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网最近登载几篇有关《旧制度与大革命》研究文章。如周舵：再读《旧制度与大革命》；闵良臣：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三题等文。虽没有全看，但感觉改革需要共识、智慧和妥协。个人有些看法，请大家多多指教。
有感二：中国改革路在何方？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表达这样信息，一个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家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和艰巨性。不改革则积重难返，凶多吉少，最终革命难免；如果改革呢？法国大革命前，法国政府和国王路易十六并不比今天中国政府做的差，路易十六最终蒙难于革命的断头台。继处死路易十六之后，断头台的工作越来越繁忙，到罗伯斯庇尔被处死的时候，著名的刽子手夏尔桑松已经砍掉了2700个脑袋。断头台也逐渐从高层走向平民，被砍头的农民和工人就有近万人。断头台的效率惊人，31名税务官用了35分钟，54名红衫党用了28分钟。因此，有人把托克维尔那句被一些人称作“定律”的话：“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就不改革了，是有偏颇的。因为改革，至少还有希望；不改革，才是死路一条。能不能在不改革等死与改革找死中寻找到出路呢？
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风险很大，但不改革风险更大。停滞、不改革，贫富差距势必加大，社会不公更严重，最终导致社会陷入动荡的危险境地。我以为，改革出路关键要有共识、智慧和妥协，才能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改革才能有效。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规律不以人的意志转移和改变。民主宪政是东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的共同经验，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其潮流任何人都无法阻挡。
社会进化原因很多，相争能进化；相让也能进化；不争不让，反而致力于内部也能进化；或具备其它条件成熟，也未尝不能进化。历史经验表明，人类的进步大多是在和平中的改革（改良）中取得的，付出的社会成本最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今天，社会转型更应该渐进地平稳转型。从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到印度的甘地非暴力运动，从南非的曼德拉到韩国的金大中，没有煽动仇恨和采取暴力激烈手段，同样取得了成功。前苏联、东欧和最近的缅甸军政权，都以非暴力的形式加入了世界民主大潮，平稳地度过社会转型期，至少会降低社会成本代价，才是最好途径。我们要避免暴力革命如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还有新近的利比亚、叙利亚革命暴力转型，付出相当高社会成本。台湾的社会转型就是很好的典范，结束了中华民族长期以来，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革命”、“暴力”方式进行社会转型和政权移交所造成的社会动荡、人民再次陷入苦难之中。重复撕裂中华民族“社会周期率”出现，付出的社会转型成本最低。
今天中国改革和社会转型想付出的代价希望最低。本人认为，中国改革之路应是“构建和谐社会”。因为，无论从那个系统看，与人和谐，与社会和谐，与自然和谐，总是没错的，系统“和谐”才能产生1+1＞2（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不“和谐”产生1+1＜2（整体小于部分之和），这即是系统论的核心思想，“和谐”最具有普世价值。
和谐社会是民主宪政、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现代社会，只有民主宪政才有可能构建“和谐社会”。改革就是革除与社会、自然环境不和谐的现象，革除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不公正、不公平的社会制度、组织形式或社会结构。改革是革除社会弊病，推动社会进步，让社会变得更加和谐。
所谓构建和谐社会，是指通过法律的途径，通过制度的调整，通过协调和妥协，使利益各方的矛盾得到妥善解决，而不致引发剧烈冲突。尤其是引发暴力革命，任何社会和组织都要为之努力，社会只能在和谐中前进。和谐社会是改革主旋律，也是改革目的。不和谐的改革绝对不是有效的改革。
