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中国学术界，有许多人认为：儒家文化在中国社会中已经被边缘化了。实际上，持这种观点的人从来就有。1926年12月，在《东方杂志》第23卷24号上，刊登了近代中国著名学者张东荪先生的一篇短文，题目是《西方文明与中国》。在文章中，张东荪先生讲道：在西方文明的发展历史中，有古希腊传统的推动和宗教的回挽两个力量，在这个一推一挽的过程中，个人本位主义没有发展到极端。接下来，张东荪先生叹道：“至於我们的东方，固有的文明，已不能担负这个‘挽’的责任了”。
在当年，张东荪先生能够看到西方文明发展中一推一挽的进程，可谓洞察犀利。但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无力回挽西式文化的核心--个人权利的膨胀，实质上是认为：在中国社会，儒家文化已经被西方文化边缘化。以鄙人之见，这是一个百分之百的错误论断。兹简论如下。
春秋战国变革的遗产
春秋战国，历经五个半世纪铁戈战火，是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代。其在中国历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变革有三个方面：一是废宗族公社井田制，立私有小农经济；二是废世袭世官，立官僚制；结局：废分封分权制，立权力集于一人之手的中央集权制。
废井田和废世官世袭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瓦解了西周社会实体性血缘结构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体制基础。秦始皇统一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游之后，为了彻底铲除分封诸侯和世卿聚集军事力量的氏族根基，实施了一项不见于经史记载的“不许族居”政策，直接打击了血缘性社会的社区结构基础，即：聚族而居。
然而，春秋战国的铁戈战火和秦始皇的“不许族居”政策没有烧掉的历史传统是：血缘性的社会伦理，为中国留下了一份至今仍然主导人们的意识和行为模式的遗产--形式性的血缘社会秩序。所谓形式性血缘秩序，指的是：不直接以血缘的亲疏制定社会秩序的前后左右，而是以血缘性伦理定义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与此相合，另一份遗产，则是天地人合一，家国一体的大一统意识和行为模式。
一个文献实证。在《敦煌社邑文书·社条》中，有这么一段文字，“世上人情，随心机变，易（焉）能存其利乐，所以孝从下起，恩乃上流，□；众义商仪（议），递相追凶逐吉，各取意美睦，立条例之于后，… … 结义已后，须存义让，大者如兄，小者如弟，若无礼□，临事看过愆轻重，罚醴醎一延（筵）。”
敦煌地处边远西域，为秦汉“实边”和“三边”之策迁民之地，由于“不许族居”政策，社区姓氏庞杂。然而，社区的伦理秩序，仍然保有浓重的儒家血缘性伦理性质。
秦朝的家庭，仍然以男性长者为核心。为父者虽然没有对家庭成员生杀予夺的权力，但是，在秦法中，不孝以“十恶不赦”之罪论处。
西汉虽然承继秦制，但是，董仲舒著《春秋繁露》，融五行学说和各派各家于儒家体系之中，与之相合，汉武帝弃春秋战国和秦朝以法家为主之策，转而“独尊儒术”。时至宋代，宗族制度在中国社会迅速恢复，秦始皇鞭长莫及的江浙、福建和两广一带，乡村的宗族制度尤为健全，至今仍可见一斑。在伦理上，皇帝为华夏民族最高之父，各级地方首长为辖区子民的父母之官，而乡村则由宗族族长主导社会秩序。
当代中国，以工商业为主体性经济基础，与其伴随的城市扩张，以及城市人口超出农业人口，强烈地冲击了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亲亲伦理。然而，儒家伦理依然深深地浸透在当代中国社会上上下下每一个阶层和角落，主导着人们的社会意识和行为模式。
从理论方法的角度来讲，这个论题的可论证性很小。鉴于本文的随笔性质，以下论述以实例为主。
父子型的上下关系
改革开放以后，人不再住在单位里，社会保险制度的逐步建立，生老病死也不再由单位一手包办，单位制的家族性质大大弱化，各级官员的父母官色彩也随之隐退。然而，这只是一个表象。
2006年前后，数学家丘成桐与中国数学界闹纠纷，搞得沸沸扬扬。在接受香港《亚洲周刊》的采访时，丘先生愤愤之中，有这么一段话：“我知道曾经有个数学家申请院士资格，他的学术成就非常优秀，足够资格，但评审团却拒绝他，实在没有理由，竟然说是因为他‘人品不好’！数学研究与人品有关系？”
丘先生浸淫美国多年，整日埋在数学严格的逻辑网之中，竟然荒疏了中国社会传统的父子型上下关系。这种上下关系是无所不包的，像水乳一般，不但很难理出一个清晰的分界，而且浸透于社会的每一层关系。
