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0年中到1951年中这一年左右时间，在梁漱溟的思考史上是一个相当特殊的阶段。
梁漱溟一直认为他关心的问题只有两个，一个是人生问题，一个是中国问题。我们想到梁漱溟和中国问题的关系，首先会想到他是乡村建设理论家、实践家。不过，和大多数现代中国乡村问题的思考者、实践者一个重大的差别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考核心关切的不是局部乡村、乡村某些问题的改善，而是中国如何才能成功建国的问题。[1]就是，梁漱溟所以选择乡村建设之路，是因为认为欧洲民主宪政的建国道路和苏俄阶级斗争、党治的建国道路在中国都走不通，而只有走他所理解的乡村建设道路才可能成功建国。[2]而也正因为他对自己这套认真思考的自信，他当年虽然一直不乏对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精神的赞佩、人格的尊重等等，但直到1950年中，他却一直坚定地认为中国共产党走阶级斗争的建国道路是一定走不通的，是一定要失败的。
正是以这些思考为背景，他对1949年10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反应很淡，以为这建国只是一时的，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和平统一可就此达成。但接下来1950年4月至9月梁漱溟到山东省、平原省（后撤销）、河南省以及东北一些地方的参观考察[3]，让其发现，他对这次建国的判断有误。用梁自己的话说，就是：“这大半年来，我从各种见闻中，体认出全国统一、国权树立是已开了端的”[4]，而且不仅全国统一、国权树立开端，让梁又惊讶又兴奋的大端还有他所一直核心焦虑的——中国人缺乏团体生活和中国现代人心麻木陷溺的情况，也都大有改观。所有这一切梁亲眼看见的许多新气象，使他不能不由衷点头承认：“这确是一新中国的开始！”也使他不能不由衷感叹：“我体认到中国民族一新生命确在开始了。”[5]
在现实的诸种冲击面前，梁漱溟开始认真思考他此前完全没有想到的这一切到底该怎么理解。这几个月考察带给他的强烈经验感受，和他对这些经验感受带给他的思想挑战的紧张思考，集中表现于《中国建国之路（论中国共产党并检讨我自己）》这部未完成的书稿。[6]
这部稿子没有完成，梁漱溟便于1951年5月到8月去川东参加土地改革；土改的经验和1951年7月中国共产党建党30周年时彭真等对中国共产革命的解释，对梁产生了新的冲击：
第一是梁认识到中共的这次建国已经不是全国统一、国权树立开端的问题，而是他一直梦寐以求的目标——统一、稳定、有能力的国家确定会被建立起来的问题；而且不是一般统一稳定局面的实现，而是此次立国其基础扎根意想不到之深之牢固的问题。
第二是梁漱溟开始用阶级斗争解释中国共产革命的成功，开始强调以阶级眼光观察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解决中国问题，对中国共产革命所以做到成功建国所具有的根本性意义。以这次他对他的土改经验理解和他对中国共产党建党30周年时几篇文章关于中国共产革命的某些解释的接受为直接契机，他在回北京后很快动手写了对他此后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有关中国共产革命理解具有标杆性意义的文章《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7]，然后又于1952年上半年写成在有关中国共产革命成功的理解上续有发展、在自我批评上加详的长文《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8]
通过以上最简括的叙述、整理，我们已可大致明了1950年中至1951年中梁漱溟有关中国问题思考的特别性。就是从20年代后期到1950年中，梁漱溟认为中国走党治建国、阶级斗争建国的道路不可能走通；1951年下半年后，直至“文革”结束的70年代后期，梁漱溟则未能摆脱用阶级斗争建国论（具体意涵详见下文）解释中国共产革命成功建国的历史：即不是把当时中国共产革命中的阶级理解、阶级斗争实践，植回它们所在的中国共产革命的丰富历史，通过追考它们实际上所处身的意识—实践—历史—社会结构，来对中国共产革命中的阶级意识、阶级话语、阶级斗争的实践等所实际具有的历史—社会—观念—政治意涵加以准确理解；而是把未经过以上艰苦认知努力程序的、他自己的一些理解，和当时一些有关叙说，直接认定为对中国共产革命成功历史的合历史的历史解释了。
直到“文革”后的1981年，梁漱溟写《试说明毛泽东晚年许多过错的根源》[9]一文时，在他的思考中才真正出现摆脱用阶级斗争建国论解释中国共产革命历史的契机。在这篇很短但很重要的文章中，梁说毛泽东晚年许多错误的总根源是在“思想言论上过分强调阶级斗争，更且以其不可抗的权威励行之”。“例如他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如此等等。试问：此地果真有阶级对峙，自然就有阶级斗争，避免不得，何须叫喊千万不要忘记呢？这显然在加工制造阶级斗争，逞其主观谬想，荒唐错乱，可笑亦复可哀！”又说，“我又检看旧日笔记，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对美国朋友斯诺谈话，曾说到中国是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产业工人为数不多，而且亦很年轻云云。这些正是难得吐露的真情实话。既然中国社会是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了，缺乏敌对的两大阶级了，却为何强要无风起浪，制造阶级斗争？什么‘破四旧’；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是胡闹！从1966年动乱遍及全国各地约达十年，言之痛心！思之可叹！”
这确是一个绝好的契机，一个梁漱溟既认真对待阶级斗争在中国共产革命历史中的关键地位，又摆脱用阶级斗争建国论框架解释中国共产革命历史的限制的绝好契机。这么说是因为，这篇短文否认的是毛泽东晚年的阶级斗争运用，而仍承认建党、建国中毛泽东的伟大。而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共产革命建国所以有当年梁漱溟所见的为之赞叹不已的成就，中间很明确贯穿着阶级斗争理解、阶级斗争实践，而且当时的中国社会也像梁指出的那样，并不自然存在两大阶级对立冲突之局，相当程度上也是“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产业工人为数不多”，为什么这时的阶级斗争实践却产生了梁漱溟所称赞的建国成功，社会精神振奋，人的主体饱满、发舒这些令人感奋的结果呢？当年梁漱溟自己不也一直指出，中国共产党最令他赞佩的创造性，就是用阶级眼光去处理一个本无两大对立阶级现成存在的社会吗？像梁在《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中便说：“中国共产党今天所以成功，恰在前面说过我所一直不同意于他的那一点：以阶级眼光观察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解决中国问题。我现在觉悟到尽管中国社会有其缺乏阶级的事实，仍然要本着阶级观点来把握它，才有办法。”[10]他并接着在《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中针对“有些读者看了不解，以为‘既然缺乏阶级了，如何还能以阶级观点把握它’”，特别解释说：“其实正该如此。阶级立场和阶级观点是一个革命者应当始终不放弃的。却遇到缺乏阶级的社会，依然可以承认其事实；仅承认其有所缺乏，并不曾轻忽其阶级本质。要必在不否认其缺乏阶级之中而把握其多少有阶级一面，然后才有办法能解决社会问题。”“中国共产党或许于中国缺乏阶级那一面有些认识不足；然而不要紧，他却正好把握了其有阶级一面。”[11]这些当年所在多是的表达，充分传达着当年梁漱溟认为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高明，正在于用阶级斗争观点把握中国这个缺乏现成两大对立阶级的社会，并用阶级斗争观点来构造组织阶级斗争冲突不足的自己的中国社会政治实践。[12]
