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

　　1梁启超认为中国人的第一个缺点是奴隶性

　　2改造国民性是后发国家需要面对的共同问题

　　3中华民族最大的创造不是“四大发明” 而是专制技术

　　4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再造文明” 才能使中国获新生

　　核心提示：用今人的眼光来看，这位宋襄公确实愚蠢呆板得可以。但是如果我们对宋襄公所处的时代有所了解，就会知道他的选择，正是对“贵族精神”的诠释。

　　（张宏杰先生）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历史学者张宏杰文字实录，采访整理：唐智诚

　　嘉宾简介：张宏杰，作家，学者。蒙古族。1972年生。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坐天下很累》、《饥饿的盛世》、《中国人的性格历程》等。有多部作品在韩国及港台出版。

　　梁启超认为中国人的第一个缺点是奴隶性

　　凤凰历史：“国民性”是大家很熟悉的词，好像什么坏事都有它的份，从反日游行砸中国人的车，到在埃及神庙上刻字，都引起对国民性的讨论。您认为中国人的“国民性”是什么？中国国民性最大的缺陷是什么，有何表现？

　　张宏杰：关于国民性的话题历来众说纷纭，甚至有没有国民性都是讨论的话题之一。国民性这个词并不是中国人创造的，而是西方人首创。这些老外罗列了许多感性的词汇，比如“麻木”“迟钝”“欺瞒”“精明”“迷信”“不精确”……，用来表达他们对中国的第一印象。这些描述失于杂乱感性，其中许多还自相矛盾。

　　梁启超最先系统总结了他认识的中国国民性。他认为，中国人的第一个缺点是“奴隶性”，甘于忍受暴君异族的统治，不敢起来反抗；第二个缺点是一盘散沙，不团结，只重私德，不重公德；第三个缺点是“民智低下”“智慧不开”，依赖成性，遇事退缩，缺乏尚武精神和进取气质。梁启超的思维焦点很清楚，他所总结的这些，都是长期专制统治在中国人身上留下的与现代政治文明不适应的烙印。梁启超说，中国要变成一个宪政国家，中国人就要从过去的“老百姓”变成“现代公民”，要培养起国家意识、公德意识和尚武精神。

　　改造国民性是后发国家需要面对的共同问题

　　张宏杰：其实走向现代过程中遇到国民素质问题，是“后发国家”的普遍现象。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知识分子也纷纷痛批传统日本人明哲保身、事不关己、自私自利，那声调听起来和梁启超们如出一辙：“人民……一切只听从政府，不关心国事。结果，一百万人怀着一百万颗心，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对一切公共事务漠不关心……终日惶惶唯恐沾染是非，哪有心情去考虑集会和议论！”在韩国等其他后发国家，对国民性的讨论一度也非常热烈，韩国人也曾经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差劲、最没希望的民族，许多知识分子都提出了国民性改造方案。“改造国民性”，似乎是大部分后发国家需要面对的共同问题。

　　宋襄公的愚蠢诠释了贵族精神

　　凤凰历史：毛泽东认为宋襄公打仗的时候不肯半渡而击，结果打输了，是一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但是您的书里认为这却是一种贵族精神，为什么这么说？

　　张宏杰：《韩非子》中是这样记载这个故事的。说是宋国与楚国打仗，宋国军队列好了阵，楚国军队渡过泓水来交战。宋国的军官对宋襄公说：“楚军比我军人数多，我们应该趁他们正在渡河马上发起进攻，那样楚军必败。”

　　宋襄公却回答说：“不行，那不符合战争规则。君子说：‘不能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不能擒获须发已经斑白的敌人；敌人处于险地，不能乘人之危；敌人陷入困境，不能落井下石；敌军没有做好准备，不能突施偷袭。’现在楚军正在渡河，我军就发起进攻，不合仁义。等楚军全部渡过河，列好阵，我们再进攻。”（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结果是等楚军全部渡过河后双方才开战。宋军因寡不敌众，落得大败，宋襄公也受了伤，第二年悲惨地死去。毛主席因此有了一句著名的语录，叫做“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由于这一最高指示，这个寓言被选进了中学课本，宋襄公成为全体中国人都知道的著名历史人物。

　　用今人的眼光来看，这位宋襄公确实愚蠢呆板得可以。但是如果我们对宋襄公所处的时代有所了解，就会知道他的选择，正是对“贵族精神”的诠释。

　　春秋打仗讲“礼” 不以阴谋狡诈取胜

　　张宏杰：中国贵族文化的首要标志是“礼”。 春秋时代的上层社会中，“礼”如同空气一样无所不在，就如同今天“钱”的无所不在一样。甚至在战场上，人们也需要遵守“战争礼”。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说“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

　　春秋时以车战为主，因此必须选择好一处平坦开阔的地点，双方约好时间，大致同时抵达，等列好队伍之后，鸣起战鼓，驱车冲向对方。这就是所谓的“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

　　这种战争，更像体育比赛，要遵守一定的次序。《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的宋国公子城与华豹之战十分典型。双方战车在储丘相遇，华豹张弓搭箭，向公子城射来，结果却偏离目标。华豹动作敏捷，又一次搭箭上弦。公子城一见，对他不屑地大喊：“不更射为鄙！”意思是战争的规则是双方一人一箭。你射了我一箭，现在应该我射你一箭了。你不守规则，岂不太卑鄙了！华豹闻言，就放下弓，老老实实地等公子城搭弓。结果是宋子城一箭射死了华豹。史书并没有嘲笑华豹愚蠢，相反却肯定他以生命维护了武士的尊严。