中国是“和谐”哲理的发源地，和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从上古时期的伏羲演创的《易经》就蕴含着“天人合一”、“和谐共处”、“对立统一”等具有很高价值的哲学思想。孔子在2000多年前也提出“和谐”理念。《中庸》第一章：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即和谐是适中，不走极端，才能达道，符合事物规律。其内涵价值远远高出“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民主”观。最具有普世价值，是天下普遍适用的道理。
民主，自由，人权、公平是人类所要求的，所祈盼的。但人类也不要忘记凌驾于这些之上的宇宙规律，不以职位高低，权威大小、财富多少、生产力水平高低、人多人少和人类意志来改变。关键是符合事物和谐发展规律。
民主宪政、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民主也没错，因为它是构成“和谐”文明现代社会要素，是为“和谐”服务，也要靠“和谐”这个标尺来判定。是否激进，适当、适宜。如在非发达国家，缺乏民主理念，强行输入，强制实行的“民主”制度不一定带来和谐，甚至导致了动荡、暴力冲突和甚至国家分裂。就像在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叙利亚那样，付出的社会转型成本代价很高。抛开“和谐”来谈“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博爱”，不仅是空洞而缺乏现实意义的，不利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和谐”才是真正的判断标准，最具有的普世价值。
因为，事物没有完美，事物都有“好和坏”两面，事物发展过程利弊共生，全盘否定或肯定都是不科学。盲目追求民主，自由，人权、公平就可能造成国穷民富；公平和正义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制度，对公平和正义的理解就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历史上著名的十字军东征为了实现上帝的意愿，杀死异教徒时毫无愧疚之心，反而认为是在维护人类的正义；希特勒也认为自己是正义；即使是民主、法制、人权、公平，因时因地也有差别的；高福利可能造成国民超前消费、长期养尊处优，缺乏勤劳精神等，容易造成像希腊和欧债危机的经济低增长；自由市场经济可能造成贫富加剧而激化社会矛盾等等；由于权力是选民给的，为讨好满足选民需要和解决内部矛盾，容易造成民主是对内的文明，对外不文明，强权霸权对外扩张，影响世界的稳定。种下战争、民族分裂、战乱冲突、金融核恐的祸根。
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相似。物质财富的增加，却出现利益分化严重，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利益固化、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等现象。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对特权、腐败、不平等、公正的容忍度越来越低。而这个时候，还出现了有些“贵族反动”和“领主反动”，要开历史的倒车，更是玩火自焚了，酝酿革命的土壤。中世纪末期以来，王权扩张，逐步以从上到下的中央集权和官僚体制，剥夺了国民的政治自由，建立专制。结果到18世纪，中央集权已经成功地渗透到法国社会的角角落落，成为国民的行政“监护人”，法国大革命不是一天突然发生的，而是长期积聚的不公平所导致。虽然，后来法国政府和国王路易十六不断努力改善来满足期望大众满足，并不比今天中国政府做的差，然而，缺乏智慧与审慎，也是大革命爆发很重要原因之一。
对专制政权进行改革需要很高的政治智慧与审慎。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而这恰恰是缺乏政治智慧的表现。一百五十多年都没有开过的三级会议，现在突然要开会，国王、贵族、利益集团准备好了吗？有限的让步和允诺，还能喂饱那个羽翼丰满的利益集团的胃口吗？所以，一开会就出现了政治失控。特别在大革命时期的法国，阶级矛盾尖锐，在面对理想秩序与现实秩序的落差时，已普遍产生了彻底纠正不平等状态的强烈渴望，人们逐渐失去理性和忍性，误入冒险激进的歧途。正如托克维尔描述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环境中焦虑兴奋，努力改变处境：追求更好的东西是普遍现象；但这是一种令人焦虑忧伤的追求，引人去诅咒过去，梦想一种与眼前现实完全相反的情况”，最终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
