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叫周舵的，看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后，写文章说道：“深感作者的许多深刻见解，对于我们从小被马克思主义传统教育所灌输的定见，简直就是彻底颠覆性的。例如‘民主与自由是矛盾的，不可兼有’；贵族对于自由做出了决定性贡献；英国、法国、德国三国贵族制度的差异，是大革命唯独在法国发生的原因；坏制度最危险的时候，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法国大革命是在繁荣时期爆发的，不是因为民不聊生才革命；文人（文学家）们既不懂政治，又不切实际，却恰恰是他们煽起并主导了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根本没有必要—它既不是必然要发生的，也没有导致什么‘彻底改变’，等等。”
看了这些话，真令我十分惊讶！托克维尔真是这么说的吗？这逼得我再次重读这著作，在我看来，上述周舵所说，有的是信口开河，有的是断章取义，有的简直是胡说八道，下文将用托克维尔在这部著作中的文字来说明之。
首先，来看看托克维尔对于法国大革命的评价：
他说：“从来没有比它更伟大、更源远流长、更酝酿成熟但更无法预料的历史事件了。”
在谈到18世纪哲学与大革命的关系时，他写道：“人类生来平等，因此应废除种姓、阶级、职业的一切特权，人民享有主权，社会权力至高无上，统一规章制度……所有这些信条不仅是法国革命的原因，而且简直可以说就是大革命的内容；它们是大革命最基本的业绩，论时间，则是大革命最经久最实在的功绩。”
他又写道：“法国革命在社会与政府问题上始终追溯到更具普遍性的，也可以说更自然的东西，正因如此，法国革命既能为一切人所理解，又能到处为人仿效。”
托克维尔肯定大革命的业绩：“的确，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仅仅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同样也会坍塌，这里早些，那里晚些；只是它将一块一块地塌落，不会在一瞬间崩溃。大革命通过一番痉挛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当、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地突然间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点一滴地、长时间才能成就的事业。这就是大革命的业绩。”
托克维尔谈到法国大革命对欧洲的巨大影响：“这场革命的效果就是摧毁若干世纪以来绝对统治欧洲大部分人民的、通常被称为封建制的那些政治制度，代之以更一致、更简单、以人人地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秩序。”
托克维尔赞美大革命的时代：“这就是1789年，无疑它是个无经验的时代，但它却襟怀开阔，热情洋溢，充满雄劲和宏伟：一个永世难忘的时代，当目睹这个时代的那些人和我们自己消失以后，人类一定会长久地以赞美崇敬的目光仰望这个时代。”
朋友，当重温这些话语之时，你还会相信托克维尔说过“法国大革命根本没有必要”吗？这种说法岂不是胡说八道！
当然，托克维尔也看到了、并指出了大革命中暴露出来的种种缺陷，如血腥的暴力，错误思潮，有害倾向，等等。他曾用“最不人道的”、“独特的残忍”、“最可怕的混乱”、“危险的”、“奇怪而可怕的”等词语，来描述大革命中出现的混乱和血腥暴力，但这并不妨碍他赞颂大革命，他之所以要指出这些缺陷，是因为他希望人们在实现革命目标的过程中，采用人道的、和平的方式，选择他认为正确的思想、理论。
其次，来看看托克维尔如何看待革命：尽管托克维尔的思想感情受到“贵族本能”的局限，但理性及科学态度使他能够以一种高瞻远瞩的姿态来看待革命，能够用一种高远而宽广的眼界去观察革命。他不是孤立地、抽象地、就事论事地观察某一短期的革命事件，他把革命放在历史长河中去观察，放在社会现实诸多方面的变化之中去观察，正因为如此，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早就说出这样的话：“一场伟大的民主革命正在我们中间进行。”他看到这场革命早就开始，并延续至今（即他出版这部著作的1856年）已有好多年代，如他所说这是“一件长期工作”，“是十代人劳作”，还会更长。他甚至告诉人们，在法国大革命前，法国就已经有过“革命”了。