一个年轻人去工作单位报到，人事干部可以对他讲：看看你那头发，先去理理发，有个正经样子，再回来报到。《礼记·中庸》云：“子庶民也”。此即所谓。
2009年，我把一篇文稿发给一位任教授的同窗征求意见，这位当年的师兄把拙文转交给中国社科院的一位身居高位的学者，不久即收到社科院和其它机构联合举办的学术会议的邀请。我犹豫再三，最后决定越过万水千山，见识一下国内的学术会议。事后和师兄通话，委言婉转半天：这一趟回国，收获大于劳累。这位仁兄如释重负：还好！还好！不然肯定落个你的埋怨。我笑笑：你看你，介绍我去国内开会，是你的好意，去不去是我的决定，会议开的好坏，你我谁都作不了主，你大可不必“全权”担负所有的责任。
会议期间，我邀请了六七个负责接待工作的年轻学生，一起出去晚餐。在座的，都是些80后。在餐桌上，我不动筷子，大家都坐着不动。那条整鱼，在转盘上转来转去，总是停在我的面前，终于使我意识到，我若不先在这条鱼上动一下筷子，恐怕这盘菜就要被扔掉了。我笑着对大家说：我以为你们这些80后是中国现代化的先锋，看你们这么恪守儒家的上下秩序，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从何谈起呀。
这种上下左右前后的儒式关系，存在于中国社会的爷爷、叔叔、师父、师兄，等等的称呼之中，浸润于放在餐桌中央、属于大家共有的盘盘碟碟的饮食行为模式，孕育于摇篮旁母亲的柔声细语，属于中国社会的过去和当今的文化基质。边缘化这种伦理秩序，无异于铲除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可行性几乎为零。看看喊了一百多年“脱亚入欧”的日本，即可得一柄镜鉴。
亲亲型的人际关系
当代中国社会，同乡、同学、战友依然是结盟的首要基础。即使远在它乡异地做生意，交个铁哥们儿，酒杯换盏之间，称兄道弟，也是少不了的礼节。甚至做个啤酒广告，除了自夸品牌和口味之外，聚同好友，促进友情，常常是买卖的说辞。
以经济的角度来看，亲亲型人际关系之所以如此根深蒂固，其原因在于：亲朋好友之间的相互帮助，仍然是日常生活的一个首要支柱。以中西方比较的视野，中国社会没有欧美拥有的廉价移民的支撑，是这种关系主导中国民众行为模式的结构性因素之一。
在西方社会，来自周边贫穷国家的移民，是支撑低价值劳动的主体，诸如城市清洁、道路建筑和维修、建筑工地，农业收获季节的帮工，等等。在家庭的层面，除了极少数富有阶层，一般的中下层中产阶级家庭，月收入在五、六千欧元以下，根本支付不起本国中产阶级身份的人工服务。以奥地利为例，电工、木工、油漆粉刷工，等等，黑工（私人性质，没有发票）每小时的收费在20至15欧元之间。一个一百平米公寓，门窗墙壁的油漆粉刷，报价在两万至一万五千欧元之间。雇用来自波兰、罗马尼亚等国的黑工，大约花费五、六千欧元左右，刚刚处在可以承受的价格上限。
以中国之庞大，居民密度之高，欧美拥有的这个框架条件在中国不可能存在。至于像印度那样，由贫民窟居民为中产阶级提供廉价服务，对于中国社会来讲，实为不可行之举。如此，廉价也好，昂贵也好，如果经济上无法支撑，市场经济的法则就不可能主导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理所当然，亲亲也就成为人际关系唯一可行的主体模式。
以情理相推，秦汉以后，儒家伦理和宗族制度在中国迅速恢复，其经济性背景与当今中国社会应不乏相似之处。江浙、福建、两广一带的乡村，族人同耕义庄、义田和族田，用以接济鳏寡孤独残疾，资助族人子弟求学，可为一实证。
大同式的行为模式
“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尚书·洪范》中表述的这种大同思想，至今仍然潜移默化地主导着人们的行为模式。
当年的一位同窗，现任北京大学的人文学科教授，到德国考察当地的社会秩序。我开车带她从墨尼黑到奥地利的萨尔斯堡，一路游览。刚刚学会开车，当地的加油站自然落入她的视野。看到形形色色的加油站，这位社会学者不禁十分诧异：这里的加油站为什么不统一起来？
统一的行为模式，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处处可见。北京的冬天，无论机关、学校，还是商场、餐馆，大门上挂着的，是清一色的塑料条带门帘，既不挡风，又不保暖。如果有人问：挂这样的门帘有什么用？最便当的回答是：别人挂的都这样儿。从北京到广州，大院围墙的进口，是清一色的安全闸门，结构设计、乃至颜色，几乎完全同一。朋友聚会，大家一起散伙走人。甚至每个中国民众的行走模式也是统一的：胸部微含，背部微屈，鞋底拖地。也难怪，谁愿意作出一幅“趾高气扬”的模样？
民族和家庭高于个人利益
2010年，李安导演的电影“色戒”在中国上演，引起一场社会风波，扮演王佳芝的女演员汤唯遭到公众的抵制。究其原因，不外是：把个人的感情和利益置于民族大义之上，不相容于儒家的社会伦理。