1981年梁漱溟认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在“中国社会是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缺乏敌对的两大阶级”，而“强要无风起浪，制造阶级斗争”；却未深究，中国现代史在梁漱溟把握也是“中间大两头小”[13]的社会，也即是“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缺乏敌对的两大阶级”。为什么毛泽东和中共那时“强要无风起浪，制造阶级斗争”，梁却对毛和中共的做法一唱三叹呢？仅仅是通常所讲的，现代中国压迫、剥削问题没有解决，阶级斗争存在，因此应该运用阶级斗争，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剥削、压迫所依赖的所有制问题已经解决，因此还用阶级斗争来思考荒唐？还是现代革命时期的阶级意识、阶级斗争实际处身的意识—实践—历史—社会结构，赋予着这时的阶级意识、阶级斗争实践更多建设性的历史—社会—观念—政治意涵呢？也就是，1981年后的梁漱溟如果同时正视毛泽东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这些经验对其认知构成的挑战，他接下来应该会触及如下重要的中国现当代史理解问题，就是：不是直接的阶级意识、阶级斗争的强调或否定，而更是包括它所置身的整个意识—实践—历史—社会结构赋予阶级意识、阶级斗争的实际具体历史—社会—观念—政治意涵与效能，才是决定阶级意识、阶级斗争在历史—现实中是发挥建设性作用还是破坏性作用的真正原因。
而这样一种——在所置身的意识—实践—历史—社会结构中掌握一时期阶级意识、阶级斗争的实际历史—社会—观念—政治意涵与效能的——认知方式，本来也有助于梁漱溟对毛泽东晚年的思与行认识、批评得更加深刻。就是，阶级意识、阶级斗争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社会—观念—政治意涵与效能，总是要在其所处身的意识—实践—历史—社会结构中才能加以准确理解，因此把阶级意识、阶级斗争实践运用结果的好坏，过快从这样一种历史理解结构中剥离出来单独审判，当然是不能对这阶级意识、阶级斗争观念运用结果问题，作出真正深刻、有力的分析与批评的。
从这样一种认知—理解意识来审视，梁漱溟反感毛泽东晚年强调阶级意识、阶级斗争产生的实际结果，却把其错误所在的根源直接解释为这时的阶级意识、阶级斗争是人为的，当然就缺少思想和历史的深度。因为，一方面是上面所讲的，在当年梁漱溟看来现代中国革命中的阶级意识、阶级斗争实践也带有相当的人为性，其结果却被梁所称赞不已，而这等于挑战了梁1981年关于毛泽东晚期的批评、理解逻辑，说明梁的前后历史解释逻辑中存在着自相矛盾；另一方面，1981年梁的这一简化解释妨碍他通向更能带出认知贡献的解释努力，就是他本应该更深入地分析：毛晚年的阶级斗争设计所以产生梁所反感的结果，比毛是在人为制造阶级斗争更有力的批评，应该是讨论毛在晚年强调阶级意识、阶级斗争的同时，并没有像他当年那样，使其与之所置身的意识—实践—历史—社会结构更富灵感地配搭，从而更具建设效能，同时使其历史—社会—观念—政治破坏性减至最低。
更何况1981年梁漱溟的这种以人为制造阶级斗争批评晚年毛泽东的方式，也接不上毛的问题。就是毛晚年人为制造阶级斗争，在思想上并非没有逻辑，是低级的“逞其主观谬想，荒唐错乱，可笑亦复可哀！”恰恰相反，毛晚年强调阶级斗争，并非他不知道其人为性，而是他知道其人为性却有意为之。对于毛，正是因为他了解“中国是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产业工人为数不多”，而这一在他看来关乎中国社会主义方向保证的社会构成性条件却不理想的现实，让他更忧虑中国未来的政治方向和社会经济方向，因此决心以有意识的设计与努力来弥补这种他认为的社会构成性条件不足的缺陷。也就是，他这时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在他自己恰恰是一种有逻辑的匠心独运。对毛这一思考和政治设计当然可以严厉批评，但若没有任何中间分析环节，直接便定性为“逞其主观谬想，荒唐错乱”，“可笑亦复可哀”，问题就不只是毛当年思考的不足了，还包括这种非思想性的、也和毛的问题接不上的批评本身了。
可惜在1981年抵达这一思考跃升契机门槛后梁漱溟再无下文，如此，当然也就谈不上把对晚年毛的批评、分析推进到更有思想、历史深度的层次，更谈不上对现代中国革命重新把握理解了。
那么，如果我们有意接续梁漱溟来做这个他1981年后未做的工作，把对中国共产革命和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有关经验的理解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对此，我的看法当然是，首先必须把不同时期、不同空间的阶级意识、阶级斗争实践回置它所实际处身的意识—实践—历史—社会结构中去，以准确理解、把握不同时空中阶级意识、阶级斗争实践的历史—社会—观念—政治的意涵与效能，从而对它们在不同时空下的历史位置、历史意涵、历史后果作出真正合历史的把握。
但如此讲带来的问题是，那什么又是中国共产革命的阶级意识、阶级斗争实践实际所处身的意识—实践—历史—社会结构呢？
而也只有从这一角度，我们才容易讲清1950年中到1951年中这段梁漱溟思考史上相当特殊阶段的特别认知价值，就是这一阶段虽短，却是他郑重、开放、诚挚对待中共的成就，而又未把中共的成就回收到阶级斗争建国论的时期。同时，他这个时期虽短，且他展开整理自己有关观察、思考的《中国建国之路》文本未完成，但由于这部书的已完成部分所把捉、探问的问题，都是在中国共产革命中具结构性位置，却不能被阶级斗争理解直接回收的问题，因此这部未完成著作仍特别蕴含了虽有待自觉、完善，但却极富启发性的关于中国共产革命的理解、把握视野。如果我们以《中国建国之路》中蕴含的这些理解、把握视野为基点，把梁此前、此后的很多有关敏识、睿见特别充实、组织进他这一理解、把握视野，然后以他这一被重组、被重新定位的视野、敏识为向导，努力深进中国革命，那么，一方面沿着这些线索更有助于我们探查、追索、感觉、掌握中国共产革命的实际意识—实践—历史—社会结构，另一方面也只有在对中国共产革命的意识—实践—历史—社会结构的这些追索进展中，我们才更能理解、掌握此中的阶级意识、阶级斗争的历史—社会—观念—政治意涵，更准确理解、确定它们的历史—结构位置和历史功能。
当然，也只有如此，我们才是在更有力、深入面对阶级意识、阶级斗争在中国革命中实际历史功能的情况下，超越1951年中以后梁所建立的过重阶级意识、武装斗争对革命的意义和规定性的理解，真正建立起更富历史解释力，更能释放革命历史中蕴含的实践启发性和思想启发性的中国革命新理解框架；也只有以这些工作所提供的历史理解和思想把握为参照，我们才能更用贴近而非拉开的历史内部视点来把握、分析毛泽东晚年阶级意识、阶级斗争运用，所以会如此偏离其目的设想的历史—结构原因和思想原因。而也只有如此，我们才是在更深入历史的情况下，超越与纾解——梁漱溟1951年中之后对中国革命中阶级斗争的理解，和他1981年对毛泽东晚年推动的阶级斗争的理解——两者间所蕴含的理解逻辑上的冲突；才会在更深入历史的前提下，连贯解释阶级意识、阶级斗争在中国共产革命和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实践中所引发的诸历史、社会、政治、心理现象与诸历史、社会、政治、心理后果；也才更能把这些经验发展为它本该成为的——我们知识、思想、实践可以不断回到其中去漂洗、辩证、打磨、淬炼的——经验和思想的资源田野。
当然细致厘清1950年、1951年这两年前后梁漱溟思考中的种种曲折，细致开掘厘清《中国建国之路》潜含的思想认知能量，意义不止上述。就我的理解而言，这一工作对关心传统把握、中国传统—中国现代关系的朋友来说，也都有着它的特别意义位置。
如此说，首先是因为梁漱溟认为，要成功地“建设新中国”，必须以“认识老中国”为基础。在中国现代，梁漱溟无疑是对关于“何谓中国人”、“何谓中国社会”、“何谓中国文化”等“认识老中国”问题作出极杰出贡献的人。他在1950年中之前，也正是以这些重要认识为前提，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国之路绝不可能成功，是共产党成功的事实让梁不得不承认自己错了。而梁漱溟的这一经历等于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就是中国共产革命的成功是否说明梁此前有关“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等“认识老中国”的工作有所不足呢？在实际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革命当年是把他们非常突出阶级问题、阶级斗争的理解推向对整个中国史的叙述和解释的，而梁在50年代至70年代接受阶级意识、阶级斗争对中国共产革命的核心意义这一解释时，却并没有接受中国共产革命所发展出的这一中国史解释。这样，在50年代至70年代处理自己当年的中国共产革命判断为什么失误时，梁漱溟一方面必须面对他认为对革命成功最为关键的阶级斗争问题，另一方面又基本保留了他自己对老中国的解释。相对于中国共产党通贯古代、现代的连贯解释，梁漱溟这时在古代解释和现代解释之间存在着如何连接的问题。对此，梁当年主要是通过把中国共产革命中阶级斗争的实现尽力解释为一个现代史事件，来对他的中国古代解释和他不得不面对的他认为的革命首要现实——阶级斗争两者间存在的紧张加以逗合、调解。[14]