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政治改革不能一蹴而就，政治改革需要智慧而审慎。改革虽与“革命”赛跑，但一味追求激进的改革，就会滑向革命，走向动荡混乱的危险，误入冒险激进的歧途。事实上，中国建国以来留下的问题，远比路易十四专制遗留下来问题严重得多，随着改革的深入，各种遗留下来的问题不断浮现或矛盾激化，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利益固化比当年的法国大革命更为严重。
特别是长期的唯物斗争哲学的思想教育，缺乏民主法制、宽容妥协、人权、契约精神等公民素质和公民教育，严重缺乏民主政治改革所具备的条件、公民素质和环境，更易产生激进和暴力革命。去年，发生在中山市鸡毛蒜皮的小事件，演变成了大规模的官民冲突。足以看到社会内部潜藏的各种矛盾和冲突的程度和强度，潜藏的那种盲目的、疯狂的、暴力、混乱、无理性的发泄、动荡渴求，令人堪忧！它有别于根植于成熟的公民意识的〝公民社会〞，用公共精神、基本的公民伦理来考量和维护公共秩序、公共利益。如果进行激进的社会转型必将付出很高的社会成本代价。
因为，民主宪政高度依赖诸如契约精神、妥协、宽容、尊重、协商智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文化，才不会因理念或政见不同分裂社会，导致混乱。没有现代政治妥协、宽容、尊重、协商智慧如何有民主宪政，社会如何和谐？无论多么完善、优秀的制度，如果让一群不讲法制，迷信阶级斗争、“弱肉强食，胜者王败者寇”的唯物斗争哲学的人去实行，不仅妨碍社会的整合和凝聚能力，往往会出现运动治国，最终出现类似法国大革命，改革找死的现象。因为，你采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革命”、“暴力”的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别人为什么不能用同样的办法？暴力革命产生的政府往往又产生新的暴力极权政府。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暴力相争，以暴易暴，以暴制暴，造成了大量的社会悲剧，社会动荡，循环往复，无穷无尽，无休无止。我想，这可能世界上大多数人抛弃马刺列唯物斗争哲学的主要原因之一。
阻碍当今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最大因素是公民素质和公民文化环境，而不是制度结构等硬件部分。因为政府、法律体系、社会制度和结构都可以在短时间改变的。公民文化和公民素质不可能短时间建立和提高。制度结构易建，民主精神、公民素质、公民文化难成。公民文化和公民素质是民主法治社会的基石。
如民主政治与其说制度，倒不如说精神情感的介入。若不改变“管理只是政府官员的事，民众只管执行，祈盼伟人强人或包青天、草民心态、主奴意识、清官情结、人治思想”的传统观念，那么，再好的民主制度也会产生变形的。没有公民文化和公民素质相适应，也会变得不伦不类。民主的核心不仅是选票，更重要是整个社会的民主理念和公民素质。“乌坎民主困局”及其当下农村基层的民主选举可说明这点。同时，说明民主化的系统性、复杂性和时间性。
但是，民主政治制度是提升现代公民文化和公民素质要素，而良好的公民文化和公民素质又是良好制度的要素。民主与公民教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从某个角度说，民主本身也是公民教育，也是最好的公民教育机制。通过实行民主，促进公民教育，社会才能走向螺旋上升或波浪前进的开端。如果以“国情”，强人、特权集团的意志，制定＊**主义的法律，追求以“＊**主义”为目标，N个代表、N个原则、N不搞等等为由，或要什么万事齐备，然后实行民主，那只能成为拒绝民主的托词。只有“以坚持改革求稳定，则稳定存；以停滞倒退求稳定，则稳定亡”。
一般来讲，实行民主管理的时间愈久，优点愈多，缺点愈少。因为，民主是一种不断学习、不断完善、渐进的实践过程。台湾民主政治从开始时的走路工，贿选，奥步，立法院打架，3.19事件等问题，到前年大选好像没发现大问题。说明民主化应是渐进的，公民素质在实践中不断提高的。没有一步到位的民主，也没有不付出学费而仅空想就有的民主。
今天的中国，公民意识急需引起重视。应从过去思想政治教育转化为公民教育，让民众知道公民权力、责任和义务。让公民具有社会良知和责任，才能更平稳地度过社会转型期。没有公民教育，就没有公德的觉醒，公共意识、公共责任、公共道德久而久之自然淡薄。人们就会在罪恶中保持沉默，自扫门前雪，并不以破坏公共利益和公共环境为耻。缺乏社会良知，承担公共责任和义务，使整个社会逐步陷入道德滑坡危机之中，不仅缺乏社会变革的正能量，也会出现捷克首位民选总统哈维尔曾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极权机器的共同建造者。