无独有偶。当年塞尔维亚遭到美国和西欧的抵制，运动员无法参加国际比赛。前女子网球世界第一号选手，塞尔维亚人莫妮卡·塞莱丝，因此加入美国国籍。当是时，美国是塞尔维亚公众心目中的头号敌人。然而，莫妮卡的行为却得到了全体塞尔维亚人的同情和认可。
在北京的超级商场，售货的年轻人一口一声：咱们家的产品如何如何，咱们家的服务如何如何。当年的同窗好友到访奥地利，看到鄙人寒舍，赞叹之余，居然来了一句：你为咱们中国人争了光。
家国一体、以家族的繁荣为荣，以社稷的昌盛为盛，儒家的人生本分观仍然潜在地主导着中国民众的社会意识。
以个人权利定义社会秩序和关系没有普遍的可行性
当代西方社会，以个人权利为核心基础，定义社会的秩序和人际关系。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层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利润性的有无交换；在法律上，是个体之间权利空间的界定。在政治的层面，人与人之间这种社会秩序和关系，则是多党制议会框架内的阶级斗争。（参见共识网，西式民主与阶级斗争）这种关系模式，可操作性强，优势显著。
但在另一方面，这种模式又具有其内在的缺陷。追求最大利润的行为模式的利弊，在近十多年来接二连三的经济危机中，暴露无遗。在法庭上，当事人之间，是一场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在政治上，则是权力和利益蛋糕的分切之争。一言蔽之：这种西式社会秩序和关系模式，具有强大的调节动量，但不具有社会的凝聚功能。
在家庭的层面，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社会秩序和关系，不但无法为东方社会所接受，在西方社会也常常无法实行。夫妻分帐、婚姻契约，在当今欧美，是大小媒体和民众嘴边极具争议的话题。著名流行歌手麦当娜，身价亿万，其胞弟却穷的上无片瓦，露宿街头。法律上无可指责，伦理上则是众议纷纷。
一推一挽
2000年前后，中国社会流行一种“80后现象”。大小媒体，各个阶层，充满了对80后的责难，即使是主张“全盘西化”的激进阵营，也不例外。于是乎，80后被称为“垮掉的一代”。
殊不知，所谓“80后”，是社会市场化和社会意识权利化的必然附带现象。西方的六、七十年代，摆脱了战后的阴影，经济开始起飞，个人权利意识随之爆炸式膨胀。十几岁的青少年开始周末派对，舞场是这些年轻人抽烟、酗酒、吸毒、滥交的场所。家中有这些年纪子女的母亲，周末不敢入睡，坐等至凌晨 两、三点，孩子终于返家，做母亲的方敢悄没声地躺下。另一方面，西方这个年代以后的人，自主和创新意识极强，看看比尔·盖茨、史蒂芬·乔布斯和马克·扎克伯格，即可见一斑。
“80后现象”的前前后后，在人们的眼前展示了一个事实：自1840年西方文化以武力介入中国社会一百七十余年后的今天，每一个在中国生、中国长的中国人，无论社会阶层的高下，受教育程度的高低，社会思潮阵营的归属，统统是一个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社会人，没有任何人可以例外。每一个人，既是中国社会转型进程的推动者，同时又是这个进程的回挽者，在这一点，同样是无人可以例外。正是这个存在于全体民众身上的一推一挽的力量，使得中国必然走向一个不同于西方发展模式的道路。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社会跨越了一个自春秋战国以来里程碑式的转变：从农业之国变为工商立国。但在另一方面，儒家文化传统也大幅度、全方位地回归。
自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以来，自由市场经济一直是西方社会主体思潮的首要催化剂。但是，当市场经济发展到极端时，其内在的缺陷凸现无遗，必然催生反向的社会思潮，目前西方社会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发人深省。鉴于此，儒家文化在中国的持续回归，将不可避免。此当另文别论。
1840年前后，洋务派学者们认识到：西学为形而下之器，中学为形而上之道，提出了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时至一百七十余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仍然在这个范畴中演进。仅凭这一点，中国学术界，无论何年何代，何门何派，都没有资格对洋务学派嗤之以鼻，不屑一顾。
综上所述，一百七十余年来，虽然西学成分不断增加，但是，自始至今，儒学是中国社会的主体文化。看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正确地评估中国社会的现状，更无法合理地推测中国社会的未来。
（编辑：陈家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