当然，我们在认真面对中国共产革命胜利的历史现实时，不需要连带接受这一革命关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特别解释。有意思的是，“文革”结束后的这几十年，是突出阶级问题、阶级斗争的中国史解释不断被淡化直至被放弃，而梁漱溟对中国传统、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解释越来越有影响的几十年。但问题是，中国共产革命作为中国史上一个巨大事件，其何以能如此发生，必须被解释。梁50年代过于把这一革命的发生解释为一个现代史事件，而少从它和传统中国的关联去理解这一革命。[15]此种解释倾向，若不能有力面对革命的历史，不能有力面对革命所处身的中国社会的真实情状（有关这些方面的进一步分析详见下文），那么梁当年关于传统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人的解释及近几十年中国传统的认识理解潮流，仍然存在怎么把自己的中国传统认识理解和中国共产革命胜利这一巨大历史事实逗合的问题。换一种说法，就是中国共产革命的历史经验是不是真的没有特别挑战到梁和近几十年中国传统的认识理解潮流关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人的关键理解？这仍然是一个待决的问题。所以，要不就从梁关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理解对中国共产革命的经验作出更有说服力的解释，要不就涉及梁的中国传统解释的修正或深化问题。而如果是后者，便涉及“何谓中国人”、“何谓中国社会”、“何谓中国文化”——这些在中国认识、中国思考上具有基点性问题的再把握、再理解。
其次，相比多数其他关切现代中国命运的思考者和实践者，梁漱溟的突出特点可以说是在强调“认识老中国”对“建设新中国”的意义，并由此出发在“认识老中国”方面的殚精竭虑与突出贡献，和他由对老中国的认识所发展出的对现代中国问题的独到分析，以及由之产生的独特的对该如何建设新中国的思考。梁漱溟关于建设新中国必须以老中国遗留下来的历史—现实为条件这样一种思考方向所达致的成就和力度，我们可以通过如下例子看出：梁在1926年底至1927年初国民党“气势极盛之际”，便根据由南方回北平的朋友报告的印象和感想，准确预见了国民党在现代中国政治史上的限度，就是断定改组后国民党的“这条路子还是走不通”，其建国目标“还是非失败不可”。[16]故才会在国民党的势力如日中天的1927年5月，当面针对李济深的看法“最要紧是统一，建立得一有力政府”，兜头断言：“国家是不能统一的；党（国民党——笔者注）是没有前途的；凡你的希望都是做不到的！”[17]而梁漱溟对国民党在现代中国政治史上成就限度的准确预见，也让他更增加了对自己关于中国不可能走通俄国共产党建国道路这一判定的自信。
但问题是，准确判断了国民党政治命运的梁漱溟在判断共产党的政治命运上却错了。综合50年代梁漱溟的有关论说，我们知道梁是用国民党不能扎根一个明确的阶级立场等来解释国民党的涣散，而用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坚持阶级斗争、武装斗争，解释共产党如何把自己成功锻造成了一个国民党羡慕而不得的纪律严明，有高度行动力、组织力的政党的。[18]不能否认，梁漱溟所注意到的阶级立场、阶级斗争问题，是国共两党非常重要的不同，其引发的后果也是多方面的。但如此并不能解消：两者既然是在同一个中国社会追求和中国传统相悖的组织纪律严明的革命政党目标，两党当然都基于相近的条件，碰到相近的问题，而这些条件限制、问题挑战都不是直接的阶级意识强调、阶级斗争运用就可自然消化的（详见下文）。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成功一定涉及根植、强化某些中国资源，消化困扰国民党党治成功的那些直接承自中国人、中国传统的一些行为习惯、方式的问题。[19]国共两党基于同样的中国社会条件，追求同样的组织纪律严明的现代革命政党目标，其结果却如此不同，其中实涉及两者关联传统与现代方式的不同。而如此，意味着国共两党的建党经验，给我们更切实思考传统与现代关系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且难得的历史经验场。
同样深富传统—现代认识意涵的，还有中国共产革命所带动出的、给当年梁漱溟印象深刻的、50年代革命中国广泛出现的人心感奋状况。面对这一令他惊喜的人心、精神局面，他有时直接归于当时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所拥有的近于宗教的理想主义精神、苦干精神所引发；有时归于共产党的善于领导，善于调动人们身上那种和人的占有欲冲动对极的创造冲动。梁的所有这些讨论当然都把握住了这一当时令他惊喜的现象中的一些关键，但不能否认，这些说法也都是没有细致研究这一令人感奋局面出现的历史—社会—意识过程便急着给出的把握。[20]因为这一如此广泛的让人感奋的社会、民族状态，不可能是没有相当历史、文化、社会基础的。不论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主义精神，还是它的善于领导、善于调动人们身上的非占有欲冲动，都必然是有着中国历史—文化—社会内涵的。如果我们从如何成功转变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这一角度审视革命中国带给（既深入传统又深入现代中国的）梁的叹服和惊喜[21]，我们就该明白，梁的叹服和惊喜背后多数都有着有待切实讨论、把握的重要历史经验。由于梁漱溟对老中国的深刻把握和洞见，由于他对中国现代史进入甚深、思考甚深，因此梁漱溟的叹服和惊喜无疑有着特别的指示作用，从他的叹服和惊喜入手，我们无疑更容易一开始就有效聚焦到那些最能帮助我们思考传统—现代关系的历史经验点和这些点背后的历史经验脉络上去。
而从这样一种视野，审看对老中国有着极多深刻洞识、睿见的梁漱溟，和有着极富实践创造性的中国共产革命推动出的具体社会生活经验的第一接触——相当程度上是他用他先前的中国认识照看让他惊讶的革命所推动出的活泼泼状态——所产生出的《中国建国之路》，其中的感受起伏、思绪流转，都该联系到他瞥观时背后的结构，才能充分体味其感受、思绪的历史分量、思想分量。那特殊境况中的点点滴滴，都可能指示着一个重要的历史、思想切入点，从而要求我们在它面前，不得散神、轻心。
不管怎样，但愿以上我关于20世纪50年代初梁漱溟重要的叙说已经打动了你，使你有愿心跟着我去一一探寻他那时留下的历史褶皱，擦拭他那时留下的思想光源。
请！
二
有了上面初步的叙说、整理，我们就方便讲述1950年、1951年这两年梁漱溟种种异于他人的行为、言论，分析这两年前后梁漱溟思想上的种种曲折了。
正因为有1950年中之前梁漱溟的中国问题思考为背景，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当时便在很多人心中引发强烈反应、事后更被证明具重大历史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在卷入中国现代史甚深的梁漱溟心中没有翻起太大波澜。就在这个10月，梁漱溟为他该年完成的，他用力甚深、甚久的《中国文化要义》写了序言。在序言的结尾处，他写道：“‘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这是我的两句口号。继这本书而后，我将写《现代中国政治问题研究》一书。盖近几十年来政治上之纷纭扰攘，总不上轨道，实为中国问题苦闷之焦点。新中国之建设，必自其政治上有办法始。此无可疑也。然一旦于老中国有认识后，则于近几十年中国所以纷扰不休者，将必恍然有悟，灼然有见；而其今后政治上如何是路，如何不是路，亦遂有可得而言者。吾是以将继此而请教于读者。”[22]