我们应将政治思想教育转为公民教育，特别应在大中小学中，注重公民教育，提高公民意识，公民责任和义务，提高公民文化，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由觉醒的国民、成熟的公民意识的〝公民社会〞来推动改革，社会更能平稳转型，付出的社会成本最低。同时，才能防止出现“红太阳、大救星”的野心家所利用，当炮灰和工具，逐渐用民主宪政取代强权政治。
在法国大革命中，来自社会底层民众经不起革命领袖们竞相攀比的政治鼓动，其热情和梦幻似乎比制造这个乌托邦的革命领袖们更疯狂，更激进，更彻底。革命领袖为了自己权益和政治统治，往往打着诸如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是打着“人民意志”的旗号出现的，采取的手段，不亚于任何一个心狠手辣的专制者或独裁者，更加肆无忌惮，更加随心所欲，无法无天。因为君主和王室有可能顾及到作为皇朝的安宁和延续、民族精神、民族心理信息传承的最权威的象征时，大体上能在和平、契约、妥协、让步中向民选权力机构让度自已的权力，从而在基本不流血的状态中完成宪政民主进程。英国、日本、挪威、西班牙等国，皇帝或国王犹在，是君主制国家，但议会与王权可以共生，一样可以成为的民主宪政国家。缺乏公民素质和公民文化环境，是无法建立健康稳定的民主宪政政体的。即使建立起来，也不会长久，什么意想之外的事都可能发生。法国大革命中陷入“面包越贵，革命越激进，革命越激进，面包越贵”的恶性循环的怪圈。大革命后法国迁延一百余年的社会政治持续动荡，直到1958年的戴高乐“第五共和”才算是大体稳定下来，法国人民为此吃尽了苦头。革命后所谓的新社会，大都是乌托邦的梦想。
由此可见，我们要根据国情，渐进地求得新机制在旧机体内的自然生长，循序渐进，中国才有实现和谐的希望。反对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乌托邦”式社会美景的狂热追求，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革命”、“暴力”给人类社会造成灾难性的哲学思想。“极左”还是“极右”将付出极高的社会成本代价。我们需要改革的智慧，激进和滞后改革，都有可能造成“革命”、“暴力”方式进行社会转型，出现了社会动荡、秩序失控的局面，到时候吃亏的还是普通人民，甚至导致国家动乱和分裂。
只要有一点民主法治的希望，都要通过民主法治来解决。社会只能在和谐中前进，和谐社会是改革主旋律，也是改革目的。不和谐的改革绝对不是有效的改革。不可搞“唱红打黑”等民粹主义，更不可搞“文革式”的暴民政治。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在民主和法治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之前，都要警惕破坏民主和法制的极端做法。激进和暴力革命往往是走回头，以暴制暴，以暴易暴，重建专制独裁政权。法国大革命没有带来自由，反而是更加中央集权的政治，原因在于“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
目前，我们国家内忧外患，无论无何都需要共产党，促其实行民主宪政，稳步改革，反对暴力夺取政权的言行。逐步加强民众对官员任免与升迁的影响力，逐步增加民主选举程序，避免仍然“选”轻“拔”重流于形式……。根据国情积极稳妥进行，尽量避免只讲立场，不讲是非，能够在理性基础上互相妥协。没有妥协就没有民主。尤其社会的强者更要妥协，才是解决矛盾的最佳途径，实现双赢，平稳地度过社会转型期，至少会降低社会成本代价。任何组织和个人应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致力于民主宪政有序的平稳转型。一个有责任感的政治家，更应该致力于执政党的民主转型和国家的现代化民主转型，不仅是对执政者的执政水平与政治智慧的重大考验，也是检验执政者公心(为民)与私心(为己)孰轻孰重的问题。
本人始终认为，解决当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关键是如何面对处于社会变革时期，又面对全球化进程中，如何根据国情，以开放的国际视野借鉴国外成熟的公民教育和民主宪政经验与成果，摸索出一条符合国情的公民教育之路。建立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和大国国情的“民主宪政体制”，社会才能持续稳定发展。这一宏大时代课题绝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公民教育观和民主宪政理论问题，也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改革必不可少的课题。公民教育与民主宪政决定改革的成败，关系到中国的未来。
（编辑：陈家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