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们从一本书的成功中不仅能够获得对该书的了解，而且也能了解当今的时代。《国家衰落之谜》(Why Nations Fail)这本书可能就是如此。这本书去年刚出版就赢得了评论家和各评奖委员会的强烈好评，其所受赞誉甚至直追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

　　当然，这本出自达伦·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鲁宾逊(James Robinson)两位教授之手的著作既博大精深又趣味盎然。不过该书之所以受到如此热烈的追捧，部分原因也在于它传递的信息让许多西方人吃了定心丸。我在上周末看完了这本书，当时各大报纸都在预言美国将于本周大幅削减预算——这将令上百万个工作岗位面临裁撤的风险。与此同时，意大利大选也可能重新引发欧元区危机。

　　不过不要绝望。把这些报纸扔到一边，将眼光放长远一点。该书作者在搜罗了数百年的历史资料后认为，尽管西方式民主遭遇了诸多困难，但它仍是西方长期繁荣的关键。两位教授声称，“英美等国之所以变得富有，是因为它们的公民推翻了掌权的精英，创建了一个政治权利得到广泛分配的社会”。该书的一位评论者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对此总结道，他们其实就是在说：“自由让世界变得富有”。

　　报纸与该书的观点之所以有所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只不过是时间范围的问题。该书主要讲的是数百年的社会演化问题。相比之下，本周的意大利大选和美国强制减支问题就像是历史长河里的几滴小水珠。

　　不过，这还不足以让人感到安心。意大利和美国的政治形势具有类似的、令人不安的长期影响。它们表明，在现代民主制度下，由于政客们往往倾向于向选民许下无法承担的支出承诺，从而导致债务不断攀升，这时他们却无法调整回原来的状态。

　　在马里奥·蒙蒂(Mario Monti)领导的政府的管理下，意大利投资者的信心在过去一年有所恢复，但蒙蒂本人却是一个未经选举产生的技术官僚。在此次大选中，蒙蒂很可能以毫不起眼的第四名垫底。他的改革赢得了市场的认可，却未能获得选民的认可。美国的情况也与此类似，比起一刀切的强制减支方案，辛普森-鲍尔斯两党委员会提出的控制政府开支的方案更为合理。然而，这个同样由技术官僚提出的解决方案在华盛顿却未能经受住政治上的考验。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树立了一个反例，强化了那种认为西方式民主并不是很有效的担忧。冷战后形成的一个传统政治常识是，自由经济体制具有优越性，然而中国的成功却对这种认识带来了挑战。另外，中国的崛起还对阿西莫格鲁和鲁滨逊所坚持的观点形成了挑战——后者认为只要拥有源于政治多元化的“包容性”经济机制，就可以确保经济繁荣。

　　在《国家衰落之谜》一书中，两位教授花了不少篇幅探讨中国的成功问题，并得出结论称：“中国的增长……只不过是另一种压榨性政治机制下的增长，它不太可能转化成经济的持续发展”。

　　上述言论似乎完全无视如下事实：即中国在近两代人的时间里保持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速，让数亿人摆脱贫穷，并且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过，它反映出美国学术界的一个明显倾向，即他们往往喜欢贬低中国的增长，强调美国体制的长期优势。

　　如果仅在学术会议上说说这些话，那可能没多大关系。但实际上，各种版本的此类言论主导着西方的政治辩论。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如果候选人没有大肆赞扬那种“自由”不但具有道德优势，而且还让美国强盛起来的观点，那么这次选举将是不完整的。

　　这种不假思索地认为美国体制具有优越性的观点，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美国的问题。我认为，虽然《国家衰落之谜》有力地证明了，长远来看，政治自由与经济成功具有明显的相关性。但是在美国，凡事都扯上自由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种对宪法的绝对崇拜，这差不多已经变成一种准宗教情结了。

　　结果，美国人无法真正解决他们的政治体制运转失灵的问题。另外，欧洲也遇到了类似问题，许多政客过于重视欧洲一体化的理想，从而无法对欧洲大陆的单一货币——欧元——发起强硬而必要的质疑。

　　中国体制当然也有自身的严重缺陷，这其中包括高压统治以及具有腐蚀性的腐败问题。但是中国体制也有优点，那就是彻底的实用主义，这种思想在邓小平的格言中体现无余：“无论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相比之下，美国政治辩论往往过于执着于程序和原则，从而阻碍了实用主义解决方案的达成——无论是在“携带武器的权力”方面，还是在坚持国会有权否决提高债务上限的问题上都是如此。

　　国家衰落的原因有很多，但自鸣得意地盲目崇拜功能失调的政治体制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译者/何黎

　　（陈家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