显然，这时的梁漱溟并不认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中国已突破了清末以来中国人渴望建成稳定有能力的现代国家而不得的难局。并且梁所以对此不乐观，非因他对现代中国的隔膜，而恰恰源自他对现代中国进入甚深、思考甚深。
是的，辛亥革命顺利倾覆清朝，何尝不让很多人高燃热望——以为中国从此一举步入稳定有能力的现代国家，将迅速铺开现代化建设，从而迅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呢；同样，国民革命北伐的节节胜利何尝不让很多人再燃热望——以为中国就要建成稳定有能力的现代国家，整个国家将迅速转入全方位现代化建设局面呢；而对日抗战开始时焕发出的强烈民族热情，“抗战建国”口号的广泛高喊，更让太多人相信——抗战的开展、胜利，和稳定有能力现代国家的建成，一定是一体的两面。但结果总是，希望越深，失望越深。
因为确实，军事的突破，并不意味着政治上的突破，军事上的一时威强并不意味着政治上已有出路。1913年袁世凯迅速挫败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彼时袁氏威势谁敢撄其锋。而1946年的蒋介石，外有世界五大反法西斯领袖之誉，和雅尔塔会议等一系列有利于其中国统治地位稳固的大国协议作背景；内有抗战胜利、解除近代以来列强加给中国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光环，更有不论在数量上还是武器装备的质量上都远远压倒中共等竞争者的军力，可曾几何时，无论是袁还是蒋之无上威势却都在短时期内土崩瓦解。
经历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这些起伏，且对这些起伏有很深观察和思考的梁漱溟，在面对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事件时，生出如下疑问毋宁说是相当自然的。如果导致辛亥革命建国和国民革命建国失败的中国历史状况、现实条件仍在，那么，中国共产革命凭什么能逃脱使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失败的历史命运？毛又凭什么在这一挑战面前不成为一个新的袁和蒋呢？
1949年底梁漱溟虽应邀从重庆北上北京，但对中共能否真的开创出一历史新局未存奢望。当1950年3月10日毛泽东从苏联回来，3月12日便约梁见面，邀请他加入政府时，梁拒绝。而梁所以拒绝，按梁的原话便是：“我尚信不及中国能以就此统一稳定下来，以为我如其参加政府，就落在共产党一方面，莫若中立不倚，保持我对各方面说话历来的立场资格。”梁接着又讲他所以如此想与决定，与现代史经验和他对这些经验整理间的关系：“中国自推翻帝制多少年来，纷争扰攘，外无以应付国际环境，内无以进行一切建设，天天在走下坡路，苦莫苦于此。我一向切盼大局统一稳定，而眼见一时的统一不难，就难在统一而且能长期稳定下来。”[23]也就是说，梁当时不愿参加政府，是因为梁不仅不认为斯时中共突破了中国现代史太多政治力量都曾致力追求而不得的建成稳定有能力现代国家的困局，就是对退一步的，中共这次建国是否真的实现了国家的统一稳定也没有信心。而没有对此前乱局的根本性突破，1949年10月1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不过就像以前出现过的各种旋起旋落的事件一样，今天凯歌高张，明天黯然谢幕。若一切不过如此，梁当然觉得自己留在这一政府外，保持独立身份，更有利于他对历史尽责、为中国尽力了。
不过，梁漱溟有关中国共产革命难免如其他政治、军事力量覆辙的疑虑并没能保持太久。1950年4月初到9月中，通过到山东、平原、河南、东北许多地方走、看、听，梁发现，中国共产党实不能用此前其他政治、武装力量比类。几个月的走、看、听，让梁清楚地看到，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尚不满一年，但他一直梦寐以求的——把中国建成稳定有能力的现代国家——目标却已大见眉目。梁对此又惊讶又兴奋的心情，反映在我前引的他的由衷感叹：“这大半年来，我从各种见闻中，体认出全国统一、国权树立是已开了端的”；“亲眼看见许多新气象，使我不由暗自点头承认：这确是一新中国的开始”；“我体认到中国民族一新生命确在开始了”。
在被现实强烈震动后，梁漱溟即于当年10月开始动笔撰写《中国建国之路（论中国共产党并检讨我自己）》。该书原计划分上、中、下三篇，上篇讨论中共何以做到了其他政治、社会力量求而不得的三大成就——全国统一、国权树立，成功引进团体生活，成功引发出人们积极向上热情；中篇焦点在于比较自己建国思路和中共建国思路的异同，并通过对照中共的成功，反省自己先前极为自信的建国思路失误所在；下篇焦点则为，在中篇比较、自我批判的基础上，再定位自己一部分思考对中国要更周全、理想建国的价值。[24]可惜的是，该书至1951年5月写作中辍，只基本完成了上篇。[25]
1951年5月梁漱溟去西南参加土改工作。5月至8月在川东几个月的土改经验，给梁以新的震撼。因为梁此时的问题，已经远远不是国家统一、国权树立开端，而是此统一、此国权怎么会如此巩固、如此深入的问题。用梁自己的话就是：“此次到西南参加土地改革，在下面看了看，才知道高高在上的北京政府竟是在四远角落的农民身上牢牢建筑起来；每一个农民便是一块基石。”[26]可想这给先前呕心沥血于乡村建设，寻求中国建国出路却收效有限的梁以多强的冲击了。
而且冲击不止这点。土改中明确的阶级斗争运用，和这年7月梁读到的彭真（《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陈伯达（《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等为中国共产党建党30周年所写的文章，梁“结合事实而读文件，不觉豁然”[27]，而这豁然让梁漱溟对中国共产革命的认识相比写《中国建国之路》时有了很大不同。
在参加四川土改后回北京马上动手写的《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一文的开始，梁这样概述那段时间的自己：“三年来整个中国有了绝大转变，不但是面貌一新，气象不同，而且几乎每个角落的人，彼此互相影响着，从内心上亦都起了变化。就我个人来说，亦许旁人看着变化不大。其实在我自己正是‘打破纪录’了。因我平素比较肯用心，对于什么问题恒自有见解主张，而我的行动又必本于自己之所知所信，不苟同于人，既好几十年于此；说思想转变这句话，谈何容易？更简捷地来说，我过去虽对于共产党的朋友有好感，乃至在政治上行动有配合，但在思想见解上却一直有很大距离，就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我还是自信我的对。等待最近亲眼看到共产党在建国上种种成功，夙昔我的见解多已站不住，乃始生极大惭愧心，检讨自己错误所在，而后恍然于中共之所以对。现在那个距离确实大大缩短了，且尚在缩短中。”[28]接着他扼要解释：“我的思想转变起于1950年1月由川到京之后，为时还不够两年。其引发变化最有力的外缘约计有三：（一）去年4月到9月我在华东，华北[29]以及东北一些地方的参观考察；（二）今年5月到8月我在川东合川县云门乡的参加土地改革工作；（三）今年7月在云门土地改革中，正逢中共建党三十周年，读到几篇重要论文。”[30]
正是以梁所说的这第二次现实冲击，和中共建党30周年几篇文章的影响为直接契机，梁漱溟土改归来后没有再续写他因应这里所说的第一次冲击所写的《中国建国之路》，而是于1951年9月写了万字文章《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明确宣布自己思想上发生一极大转变，就是关于解决中国问题，此前围绕着“中国社会的阶级问题”一直和共产党所见不合，用梁自己的话就是：“我过去一直不同意他们以阶级眼光观察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解决中国问题，而现在所谓得到修改者亦即在此。”[31]1951年5月至8月现实和阅读这两方面的冲击让梁不得不相信，中共所以取得如此的成功，走的就是他此前认为绝无可能走通的阶级斗争道路，而这等于在事实上推翻了向来自信极深的他对现代中国社会与政治的基本理解与判定。[32]
