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在中国，好长时间以来，都是一个时髦的话题。执政者在野的时候，想革命，执政之后，依然说革命。但暗中却把自己革命成功所有的因子，悄然悉数扼杀。多少年来，革命在中国都是一个泛化的概念，陈胜吴广式的农民造反，似乎也是革命。而且一说革命，就是底层造反，起义，战争，混乱，然后颠覆统治者。这样泛化意义上的革命，会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在中国，所有人似乎都有答案。这个答案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老百姓活不下去的时候，革命就来了。

　　但是，在历史上，农民活不下去了，真的会造反吗？未必。一般来说，农民活不下去的时候，首先的选择，是逃荒，携家带口逃离活不起的家乡，到别的地方去。其次，就是等死，逃不走，就待在家里，活活饿死，或者自尽。其三，如果有领头的，去吃大户，一般来说都是和平地吃，不是把大户抢了，把人杀掉。即使到了这一地步，离造反还远着呢。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比如那三年的大饥荒，举国没有不挨饿的地方，即使能逃，也无处可逃，似乎没有听说那个地方农民暴动或者起义了。饥荒最严重的河南信阳，许多国家的粮仓，在尸横遍野的灾区傲然挺立，居然没有饥民去抢。也就是说，别说造反了，饥民宁可饿死，连粮都不敢抢。按说，饿死也是死，抢粮，至少不会都死，至少在镇压来到之前，多活几天，换句话说，死也弄个饱肚子，但他们就是不敢。

　　即使有了活不下去的情形，只要民众相信，导致饥荒的是天灾，是不可抗拒的理由，他们就会认命；只要民众没有感到其中有特别的人为的因素，或者即使感觉到了这种因素，也没有力量去抵抗，他们也会认命；只要不存在抗争的文化和风习，他们也会认命；只要没有反抗的种子，没有领头的人，也没有社会组织资源，他们也只能认命。有的时候，即使所有导致造反的因素都在，没有即时发生的巨大而且难以克服的恐惧，而且导致集体的恐慌的情况下，也未必会有造反。

　　陈胜吴广的起义，虽然有秦政残暴的现实，但如果没有失期当斩的恐惧，陈胜吴广即使再有本事，也无法让戍卒们造反。即使有了这种恐惧，如果没有陈胜吴广的煽惑，也反不了，最大的可能是，这些人老老实实被押着走到刑场。即使有了煽动者，也有了恐惧，不把恐惧煽惑起来，变成普遍的恐慌，恐怕陈胜吴广也未能如愿。即使这些条件都具备了，煽动者还要玩弄一点鱼腹篝火的权术，最后才能成功。

　　近代的世界，动荡都比古代要频繁。近代中国由于转型和变化，动荡的可能性就更高。中国近代四大“革命”，义和团无非是奉旨造反，不必多说。而太平天国起义，首先是有王朝末世病的发作，统治机器锈蚀，民不聊生的情势。其次有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等流民不轨人士领头。其三有拜上帝教的组织。其四有两广多年土客籍大规模械斗的恐惧（官府站在土籍一方，而起义者都是客家人）。最后还要加上一点神灵附体的权术操作。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也像类似。第一是有清末新政中间，满人少年亲贵上台后，开改革倒车，拼命揽权，集中资源（铁路国有）的恶行，导致绅商离心举国解体的革命形势。第二是革命党多年在新军中组织工作。第三，也是最关键的，是湖广总督瑞澂在知晓了革命党人的花名册和起义计划之后，处置不当，让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以及跟革命党接触过的人，误以为他马上要按图索骥，开刀杀人，由此造成了普遍的恐慌。而后来的红色革命，组织者不必说了，革命形势比较复杂，既有外国入侵的因素，更有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以及举措严重失误，内战政策导致经济崩溃的原因。

　　近代最有研究价值的革命，是辛亥革命和红色革命。一个是精英革命，一个是底层革命。

　　先说红色革命。谁知道中国红色革命就是农民的专利，伟大的工人阶级开始还在俄国人撑腰下充了几天革命的领导，后来实在领导不下去了，只好呆在城里看热闹。原因很简单，当年工人阶级，尤其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产业工人，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都比农民好，而当年的革命是造反，杀头的买卖，只有活不下去的人才乐意干。晚清以来搞现代化搞得城乡进入了二元轨道，城市虽然有些兴旺，农村倒是一天比一天地衰败，因为衰败，生活困苦，生不如死，自然乐意生事的人就多一点，所以那些惨到极点的穷乡僻壤才闹革命闹得凶——即今天的老区是也。中共李立三当家的时候，逼着苏南一些农村的共产党人暴动，结果没人响应，这些党员被逼极了，精明的乘天黑把祠堂里的祖宗牌位搬出几个来丢在茅厕里，就算革过命了；笨的一条麻绳将自己吊死在族长家门口，也算是革命，而且到底了。不过，这种越穷越革命的道理似乎也就是表面上说得通，细究起来好象也不是那么回事，苏维埃时期中国西北都穷，为什么就陕北闹了革命？跟江西比西北更穷，为什么江西革命闹得更凶？无数历史和现实的事实告诉我们，正经八本的农民显然比城里人更能忍受苦难和不公，被逼无奈之后，他们可以选择告状、逃亡、等死和造反，事实证明，选择前三者的似乎要更多一点，造反都难，更何况革命。

