割地赔款，这更是耻辱中的耻辱。所以一五年以后，民族主义在中国进入了第一次的高潮。从一五到一九四五，中国是以一个被侵略，被侮辱的民族的身份，用民族主义为精神的武装以抵抗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在这一阶段发挥了伟大的正面功能，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中国在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已摆脱了“次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地位。罗斯福早在一九四二年元旦便正式欢迎中国为“四强”(美、苏、英、中)之一，一九四五年中国又成为联合国的四大创始会员国之一(法国还是后来加入的)。在中国由弱转强的现阶段，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忽然又普遍地滋长了起来，还是一个最值得注意的文化心理的现象。
我要直截了当地指出，这个新民族主义在性质上与旧民族主义根本不同，因为它已从自卫转变为攻击；它的攻击对象主要便是美国，因为美国今天已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唯一象徵。要了解这一转变，我们要简单地交代一下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另一种关系。在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中国人也发现了西方的优点，於是开始了一个长期师法西方的运动。从魏源“师事之长技”开始，师法的内容不断扩大，师法的对象也屡经改变，详情这里不必说了，一言以蔽之，是学来学去，总是学不到家，挫折感因之与日俱增，五四时代的人提出了“民主”与“科学”两个口号，这大致可以代表晚清以来知识分子师法西方的主要内容。但八十年代，大陆上思想稍稍松动的期间，新一代知识分子对於西方的向往仍然“民主”和“科学”为中心。举此一端，我们便不难想像中国人百年来因师法西方经历了多少内心的挫折和失望。中国过去是一个文明大国，一向有“居天下之中”的优越感。西方政治学家也注意到中国人在潜意识中至今还不能接受与其他国家平起平坐的事实。不可否认地，中国人师法西方确不是心甘情愿的认输，而是以此为手段，以达到与西方强国并驾齐驱甚至越而过之的境地。孙中山的“迎头赶上”和毛泽东的“超英赶美”都流露出这一强烈的心理。
但是由於长期师法西方劳而无功，积累了大量的挫折感，中国人早已滋长了一种憎恨西方的心理。这与被打败的耻辱感及报复心理不是同一事，但二者互相加强。这种憎恨是从羡慕转化而来的，却仍然保留了羡慕的成分。我们可以称之为“羡憎交织”的情结。这大约相当于尼采所首先创用的“ressentiment”一词。今天专家研究民族主义在西方各大国的成长过程便特别重视“羡憎交织”这一心理因素。例如俄国自十八世纪初即羡慕英、法，全力西化。但此后一两个世纪的不断挫折终於转“羡”为“恨”，最后则归宗於马克思主义。分析起来，这里有三层原因：第一是俄国西化虽一再受挫，其民族认同却仍在西方，而马克思主义则恰好是西方文化的产物。第二，马克思主义彻底否定了英、法所代表的西方，满足了俄国人的憎恨情绪，第三，马克思主义号称代表著更完美的西方未来，这又满足了他们羡慕西方的心理。总之，马克思主义是以“反西方的西方主义”(anti-western westernism)这一特殊性质而为俄国人所接受的。
德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则代表另一典型。德国人在文化上曾承认法国和英国是先进的模范，它的启蒙运动便是从法国移植过来的。但十九世纪初德国在建立其民族——国家的认同时，它的政治文化却远落在英、法之后。英国人和法国人当时都认为现代先进的政治文化包括三个要素：理性、个人自由和政治平等。他们不但以此自傲，并且公然以此讥笑德国人的不长进。
这种讥刺对於德国人民族自尊心的伤害比拿破仑的征服德国还要深刻。因此德国人对於英、法所代表的西方也由羡转憎，但是德国人与俄国人不同，他们不再向外面寻求现代化的模式，而是从本土文化的内部建立自己特有的民族认同，此即个人完全服从国家，民族的集体主义，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便是德国民族主义的最后结晶。
我引俄、德之例说明“羡憎交织”的历史作用，并不是节外生枝，而恰恰是为了澄清现阶段中民族主义的新取向。今天从中国大陆上出发的民族主义清楚地显示出：中国人“羡憎交织”情绪的发泄方式正在从俄国型转向德国型。今天不少中国人的心中对於西方——美国是其最主要的象徵——确激荡著一股难以遏阻的“羡恨交织”的情绪。这种情绪要求一个“强大的中国”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公开挑衅。如果西方无可奈何，那便更证明今天中国人真的“站起来了”。这样的人在大陆上最多，但海外以至台湾也随处可见。