他写道：“在法国还发生了另一场涉及人民社会地位的革命：农民不仅仅不再是农奴，而且已成为土地所有者。”接着写道：“这些农民，与欧洲其他地方不同，已经摆脱了领主的管辖；这是另一场革命，它与使农民变为土地所有者的那场革命一样伟大。”
不仅如此，他还写到：“法国革命爆发之际，这第一场革命已全部完成。”他说的“第一场革命”指的就是“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制和巴黎的至高无上权力”，他写道：“旧君主制突然之间猛烈毁灭，很大一部分原因即在于此”，他同时指出：这也是“40年来在我们眼前不断更迭的所有政府垮台的重要原因”。
在谈到1787年由国王发起的行政革命时，托克维尔写道：“这场在法国先于政治革命而进行的对一切行政规则和一切行政习惯的突然的大规模革新，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历史上亘古未有的最大的动荡之一。这第一次革命对第二次革命起着异常巨大的影响，使得第二次革命不同于到那时为止世界上发生的所有同类事件，或从那时以来发生的同类事件。”他把“革命”看作为“事件”，又把“事件”称之为“革命”。
在托克维尔看来，革命就是指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事件，如果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道德等等领域的重大变革，那是一场深刻、伟大而长期的革命，就如托克维尔说的“伟大的民主革命”，即“摧毁若干世纪以来绝对统治欧洲大部分人民的、通常被称为封建制的那些政治制度，代之以更一致、更简单、以人人地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秩序”。这是“一件长期工作”，需要“十代人劳作”，其中会走弯路、会遇到挫折，甚至走回头路，革命的最终成果是由一次次涉及不同范围的革命相继促成的结果，而1789年爆发的革命，则给予旧制度“突然和猛烈”的一击。
只有那些目光短浅而狭窄的人，才会割裂历史进程，把革命仅仅看作为短时间内骤然发生的、孤立的事件，甚至用“繁荣时期”、“不是民不聊生”、“改革导致革命”等等不伦不类的说法去解释革命。
托克维尔所说的“一场伟大的民主革命”，在中国早在一百年前就开始了，其间在中国的大地上发生过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改革开放”也未尝不是一次革命，如今要推动的“政治改革”又何尝不是一次革命，它正是“改革开放”那次革命的继续。这曾经的一次次革命，会产生正面或负面的结果，会提供经验或教训，会让中国人民逐渐成熟起来，最终达成“伟大的民主革命”的目的，实现如托克维尔所说的“在自由中平等地生活”的理想。
的确，革命，会产生正面或负面的结果，会提供经验或教训，这是很自然的。既然是社会的重大变革，当然会有各种势力、各种思潮参与其中，而且都想按自己的意志掌控变革的方向。正因为如此，托克维尔一方面认定“伟大的民主革命”是“天意使然”，一方面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指出大革命的缺陷及其产生缺陷的原因，为革命的最终成果早日实现做出他的努力。这就是托克维尔对待革命的态度，可是有些人却要借托克维尔之口，扬言远离革命，抛弃革命，甚至把革命“妖魔化”，这是一种不老实的做派。
第三，托克维尔如何评析导致大革命之缺陷的原因
这里不谈论大革命的原因，而是谈论“导致大革命之缺陷”的原因。托克维尔指出法国大革命的缺陷之一，就是极大的混乱和过度的暴力，他甚至用“最不人道的”、“独特的残忍”、“最可怕的混乱”、“危险的”、“奇怪而可怕的”等词语来加以描述。那么，这是怎么造成的？原因很多，但托克维尔谈得最多的是关于“政治自由”。
托克维尔在书中花费了大量笔墨来论证大革命以前就存在“中央集权制”，并一再强调这“对于法国革命及其后果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而中央集权制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毁灭政治自由，它剥夺各阶层民众的政治自由，它摧毁“三级会议”的政治自由，它削除地方自治的政治自由。