以中共现实成就和梁这一思想转变为背景，梁紧接着于10月的中国人民政协一届全国委员会三次会议上明确发言表示：“……说到我自己。我过去对任何事情都喜欢有自己的意见，而且自信很强。但在事后证明，共产党的领导却是正确的；我的意见并没有对。两年来，无论对内对外，我们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都搞得很好，一天比一天好，特别是社会风气的变好，几乎多数人都表现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较比某些具体成绩更重要的。因为这证明路子对了。路子对了是产生那些具体成绩的根本。我到此时再不能不相信共产党。因此我现在要声明，今后在政治上我将信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两年来发觉自己在生活态度上在思想上很有毛病，很有缺点。今后亦要学习共产党的思想方法以改造我自己。”[33]而其于1952年上半年写成的超过4万字的长文《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其主旨也在表述他对共产党的赞佩和对共产党路子为什么正确的理解，并以之为标尺检讨自己乡村建设建国道路所以失败在思想和实践上的原因。显然，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上取得了种种成就，而且这些成就所取得的相当部分正是通过梁漱溟以前认为只有坏事的阶级斗争路子，使得这时的梁漱溟不再有写《中国建国之路》时想平心比较各自异同、平心比较各自优势的想法，而把注意力充分放到了理解共产党、检讨自己上。
三
确实，决定性地影响着梁漱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现实理解和行为选择的——“在现代中国为什么建立稳定有能力现代国家这么难”——这一梁所深切关注的问题，不仅是理解把握现代中国政治史必须面对的基点议题，也是把握理解整个现代中国不可或缺的关键议题。
沿着梁此一问题视角，我们才容易清晰意识到在现代中国政治史上具有核心地位的现代中国建国问题内涵的特别性。如果我们对现代中国建国问题作适当考察，我们会清楚地发现，中国现代建国的核心难点，不在社会认同分裂，不在国际强力干涉，也不在精英观念分歧。也就是，现代中国建国的核心困难，恰恰不在我们意识中通常会妨碍建国成功的几个方面问题。现代中国建国问题在认知上的挑战性，恰恰在于这一问题是在我们通常意识中影响建国的几个最常见不利条件不存在或不能影响大局的情况下发生的。
当然，中国当时不是不存在认同问题，但很清楚，现代史中妨碍中国建成稳定有能力现代国家的关键在内地中国，而内地中国基本不存在国家认同问题。这从中国即使在军阀各掌一方、政权分裂的时候，各种各样全国性的会议说开就能开起来可以清楚看出。即便政权是分裂的，人们的认同却没有相应分裂，因此，梁漱溟才会感慨系之地说：“若将政府除外，中国国家原来是统一的。”[34]
而在国际承认方面，大家知道，北洋政府后来政令常常是出不了北京的，但国际列强仍特别承认它；国民党南京政府在1927年成立后，能有效治理的地方很有限，但国际列强也承认它。而且这些承认不只是口头上的，比如，他们会把他们所掌握的中国海关税收的相应份额交给他们承认的中国政府。而这一大笔钱，对当时任何一支政治力量都是非常重要的。可见，现代建国坎坷问题虽常有国际要素参与，但在日本大规模侵华之前，国际要素并不是那么决定性的。
至于观念方面，1900年八国联军联合干涉中国后，需要把中国建成稳定有能力的现代国家，从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便成了中国精英群越来越普遍的共识。正如许多人所观察到的，这甚至也是被作为现代中国建国首要障碍的很多军阀的看法。
而这就是现代中国建国的吊诡之处，明明通常被认为对成功建国最紧要的条件都在，为什么建成稳定有能力现代国家却这么难呢？这使得在相当意义上，中国现代政治史乃至中国现代史都可以被描述为一不断致力于建国又不断失败的历史。那么，该怎么来把握与检讨现代中国建国如此坎坷的问题呢？
对此，卷入现代中国建国问题极深、极久，为之呕心沥血的梁漱溟，为我们指引了考察、思考此令人困扰问题的聚焦要点。梁认为，此种状况所以形成，核心问题在于，此不乏认同的社会却不能形成一种核心势力，掌握武力，建立国权，本应作为工具的武力反而丧失其工具性，变成为存在而存在，为发展而发展，成为破坏统一、损害国权、戕害社会的去之不掉的毒瘤。这样，要成功建国的关键，则在成就出有责任感、有能力、能掌握武力作为政治的工具之中心势力，以此中心势力和其掌握的武力为枢轴，才能真的实现统一，才能真的树立起国权。[35]
核之中国现代政治史，梁漱溟之检讨要点可谓直探现代中国建国困境的核心。因为武力不受政治、秩序的约束，不成为秩序与政治的后盾，反成为破坏政治与秩序的罪魁，确是现代中国欲成功建国而不得的直接关要。此问题不解决，其他进一步问题当然谈不上。
问题要点既定，接下来当然便是如何深入认识此问题，如何克服此问题。有关这两方面，梁氏有众多著述，对之有相当繁复又极具启发性的思考和论述。
当然，梁漱溟在中国建国问题上思考的重要，不在他感受到“在现代中国为什么建立稳定有能力现代国家这么难”这一问题，这是他同时代很多人也感受到并深致感慨的，而在他对这一问题的独特而犀利的思考展开上。面对“在现代中国为什么建立稳定有能力现代国家这么难”这一大问题，梁的思考展开可基本叙述如下：先把问题转化为——为什么辛亥革命至20年代初在中国走民主宪政建国的道路不能走通？为什么1924年后国民党想走苏俄党治革命的建国道路仍然不能成功？——这两个切实具体的问题；而他思考这两个切实具体的问题，不是直接地就事论事，而是从比较的视野入手，先努力去看成功的欧洲宪政民主国家和苏俄所以成功背后所依凭的物质条件、社会—历史构成条件和文化精神心理条件，从而映照理解中国所以不成功的结构性不足所在。在发现彼此建国的结构性条件不同之后，梁又进一步去追索这些不同所以形成的深远历史—文化原因，以评估这些不同，哪些可以通过某种可做到的调整来改善，哪些因为扎根深远、因为根本结构性条件不同而不能改变。这就是他强调“建设新中国”必须“认识老中国”的原因。因为在梁看来，一负责任的政治思考、实践倡导，必须以其有实践的可能为前提，否则空羡欧洲、苏俄的建国成绩，盲目照搬其建国途路，在现实上却无实现可能，将更贻误国家。他的“认识老中国”和通常的学院学术一个很不同之处，就是他的“认识老中国”是以理解、改变现实为紧密依归的，因此也是当时最为急迫、最为关要的政治行为。[36]
正是这样一种关联追求，使梁呕心沥血给出的“老中国”把握，一开始便包含用历史—结构的眼光把握、分析、理解辛亥革命至20年代初中国民主宪政建国努力的失败，1924年后国民党走苏俄党治革命建国努力的失败等这些中国现代政治史上一等一的大问题。而这些理想较高的建国努力失败的背后，是现代中国政治史更让人伤痛的，就是：其时本来国内、国际现实都迫切要求中国迅速转成稳定有能力的现代国家，可实际上不光大家希冀的稳定有能力的现代国家没有出现，甚至能维持很低的统一要求、很低的现实秩序要求的国家都不可见，可见的只是长时间的军阀割据、武力自为。而在现代中国，没有统一，建设便抵不过破坏，民族便始终在走下坡路。故梁痛之又痛：“统一问题是中国民族的生死问题。统一才是生机。不统一便是死路。”[37]
这一更让人痛心的、极低限度的统一和秩序也不可得的现实之长期存在，在梁漱溟看来，就是因为现代中国缺少能掌握住武力的政治主体。而现代中国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在梁的理解中，“不论是隐是显，是直接是间接，在各式各样国家内，武力却总是以一个阶级为其主体，这是一定的。因为一切国家莫非阶级统治；而统治少不得武力；武力少不得主体；主体自然就是那个阶级。在这里原没有问题的”。[38]从这样的理解逻辑看中国，缺乏西方式阶级的中国当然容易在武力主体上存在问题。是以梁说：“问题乃独出在中国。过去的老中国，其武力主体便大有问题；而1911年后的中国，其武力主体更是寻不到着落。依我看来，近40年间中国所以总不得统一之故，就是武力缺乏主体一个问题而已。”[39]梁漱溟说老中国“武力主体便大有问题”，是指老中国“乃是融国家于社会，以天下而兼国家，不属于一般国家类型的。一般国家莫非阶级统治；此则缺乏阶级”，是通过皇权掌握武力，而皇权属于一家一姓，相比阶级作为主体太小，因此过去的创业皇帝，一旦取得天下，便“偃武修文”，就和这掌握武力的主体过小有关。而这也就决定了中国皇权的统治只能是一种“消极相安”的统治，而不能是一种积极有为的统治。[40]进入现代中国以后，则社会上既没有可以作为武力主体的现成阶级，皇权制度又崩溃不可复为，武力主体的问题遂成为阻碍现代中国统一建国的首要问题。