分析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人的意识里，民族主义和民主之间存在著紧张和不安。孙中山最初提出三民主义的设想时，他确实相信这两个现代价值是可以并行不悖，甚至是互相支援的。他在辛亥革命前所向往的现代中国是以英、法、美为模式的西方型的民族——国家。他所倡导的革命当时也只有法国和美国的革命可资师范。所以他曾一再表示，三民主义是和法国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或林肯的“民治、民有、民享”相通的，英、法、美三国的现代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虽各有特色，但大致都承认民族、国家是自由人的集合体，个人的公民自由和人权是第一义的；民族－国家虽拥有完整的主权，但主权的最后根据在人民的同意，而一人一票的选举则是表达民意的唯一方式。因此西方型的民族主义和民主基本上是一致的，决无冲突可言。当然，在民族国家的整体生存受到威胁时(如美国宪法所谓“明显的、眼前的危险”)，公民的个人自由可以受到某些限制，但这也是事先已取得全体公民的同意的。
这一民主理念及其制度化虽起源於西方，晚清以来却早已为中国人所认同。当时国粹学派中人还引经据典，说明“民主”在古代中国早已出现。从五四时代到今天，中国人又屡次信誓旦旦，表明自己有最坚定的决心为民主在中国的实现而奋斗，不但如此，放眼今天的世界，连以前最敌视西方民主的俄国和德国也都不得不改用一人一票的方式选举他们的政府了。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原则，即以理性的、文明的方式终止“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以法律保障每一个公民的自由与人权，不但在理论上已为一切现代民族所普遍接受，在实践上也推广到几乎每一个现代大国了。
百余年来在西方侵略下被迫走上现代化的途程中，中国人一直面对著双重的认同危机。第一、个人的认同，即什麽才是现代的中国人？第二、民族的认同，即中国怎样才算是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在第一个问题方面，从谭嗣同、章炳麟、梁启超到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等都一致强调“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陈独秀语)。因此自由、平等、人权等现代价值不但早已为中国人所接受，并且还在五四以后的历次民主高潮中获得肯定。中国人在个人生活的层面从来便有不愿受过多约束的倾向。孙中山说中国社会像“一盘散沙”，梁启超也说中国传统伦理的特色是“私德居其九，而公德不及其一”，都是指此而言。所以，在个人日常生活的层面，中国人拥抱民主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个人的独立、自主、自由、人权等价值都只有在民主体制下才能实现。
但是在民族－国家的认同方面，中国人自清末到今天，却始终没有取得共识。最早的民族——国家的模式是取自英、法、美所代表的西方；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的模式立刻在中国流行了起来，在民族危机深重的三、四十年代，德国式民族主(或国家主义)也曾受到不少人的青睐。如上面所分析，今天中国人“羡憎交结”的民族情绪又开始在新的历史阶段寻求德国式的发泄，而且明显地促自卫转向进攻。但是由於缺乏共识，又经过了反传统思想的洗礼，“中国”这两个字究竟有什麽样的具体内容，恐怕今天谁也说不清楚。它是地理名词呢？政治名词呢？文化名词呢？还是种族名词呢？我敢断言，无论是从地理、政治、文化、或种族的观点去试图对“中国”这一概念加以清楚的界说，马上便会引出无穷的争辩。
总结地说，现代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愿意独立自主，这是可以确定的。因此在个人的层面上，中国人对於民主的认同至少已取得最低限度的共识。在集体的层面上，中国人的民族认同依然处於分歧和模糊的状态，但民族的情绪却不断上升。依照孙中山的最初构想，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然而今天竟出现了裂痕，这是当前最值得冷静思考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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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陈家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