托克维尔为《第二编第十章》所设的标题是“政治自由的毁灭与各阶级的分离如何导致了几乎所有使旧制度灭亡的弊病”，一开头即写道：“我刚描述了在所有侵蚀旧制度机体、迫使旧制度灭亡的弊病中最致命的弊病。现在我要再探讨一下如此危险、如此奇怪的疾病的根源”，这“所有弊病”的根源是什么？托克维尔接着指出，那就是：“完全丧失了政治自由和由此派生而出的地方独立”。
[NextPage]托克维尔所说的政治自由，指的就是人民的言论、办报、结社、组织政党等权利，议会的政治权利，地方自治的权利等等。对此，他有大量的描述，下面仅摘录其中一部分：“既无政治议会，又无报纸，大臣及其官署的任意胡为、专横跋扈和变化无常均不受限制”，“想不靠政府帮助便自行成立的最小的独立团体也使它（政府）畏惧；最小的自由结社，不论目标如何，均使政府不快；它只让那些由它一手组成并由它主持的社团存在”，“（政府）不愿让公民以任何方式干预对他们自身事务的考察；它宁愿贫乏，也不要竞争。”，“ 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 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三级会议越来越少召开甚或停止，普遍自由权利最后死亡，地方自由随之毁灭”。
那么，国王与政府为什么要毁灭政治自由？托克维尔说：“这是独夫政体的必然后果”。他写道：“国王便可以不经国民合作便确定普遍税则，而贵族只要自己享有免税权，就卑鄙地听凭国王向第三等级征税；从那一天起便种下了几乎全部弊病与祸害的根苗，它们折磨旧制度后期的生命并使它骤然死亡”，“正是这种阻止国民索还自由、只向国民索钱的愿望不断地促使各阶级彼此分离，使它们在共同的反抗中最终既不能彼此接近，也不能取得一致，以至政府在每个时期要对付的只不过是单枪匹马的寥寥数人”，“几乎一切罪恶，几乎一切错误，几乎一切致命的偏见，其产生、持续、发展，实际上均当归咎于我们大多数国王一贯采取的分而治之的手法”，“阶级分裂是旧王国的罪恶，并且后来成了它的托辞……必须有一位主宰介入。”托克维尔的论述一针见血，毁灭政治自由，割断各阶级相互联系的通道，根除民间形成政治力量的可能性，分而治之，主宰一切，这就是专制统治者的一贯手法。
政治自由被毁灭，既是“所有弊病”的根源，也是大革命中产生“可怕的混乱”的主要原因。托克维尔写道：“法国是很久很久以来政治生活完全消失的欧洲国家之一，在法国，个人完全丧失了处理事务的能力、审时度势的习惯和人民运动的经验，而且几乎丧失了人民这一概念，因此，很容易想象全体法国人怎么会一下子就落入一场他们根本看不见的可怕的革命”。是啊，政治自由的毁灭使得法国人“几乎丧失了人民这一概念”，托克维尔此话说得多么深刻！人民已经没有权利，人民已经没有声音，人民已经没有力量，人民已经无人关心，没有政治家去发动人民，没有政党去组织人民，没有舆论阵地去引导人民，没有政治活动让人民去实践，但是一旦人民的不满积聚成为无法抑制的愤怒，一经点燃就骤然爆发，必然引来普遍的混乱。
托克维尔继续写道：“由于不再存在自由制度，因而不再存在政治阶级，不再存在活跃的政治团体，不再存在有组织、有领导的政党，由于没有所有这些正规的力量，当公众舆论复活时，它的领导便单独落在哲学家手中”，“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作家控制了舆论的领导，一时间占据了在自由国家里通常由政党领袖占有的位置”，而这些作家“他们的生活远远脱离实际，没有任何经历使他们天性中的热忱有所节制；没有任何事物预先警告他们，现存事实会给哪怕最急需的改革带来何种障碍；对于必然伴随着最必要的革命而来的那些危险，他们连想都没想过。他们对此毫无预感；由于根本没有政治自由，他们不仅对政界知之甚少，而且视而不见”，“作家们不仅向进行这场革命的人民提供了思想，还把自己的情绪气质赋予人民”，“以至当国民终于行动起来时，全部文学习惯都被搬到政治中去”，“这是何等骇人的景象！因为在作家身上引为美德的东西，在政治家身上有时却是罪恶”。
革命是指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事件，社会的变革是无可避免的，历史充满着一次又一次的变革，但是，近代世界各国社会变革的历史也告诉人们，革命无可避免，极度的混乱和暴力却是可以避免的，至少是在程度上可以减轻。托克维尔的这部著作，十分醒目地告诫人们，避免混乱和暴力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实现政治自由，就是让人民拥有言论、出版、结社、选举投票等自由权利，让人民自由地参与公共生活和政治活动，让人民学习有关政治活动的知识，让人民懂得、理解政治活动的规则；这个“人民”包括各阶层的人群，包括精英、中层及低层的人群，包括赞成各种思想和理论的人群，让所有的人群都树立起“人民的概念”，让所有的人群都懂得如何组织起来，懂得如何才能共处一体；实际上，这就是民主化的进程，只有民主化才能有效地避免混乱和暴力。