如此重视阶级，和梁漱溟在理解西方历史时非常受当时的共产主义思潮影响有关。梁漱溟在1934年讲自己建国思路形成过程时自承：“当我看出中国社会组织构造已属崩溃时，便在比较中西社会组织构造之不同中，一方面寻求西洋社会的组织构造，如何从历史之背景演变而来，我们何以不能成那样的社会。总之，过去是那样，现在当然另是一个样子，将来又是一个样子。于是我先前所用之心思，所有的思想，已随即落实而不是流入于空洞之处，我的主张便更坚决不疑。在这些地方，得益于马克思和共产党各方面之启发不少；我的主张虽不相同于马克思和共产党，正因为不相同而思想上获得许多帮助也。”[41]梁漱溟当年虽然和共产主义思潮分流，但却受到此思潮从阶级角度解释国家，从阶级斗争角度解释西方现代国家出现的决定性影响。阶级问题对梁漱溟思考的重要性，不仅在它适合作为武力的主体，在它对一个国家内部形成积极有为统治的重要，而且梁认为它对西方现代国家的顺利建立本身至为关键。梁漱溟认为，西方这些现代国家在其建立时，内部都有两大对立阶级，被压迫、被剥削者正是在这两大阶级对立中起而革命。而由于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明确存在，使得被剥削、被压迫者起而革命时自然有着明确、共同的敌人，也起码有相近的行动意识、行动意愿。这些国家的革命便是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反抗剥削、压迫阶级这两大集团间的斗争，而斗争中自然涌现属于这阶级的武力和政治领袖，这样革命胜利后就会出现统治的阶级基础、政治、武力三者间密不可分的三位一体状况，这样建立的国家当然容易稳定而有能力。相比之下，苏俄成功建国的内部阶级条件虽然不如西欧，但其阶级对立的情势已非中国可比，加上苏俄建国前成功组织成了组织严密、纪律严明、行动高度统一配合的布尔什维克政党，补益了其无产阶级发展相对不够的缺陷，故也实现了强有力的现代建国。
当然，梁漱溟和其时的共产主义思潮一样，希望阶级对立、阶级斗争带来的是历史的进步。用梁漱溟的话来说，就是希望起来反抗并取得胜利的阶级，是他所说的“恰当其时”的阶级。在梁漱溟看来，“一不合时宜的阶级，早在人类历史那一时间失其意义，早在人类全体那一空间无其功用。他本身的利益，对于大社会只见矛盾不相容，而不见其统一相合。”[42]这样的阶级若在斗争中占上风，梁漱溟称之为反动。具体到当时，梁漱溟便以封建阶级为不合时宜，而以在西欧国家当权的资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被树立的无产阶级为恰当历史其时。
不管是西欧的民主政治建国，还是苏俄革命的党治建国，在梁漱溟看来都是恰当历史其时的，都是现代成功建国的范例；只是这两条道路，不论是从现实的社会阶级条件，还是从长远形成的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心理、精神伦理习惯，都不适合中国而已。[43]正是从这样的一种历史—结构理解视野，梁漱溟细致分析了辛亥革命至20年代初中国民主宪政建国努力失败的必然性，1924年后国民党走苏俄党治革命建国努力失败的必然性，写了奠定他30年代、40年代对现代中国政治基本理解的系列重要文章《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我们政治上的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在《我们政治上的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这篇文章中，梁漱溟谈的虽只是想走俄国共产党以党建国道路的改组后的国民党，但从梁漱溟这篇发表于1931年的文章的最后判定：“今国民党虽失败，而梦想党治者犹大有人在；虽大有人在，而吾知其无能为。诚以其想凭藉的客观形势，在此社会中固无有，而事实所有者乃处处与其预期需要的形势相反”[44]，和后来其对中国共产党或隐或显的回应中，我们可知，虽然梁对共产党整个的奋斗精神、对他所接触的一些共产党人的品格能力相当钦敬，但整体上梁漱溟不认为共产党能越出使20年代国民党失败的那些结构性限制。在梁眼里，中国人想建成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不仅社会阶级条件不足，而且中国人，特别是在现代中国政治中发挥核心作用的传统士大夫阶层所转化成的知识分子，其文化、心理、行为、价值习惯都和这种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要求相悖。
在梁漱溟的分析理解中，中国现代建国的困境，不仅在于阶级条件不具备与西欧、苏俄建国时相近的条件，而且在于其时最具责任感的精英们的深层精神心理、行为习惯、价值所安，与布尔什维克式政党的要求相悖，与民主政治所要求的精神心理、行为习惯、价值所安相悖。而中国人深层精神心理、行为习惯、价值所安与西欧民主政治建国、苏俄党治建国要求的相悖，所以对现代中国建国追求努力的落空至为关键，在梁看来，则不仅因为中国人的很多精神心理、行为习惯、价值所安有其长久历史、文化、社会依据、来源，而且中间所蕴含的人生理想、精神境界、价值韵味，多有远高于革命政党、民主政治要顺利施行所要求其参与者的价值感觉、人生感觉、行为习惯的部分。而这所以使问题更加复杂，是因为在梁看来，改变自己、学向他人，以低就高易，以高就低难。
如此认为，是因为在梁漱溟对老中国的理解里，自周孔等“其言有当于人心，其所指示于人者既有效验而人安之也”，中国“文化的特殊方向”遂萌，“后之人皆于是竭尽其聪明才思，益为种种安排种种教训，上而为精神，下而为习惯，以振以励，以濡以染”。久之，“其社会已构成一个‘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之局；士农工商以及天子每个人心思力气还用诸其身，以求其各自之前途。其社会秩序人生幸福皆于此得之，故数千年相安而不改。如或乱作而生民苦，则以为有失于是道，务求所以循归之，盖无有异议者。于是所有人生思想，人类精神，悉向此途以发挥，高明深厚，有说之不尽者，并以蔚起而陶成。即其处己有以自得，处人仁让谦礼，于人生意趣之所进诣，已远非近世西洋人日以逐于外争于人者所能梦见。两者相较，此实为更需要精神上努力自强之一种人生。”在梁看来，中国人这样一种文化方向、精神方向，虽有老中国物质条件不足等所限带来种种之问题，加上“吾民族生命数千年传演至于清代，民族精神浸已消涸；所谓中国人者适当躯壳徒存内里空虚之侯”，故当时多数中国人表现，“视近世西洋人生有愧”，但梁以为，如思考上只认识到“近世西洋人生亦自有其一种精神”，现实表现上只看到多数中国人“视近世西洋人生有愧”，还不够。而需进一步认识到：“近世西洋人生”这幕剧虽“殊见精采，值得欣赏；然而不免野气的很，粗恶的很”，“使既造于深厚温文之中国人复返于粗野之为，有不可能已”。而从这样角度，便需认清：“凡吾所有，虽上而精神；下而习惯一切都与欧洲制度所需条件不合，眼前为碍的，似尤在多数人的下流习气，牢不可破，但其真使中国人与这种制度绝缘的，则在有力精神之隐约仅存”，否则，“单是陋习为碍，则从我们的向上心，非改除不可，亦没有不能改除的；当改除之时，即创造出新生命之时——一切新生命皆以向上奋发为根苗。若有力精神不合，则无办法。因为要牵就这制度（指模仿欧洲的制度——笔者注），不能不学着欧人向外争求的态度。这回视自家精神（现于意识上或隐约于意识后），实是一种退坠；实在松懈萎靡下来，则丧身失命，就在于此，尚何有于新生命之创造？”[45]
梁漱溟的这些认识，实基于他甚深之感慨。比如，他认为，欧洲民主政治有极多妙处，确为一极难得之制度架构，但这制度的良好运转，“必要有一个条件才能实现，就是个人都向前要求他个人的权利，而不甘退让”，否则，“如果不是大家自与其本身有关的公共利害问题而参加，则大权立即为少数人所悉取；如果不是大家自爱其自由，而抱一种有犯我者便与之抗的态度，则许多法律条文，俱空无效用”。是以，梁强调：“法律制度所以为活法律制度而有灵，全在有其相应之态度习惯，虽视之无形，听之无声，其势力伟大关系重要固远在形著条文者之上者。”“但中国1911[46]年革命后则徒袭有西洋制度之外形，而社会众人之根本态度犹乎夙日之故，相应习惯更说不上。”尤其相应于对这制度良好运转极重要的“争”，“中国人一般的态度是安分守己；——这是最标准的态度”，正与制度所要求的“争”相反。但中国人的“不争”本身有其复杂性，就是由安分守己而上，不争实“含藏着更高明的人生思想，更深厚的人类精神，说之不尽……”。是以梁认为，“中国人之‘不争’固有其积极精神，以视西洋人之‘争’在人生意义上含蓄深厚，超进甚远”，但也就是因为中国人不争中所蕴的“含蓄深厚，超进甚远”，一方面使中国的仁人洁士实质和这些要求“争”才能运转好的制度绝缘，另一方面勉强学“争”等西洋风气，反使中国人偏离人生固有的向上路途，反使“中国人精神之驰散懈败陵夷就下，至于不可收拾”。故梁据此恍然：中国人若“欲降而从西洋人之后，将无复精神可言，并不能有如西洋人之精神”，而只能从精神向上为中国寻出路。[47]而也正是这样一些观察、理解让梁断言：“有一个我们所信的大原则在，就是：凡是高过我们固有精神的，便能替我们民族开新生机；若低下一些，便只益死机；在我们固不能由是开出新生命，即在他亦不能成功。我们所以敢于否认西洋政治制度者在此，所以敢于否认共产党的亦在此。”[48]