　　实际上，就中国红色革命而言，正经八本的农民基本上没什么革命性，有的更多的是忍耐和起哄，做稳了奴隶，就一忍百忍，比唐朝的张公艺本事还大；求做奴隶而不得，就跟着起哄，比19世纪巴黎的无套裤汉还暴民。在革命时期，起哄也可以被说成“革命的跟进性”，跟进得越踊跃，革命的声势也就越大，革命带来了破坏，但也带来了狂欢，只要不革到自家头上，那狂欢的愉悦可是爽到极致。王学泰先生是研究游民文化的专家，在他看来，农民里想造反的不多，造反的大多是脱离了土地的游民，他们没有土地宗族的牵挂，也没有乡土道德的羁绊，闹将起来，运气好的话，失去的只有锁链，而得到的是整个世界。所以，即使是现代的农民革命，也绝对离不开游民。有些人总是批评共产党在搞土改的时候依靠流氓无产者，更早一些，当年大革命时的湖南农民运动，那些“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丝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革命先锋（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原本），在农民协会里“称王”，因而被人讥为“痞子运动”。其实，将这些人搅进来，有时未必共产党人的本意，我曾经跟当年参加土改工作队的老人谈过，他们说，在运动之初，他们对那些乡村的二流子也很反感，专找村里正经八本的贫雇农做积极分子，扶植这些人领导运动，然而，这些人大半木讷老实，脑筋不灵，什么事都说不清道不白的，而且往往不够勇敢，指望他们斗地主、分田地，形成一种革命的气氛，似乎是连门也没有。而那些明白事理，有文化的，此时又大半是革命对象，所以没有办法，只好请这些“革命先锋”出山，这些人一冲二杀，大家跟上去，土改也就轰轰烈烈了。

　　但是，作为革命领袖的毛泽东，却从开始就很有意识地要利用这些“革命先锋”。他在大革命开始时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原文）中，就明确指出了流氓无产者的革命性，认为他们如果使用得法，绝对是革命的动力。他上井冈山，一上来就跟两个山大王合作。当然，流氓无产者，在红色革命中，还不是火种，火种是一些职业革命者。流氓无产者，顶多是煤油。发动这样的革命，必须是火种、煤油和干柴三者的结合。

　　对于辛亥革命而言，孙中山的革命党，作为火种，已经发动了多次的革命，他们甚至有意识地利用流氓无产者的会党，作为革命的动力。但是，如果没有1908年到1911年满人权贵的倒行逆施，使得已经获得权益的地方绅商感到了强烈的被剥夺感，而这些绅商，恰恰是清朝新政的获益者和支持者。没有他们的普遍倒戈（南方的绅商领袖，湖北的汤化龙、湖南的谭延闿、江苏的张謇、浙江的汤寿潜都倒向了革命），即使武昌新军起义闹成了，也会被扑灭，顶多是一场规模较大的兵变而已。

　　严格地说，辛亥革命的时候，并不存在民众活不下去的普遍革命形势。但社会精英却因为权益受损，被无视而陡然被剥夺感和委屈感暴增，在有人点火的时候，出来添油，导致了革命的成功，统治者被推翻。所以，跟红色革命相比，辛亥革命只是一场破坏不大的上层革命。

　　比较这两场革命，我们发现两场革命的共性，是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社会的精英阶层，都因为统治者的重大失策，而导致利益严重受损。红色革命是因为中产阶层遭遇劫收、经济崩溃、恶性通货膨胀，金圆券改革等一系列的剥夺。而辛亥革命，则是权贵回收权力，掠夺资源，导致已经成气候的地方自治，受到严重威胁。虽然说，两场革命中的中产阶层，都没有到活不下去的地步，但他们的被剥夺感和委屈感，都是最强烈。在两场革命中，民众都是跟着走，即使贫困到了极点，如果没有人可跟，他们顶多外出逃荒，山上当土匪。

　　有心造反的火种，几乎在任何时代不缺乏，但火能不能烧起来，还要有干柴和煤油。即使三者皆备，还要看社会精英的态度，如果精英都无心力撑，甚至要倒戈了，那么统治者也就到寿了。在所有的革命机制里，只有革命跟进性的民众，其实并不是决定性因素。

　　（编辑：陈家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