有人说“一搞民主就会乱”，这说明他根本不懂什么是民主，或者他根本就仇视民主。有人在“精英”与“大众”之间划出一条界线（即所谓“精英民主”和“大众民主”），或者在“党内”与“人民”之间划出界线（即所谓“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这些想法和做法都只能割裂人群，把政治自由限制在少部分人的范围，使政治自由成为少部分人的特权，剥夺其它人群的政治自由，终将种下混乱和暴力的种子！
第四，托克维尔评论大革命中的“破坏性理论”
托克维尔认为，大革命时代活跃在法国的一些有害思想和理论，也是导致大革命之缺陷的重要原因，其后果，还一直延伸到60年后。
托克维尔评论的主要是经济学派：“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自由，他们却丝毫未加考虑，甚至当政治自由在他们的想象中偶而出现时，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予以排斥。大多数人一开始就极力反对设立起议会，反对地方附属政权，总之，反对不同时期在所有自由民族中建立的旨在维持中央权力平衡的平衡力量。”
他写道：“按照经济学派的观点，国家不仅要号令国民，而且要以某种方式培育国民：国家应依照某种预先树立的楷模来培养公民精神；国家的义务是用某些它认为必要的思想充实公民的头脑，向公民心中灌输某些它认为必需的情感。实际上，对它的权利没有限制，对它的所作所为也没有界限；它不仅使人们改邪归正，而且使他们彻底转变；也许只有国家才能将人培养成另一种人！‘国家随心所欲造就人们’，博多说道。这话概括了他们的全部理论。”
托克维尔把这种理论要创设的制度，称之为一种“名为民主专制制度的特殊专制形式”，其主要的特征如下：“人民由彼此几乎相同、完全平等的个人组成；这个混杂的群体被公认为唯一合法主宰（即卢梭所谓“人民是主权者” ——笔者），但却被完全剥夺了亲自领导甚至监督其政府的一切权力。在它头上有个独一无二的代理人”，“必须使每个人的权利服从于全体意志”（即卢梭所谓“公意”——笔者），“财产公有制、劳动权利、绝对平等、一切事物的划一、一切个人活动的刻板安排、一切由上级规定的专制制度和公民个性完全并入社会整体”（这不正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提出的论点和创设的政治体制吗！——笔者）。托克维尔不无幽默地说道：“他们在四周找不到任何与这种理想相符的东西，便到亚洲的深处去寻找，……对中国倍加赞扬。”
托克维尔指出，经济学派“竭力主张通过绝对无限的国家权力来改革，把这种思想灌输给民众”，他们“将政治自由引入与之格格不入或截然对立的制度和思想（人们对这些制度和思想已经习惯或早已培养爱好），这个意图60年来产生了多少次自由政府的徒然尝试，随后导致了危害极大的革命。”经济学派要做的事，就是把政治自由禁锢在“名为民主专制制度的特殊专制形式”之下，这跟专制君主的做法如出一辙，导致什么结果？多次尝试，除了混乱和暴力，还是“徒然”。而经济学派的思潮一直延伸到60年后，托克维尔写道：“我们今天称之为社会主义的那些破坏性理论与最早期的经济学派属同一时代。中央集权制与社会主义的确是同一土壤的产物；他们二者之间的相对关系是栽培的果实与野生幼树的关系。”
托克维尔早就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法国大革命中存在着两种完全相反的趋向：“民主的自由”和“民主的暴政”，正是像经济学派这类思潮，把革命引向暴政，60年来在法国一直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而在美国考察以后，托克维尔肯定地说：“美国的民主”成功地克服了“民主的暴政”，实现了“民主的自由”。
不过，或许是托克维尔自身“贵族本能”的局限因而论述得不够清楚（他自己说倾向民主但不热爱民主），或许是后人的误解，以致“民主的暴政”这一提法，被很多学者说成另一种说法：“民主导致专制”，“民主导致暴政”，“这是民主的固有缺陷”等等。这是不应有的误解，生活在21世纪、经理过二十世纪的现代学者，应该懂得，托克维尔说的“民主的自由”指的是真实的民主；他说的“民主的暴政”指的是“名为民主专制制度的特殊专制形式”，请注意，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专制，是一种“伪民主真专制”；二者是完全相反的政治理论、完全相反的政治体制，根本不可混为一谈；导致专制和暴政的不是民主而是伪民主真专制，把二者混淆起来，不分青红皂白、笼而统之地说“民主导致专制”，将给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带来混乱。