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数千年赓续活命之根本精神”，不仅与欧洲现代民主政治、俄国革命党政治所要求的精神习惯、行为心理、价值所安常异“其趣”，而且常“高出其上”。而这，在梁的理解中，是比中国物质条件等不足还重要的决定中国走不通欧洲、苏俄道路的因素，是比现实社会阶级条件还重要的催迫中国必须走出自己的建国道路的中国要素。[49]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从20年代后期开始，梁漱溟再面对现代中国民众状态不配合精英所焦灼的时代课题的状况时，自然和“改造国民性”的思路分道，而是把中国人的向上心的唤醒与否，看作是“中国的生死问题”，以为“过去中国人理性早启，其一切光辉皆我所谓人心之表现；今后复兴民族必在复活人心”[50]；以为“我们（中国民族）的前途——我们的新生命，全在循固有精神而向上，而求进；不能退堕降格以求之，不能离开这里向外以求之（不离开这里而有所吸取于外当然可以的）”[51]；以为“要对外复兴民族，非启发这力量不可。要对内解决社会问题，都非启发这力量不可。如何得从痛痒亲切处，条达出来多数人内心的要求，而贯串统一之，是中国的生死问题。得着这个法，便起死回生；得不着这个法，便只有等死！”[52]
因此，辛亥革命后民主政治建国的失败，和20年代国民党改组后虽兴旺一时，但随即党组织涣散，逐步军阀化，在梁漱溟看来就不是偶然的，而是为中国历史、社会、文化条件所必然决定的。在梁看来，辛亥革命后民主政治建国的落空，20年代国民党想走苏俄党治的道路而不得，所证明的就不单是北洋政府的失败、20年代国民党的失败，而是证明着这两种建国道路在中国的必然破产。
在这样的理解视野中，中国现代政治困境就既来自中国传统掌握武力、赋予整个社会以上层组织和基本秩序的皇权制度的崩溃，又来自现代有责任感的建国力量其所致力的建国道路与中国条件的背离。梁漱溟对欧洲民主建国道路和俄国共产党党治建国道路不适合中国建国的判定，让他当然坚定认为，要在中国成功实现建国，必须正视中国社会和文化上的特点。比如，中国不存在两大阶级的对立、冲突，本来恰当历史其时的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仅规模小、力量不足，而且政治眼光、能力不足，不足以在建国努力中发挥领导作用，这就表明中国非常不适合走阶级斗争的建国道路。这些情况下，梁认为，与其不顾中国现实，按照西欧、苏俄榜样一试再试，不如回头正视中国自身所具有的条件。而从这样的眼光看，中国虽然没有恰当历史其时的理想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但中国有士大夫传统转化出的有很强民族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有在现代中国最遭损害的广大农民阶层。在很大的意义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道路，就是期望有现代理解、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深入乡村，真正贴近农民所碰到的具体社会经济、社会文化、社会生活问题，想办法在克服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把农民组织起来，并在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克服问题的过程中，努力从各人的“痛痒亲切处，条达出来多数人内心的要求”，“贯串统一之”。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是在面对中国社会非西方式阶级构成的情况下，希望通过“人心”的唤醒，乡村的组织，具体社会经济、社会生活问题的克服，一方面唤醒民族真生命、民族向上心；一方面就此养成可掌握武力、安稳民族的力量。用梁漱溟自己的话说，就是“中国之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天然的不能外于其固有文化所演成之社会事实，所陶养之民族精神，而得解决”。[53]而他的乡村建设方案，在他自己看来，才是同时考虑到所有这些方面，冶几者而一之的现实可行方案。
而正是以上这些思考，使得梁漱溟对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内心并不真起波澜。因为在梁看来，武力的胜利，并不意味着能稳定掌握此武力的现代政治主体相应形成。而此种政治主体不能形成，接下来必然是武力的蜕化。而这也是1949年11月尾，当梁在重庆看到“刘伯承第二野战军和林彪第四野战军相继入川”，他因“亲见两军军士装备和待遇，四野优于二野情形，两军接收重庆物资彼此争夺情形”，加上又知道全国划分为六大军区，因此马上疑虑中共武力胜利之后会很快转成割据之局。[54]
而梁漱溟1950年的参观山东、平原、河南、东北，虽然革命所带来的种种新变化让他惊喜，让他叹服，但他所以仍然犹疑“是不是从此可以统一稳定下去没有问题呢？我尚不敢作此肯定”，而只说“我只承认大局的统一稳定确是开了端”[55]；直要等到他参加1951年四川土改，才真的相信这次国家的统一稳定确乎实现[56]。这正在于他在中共领导的土改实践中明确看到共产党这一新政治主体在中国社会是如何强有力存在的。在梁漱溟眼中，通过这时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的一气呵成的土改，中共不仅把一向自外于中国政治的农民在短时间内纳入自己的政治设计，让农民变成中共这一政治主体极积极、坚固的土壤，乃至有机组成部分；而且通过土改进一步形塑着已参加革命的精英们的中国感受、中国理解，并以这些重新被锻造后的情感、理解为媒介，有力加强着精英们对革命的认同。而这就等于中共不仅有意识、有能力一时吸纳、团结当时中国社会各种具积极政治性的力量，而且能进一步转化这些力量，积极有效推动、组织整个社会，把社会大部都变成自己稳固扎根的土壤，乃至自己的积极有机组成部分。而在这梁漱溟当年想都不敢想的强有力主体的鲜活存在面前，当然梁不会再生出“是不是从此可以统一稳定下去没有问题呢？”这样的问题了。
*本文是从2009年为台湾《思想》丛刊撰写的一篇万字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意涵：从梁漱溟的视角看》发展而成的。所以会特别发展这篇文章，实和干春松、李志毓、孙晓忠、丁耘、王奇生、冷嘉、何浩等师友的鼓励，特别是杨念群的督促、鼓励密切相关。这里谨向最初约我写稿的《思想》杂志主编钱永祥先生、鼓励督促我的诸位朋友和学界同行致以诚挚的谢意。
【注释】
[1]按梁漱溟的话说，就是，“我所主张之乡村建设，乃是解决中国的整个问题，非是仅止于乡村问题而已”。引自梁漱溟：《自述》，载《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31页。我所使用的《梁漱溟全集》，是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至1993年6月出版的第1～8卷，以下再引到《梁漱溟全集》时不再一一注明。
[2]梁漱溟这些看法形成于20年代末，并一直贯穿到1950年中。没有时间读他这创作力旺盛的20余年的量很大的相关著述，而又有兴趣了解他这一方面基本思考面貌的读者，可特别挑读他刊于1930年、1931年的如下四篇文章：《主编本刊（〈村治〉）之自白》、《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我们政治上的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这四篇文章当年均收入《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现在均收入《梁漱溟全集》第5卷。
[3]根据梁漱溟1950年的日记，梁是4月9日离北京去山东，5月19日回到北京；5月25日离北京去平原省和河南省，6月10日回到北京；7月4日再离北京去河南省，22日回到北京；8月2日离北京去东北，9月15日回到北京。很有影响的李渊庭、阎秉华编著的《梁漱溟先生年谱》这一部分多处有误。梁漱溟日记收入《梁漱溟全集》第8卷，其中1950年部分见第428～446页。