　　在今人看来，这些老祖宗在战场上的表现似乎太迂阔了，其实不然。因为春秋以前的作战方式和战争理念都与后世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时期的军队都是以贵族为主体，战士人数不多，几百辆战国（战车？）而已，每次战争一般不超过一天。因此那个时候的战争更像是一次大规模的绅士间的决斗。贵族们在战争中比的是勇气和实力，偷袭、欺诈、乘人之危都是不道德的。正如徐杰令所说：“春秋战争礼最大的特点，在于讲究承诺，遵守信义，不以阴谋狡诈取胜。”宋襄公所说的“不重伤（不让人二次受伤，就是不攻击伤员），不禽二毛（不俘虏老年人），不鼓不成列（对方没有排好队列时，本方不能进攻）”，和《淮南子》所说“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正是那个时代普遍的战争规范。

　　正如钱穆先生所评价说：“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外交上的文雅风流，更足表现出当时一般贵族文化上之修养与了解。即在战争中，尤能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义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

　　了解了这些背景，我们就可以了解泓水之战中宋襄公并非是心血来潮。作为殷朝贵族后代、从小受到严格贵族教育的宋襄公，讲究贵族风度是他根深蒂固、深入骨髓的观念。在战争中，他既要取胜，也要赢的“漂亮”、赢得“合理”、赢得“高贵”。甚至在一定意义上，风度大于胜败。那些今天看起来迂腐的礼仪其实不仅仅是仪式和礼节，更是一个阶级不可更改的文化信念。宋襄公的“愚蠢”，其实是那个时代贵族风度的光彩流露。

　　后世批评宋襄公 证明贵族传统在中国断裂

　　凤凰历史：这种贵族精神什么时候开始被“以成败论英雄”的价值观所取代？为什么贵族精神在中国很快就消亡而在欧洲却形成传统保留下来？

　　张宏杰：其实有很多史书肯定了宋襄公的做法。比如《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对此事的评价是：“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认为即使周文王遇到这种情况，也不会比宋襄公做得更好了。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说：“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曪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就是说宋襄公虽然失败了，但是很多君子认为他值得赞扬，他们感叹在礼义缺失之时，宋襄公却依然秉持礼让精神。

　　直到宋代苏轼的《宋襄公论》，才开始以成败论英雄。苏轼以反传统的姿态指出，不论如何，兵败于楚，就是宋襄公的罪过：“至于败绩，宋公之罪，盖可见矣。”当然，历代批判宋襄公的言论以毛主席那句名言为登峰造极。后代中国人对宋襄公的唐突，其实证明了贵族传统在中国大地的断裂。

　　由于中国的贵族传统中断太久，今天的中国人确实已经很难理解先秦时代祖先们的内心世界。

　　因产生皇帝制度中国贵族比西方早消失两千年

　　张宏杰：好在大量的西方文学影视使我们对欧洲的贵族多少有一些了解。也许通过援引一些欧洲中世纪的历史，我们更容易理解我们的祖先，因为贵族社会的一些精神原则是一脉相通的。如果我们感觉宋襄公时代的“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过于古奥，那么，打这么个比方，也许就容易明白了：春秋时代的战争规则，其实就是中世纪欧洲的“骑士精神”。

　　欧洲骑士的行为准则是：不伤害俘虏，不攻击未披挂整齐的骑士。不攻击非战斗人员，如妇女、儿童、商人、农民、教士等。

　　欧洲骑士间的战争，和春秋时代的贵族战争一样，也是要摆好战场之后，堂堂正正地对攻。搞突然袭击，对真正的骑士来说，是一种可鄙的行为。骑士精神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不畏强者，作战勇敢，不得贪生怕死，另一方面则是同情弱者，对失败者宽洪大量。当一名骑士俘虏了另一名骑士后，必须将俘虏待如上宾。英法战争期间在克里西及普瓦泰被俘的法国骑士，在英国人的军营中就经常受邀与胜利者英国人一起盛饮娱乐，活得安然舒适，直到被赎回为止。

　　这岂不正是我们嘲笑了几千年的“宋襄公精神”？可惜的是，今天相当多的中国人崇拜骑士精神，却很少有人意识到它是“宋襄公主义”的欧洲版。为什么贵族精神在中国很快就消亡而在欧洲却形成传统保留下来？很简单，因为欧洲的贵族社会一直存在到中世纪之后。皇帝制度的出现，意味着贵族社会的终结。西方的贵族社会一直持续到十七世纪，而中国的贵族社会在公元前三世纪就结束了。也就是说，中国的贵族比西方早消失了两千年。这对中西方历史的发展影响是十分巨大的。长子继承制使得贵族家族能保持高度稳定性。英国大贵族往往能存在几百年。1764 年，约翰·道尔利普尔估计，大约50 %的英格兰地产是根据旧的财产继承制代代相传的。百年之后，法国学者希伯利特·泰纳访英后总结：“多数古老的地产是借助长子继承制法则保存下来。”

　　汉武帝控制欲强 乐于格式化全国人民大脑

　　（编辑：陈家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