第五，托克维尔如何谈论自由与平等
关于“自由与平等的关系”或“自由与民主的关系”，这是一个重大课题，要专门写文章加以论述，这里不过是要澄清一个问题。很多学者及很多文章都强调托克维尔持有这样的观点：“自由与平等是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或者如周舵所写：“民主与自由是矛盾的，不可兼有”，真是这样吗？这问题需要澄清。
如上所说，托克维尔曾经肯定：“美国的民主”成功地克服了“民主的暴政”，实现了“民主的自由”，这就是肯定了民主与自由是不相矛盾的，是可以兼有的。当然，托克维指的是像美国实现的“民主”，而不是“名为民主专制制度的特殊专制形式”。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最后一章，托克维尔写下了如下文字：“当目睹这个时代的那些人和我们自己消失以后，人类一定会长久地以赞美崇敬的目光仰望这个时代。那时，法国人对他们的事业和他们自身感到自豪，相信他们能在自由中平等地生活。在民主制度中，他们便处处设立了自由制度。他们不仅粉碎了将人们分割为种姓、行会、阶级、使他们的权利比他们的地位更加不平等的那种陈腐立法，而且一举打碎了那些由王权制定的其他较新的法律，因为它们剥夺了民族自身享受的自由，并在每个法国人身旁设立政府，充当他们的导师、监护人，必要时还充当压迫者。中央集权制和专制政府一起垮台了。”
这番话，道出了托克维尔心中的政治理想，勾画出托克维尔设想的“伟大的民主革命”要建立的社会图景，其中有两句话必须强调：一句是：“在自由中平等地生活”，这表明，在托克维尔的内心深处，认为自由与平等是可以一致的，是应该一致的，是必须一致的。另一句是“在民主制度中，他们便处处设立了自由制度”，在这里，托克维尔非常明确地指出：“民主制度中”可以存在“自由制度”，民主与自由可以并存，怎么有人偏偏要说成是“不可兼有”呢？
关于什么是平等，什么是自由，自由与平等是什么关系，民主政体与平等自由的关系，等等这类问题，容后再议。
最后，还得提一提托克维尔在《回忆录》中那段表白：“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由此看出他内心的矛盾，也从中看到了他的一个不小的弱点，即“蔑视和惧怕群众”。正像他自己所说，这是出于“贵族的本能”，拿现代的术语来说，即“精英的本能”。如今中国的精英中，有很多人显示出这一严重的弱点，即“蔑视和惧怕群众”。可是应该对这些人提醒的是，精英如果不努力争取大众的支持，那么在政治斗争中，最后将无立足之地。一切社会性的竞争，特别是政治竞争，归根到底是“争取人的支持”的竞争。人，一群人，人民，就是力量的源泉。你想参与竞争吗？你想在竞争中取胜吗？你就得努力争取尽量多的民众的支持！你可以宣称“不要相信群众”，或者竭力反对“发动群众”，但必定有人千方百计地去争取并得到更多民众的支持，到那时，你后悔就来不及了！你只能退出竞争，只能退出历史舞台。
托克维尔尽管在感情上蔑视和惧怕群众，但在理性上却看到了群众的作用，他这样写道：“不能认为法国革命所采取的手段是史无前例的，它所宣传的一切思想都是完全新颖的。在各个世纪，甚至在中世纪兴盛时期，都有这样的鼓动宣传者，他们为了改变具体的习俗而援用人类社会的普遍法则，并以人类的天赋权利反对本国的政体。但是，所有这些尝试都失败了，18世纪燎原于欧洲的这同一火炬，在15世纪就轻易地被扑灭了。要想使这种学说产生革命，人们的地位、习俗、风尚必须已经发生某些变化，为学说的深入人心作好精神准备。在某些时代，人和人之间如此迥异，以至普遍适用的法则对于他们竟成了无法理解的思想。在另一些时代里，只要将某一法则的朦胧轮廓远远地向人们展示，他们便能立即辩认并趋之若鹜。”这番话说得多精采！如今这个时代，社会的发展已经为“人类社会普遍法则”的“深入人心做好精神准备”，只要将其“朦胧轮廓远远地向人们展示，他们便能立即辩认并趋之若鹜”，希望中国有良知的精英们，努力争取更多民众的支持，跟他们一起奋斗，让平等自由的理想早日实现，让“在自由中平等地生活”的图景早日成为现实。
（陈家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