[4]梁漱溟：《中国建国之路》，载《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321页。
[5]梁漱溟：《国庆日的一篇老实话》（1950年），载《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 838页。
[6]根据梁漱溟1950年10月、11月日记，梁漱溟在动手写这部书稿前，从10月11日开始到11月2日曾把这部书稿讲给朋友听。不知道当时的听讲人有否做记录？若有，不知道这记录稿还存于人间否？但愿有记录稿存于人间，并能尽快公开出版，以使我们能进一步知道这部书稿未完成部分的内容。
[7]据梁漱溟1951年日记，梁是该年5月16日离北京，8月30日回到北京，9月8日开始写《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27日写完。《梁漱溟全集》第8卷，第454、460～461页。
[8]《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均收入《梁漱溟全集》第6卷。《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写完后即获刊于1951年10月5日《光明日报》，《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于1952年5月初写完后多年未出版，1987年6月首次发表时易名为《我的努力与反省》。
[9]该文收入《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520～521页。
[10]梁漱溟：《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载《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860页。
[11]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载《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1004～1005页。
[12]梁漱溟并把这理解为毛泽东的矛盾论在中国革命中的具体妙用，认为毛泽东掌握了矛盾论“乃是他领导中国革命成功之本”，认为自己过去实践的无效，乃在于强调中国没有西方社会的阶级，结果“在‘缺乏阶级’的强调中竟致忘记了立场，抛弃了观点，把矛盾法则根本不要”，也就是没有用阶级斗争观点把握中国这个缺乏现成阶级的社会，对此，梁感慨：“革命在我不成空谈，成什么呢？”《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1001、1004页。
[13]同注[11]，第1005页。
[14]比如，在梁逗合他的中国传统理解和他中国革命理解的重要文章《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我们看到的只是他过于着急、就事论事地去罗列他对大规模的阶级冲突得以发生的新理解，他对在缺少产业工人的中国为什么会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理解，而并未像他当年解释中国建国走不通欧洲民主政治的路和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那样，从对人、文化、社会把握的层次给他的新理解以严密论证。而显然，他要达致当年解释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在中国一定走不通时那样一个思考层次，他必须对中国现代规定着政治史的社会经济状况、社会构成状况、社会行为心理状况给出新的描述，而这一工作对我们深切理解中国近现代政治史当然至为重要。
[15]这一情况在1967年～1970年梁漱溟写《中国——理性之国》时有所变化。有关《中国——理性之国》——既未脱出阶级斗争建国论的中国革命理解，又尝试从和传统中国的关联去理解革命中国——所带来的种种和梁写《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又关联又不同的特别认知、理解状态，以及该如何定位这些认知、理解状态的思想、认识价值问题，由于其本身甚为复杂，故需要长文才能展开处理。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载《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199～481页。
[16]梁漱溟：《自述》，载《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25页。
[17]梁漱溟：《主编本刊（〈村治〉）之自白》，载《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7～18页；《自述》，载《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25～26页。
[18]请参梁漱溟：《中国建国之路》，载《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336～338页、第350～352页；《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载《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861～865页、第869～872页。
[19]我们通常认为共产党更加反传统，国民党更加传统，显然，这些说法是还未达到国共经验深层结构的层次，便就问题面上的表现急着给出的判断。不管这样的判断是否正确，由于它未深入相关经验内在，因此其所传达的信息自然是对历史—现实的理解没有太多帮助的。
[20]梁漱溟的有关理解，请参看其《中国建国之路》、《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试说明建国十年一切建设突飞猛进的由来》等著作。
[21]梁漱溟在1950年、1951年的叹服和惊喜源自他自己的直接所见。此后的叹服和惊喜，虽然常常受到宣传方面的引导，但梁认定事实、解释事实的方式，使得他的有关思考著述，并不就因导致著述的事实的不精准，而抹杀掉它们的思想意义、中国意义。
[22]梁漱溟：《自序》，载《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6～7页。
[23]梁漱溟：《追记在延安北京迭次和毛主席的谈话》，载《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443页。
[24]请参梁漱溟为《中国建国之路》所写的《弁言》，载《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320页。
[25]根据《梁漱溟全集》第3卷编者为《中国建国之路》所写的题记，现刊于《梁漱溟全集》第3卷的《中国建国之路》是根据抄本整理的，作者的手稿则未见（《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318页）。不过，根据梁漱溟1976年6月核阅此书时所写的附记一：“1950年1月半，我到京。3月12日，毛主席邀谈后，4月9日出京访问参观于关内关外各省。9月返京。10月借寓颐和园，写此稿。转年5月去四川参加土改工作，即辍笔”；和附记二：“1976年6月检出此未完之稿阅之，则相隔既二十五年之久矣。当年思路明敏，信乎值得保存示后”（《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411页），《全集》据以整理的抄本应该是他已写完的《中国建国之路》全部，至少是大部，要不他不会不置一语说明。读这两则附记的另一感慨是，1976年重读此当年辍笔之书，梁惊讶于自己“当年思路”的“明敏”，相信有“值得保存示后”的价值，但有意思的是，自1990年此未完成之书面世后，却少有研究者深究此书。
幸运的是，除计划中的上篇，梁漱溟交待此书所以写的《弁言》和当年所拟定的全书目录也保留了下来，谨录目录于此：
弁言
上篇 中共三大贡献
第一章 建国的一大前提
第二章 引进了团体生活
第三章 透出了人心
中篇 建国之路不同
第一章 彼此所同者
第二章 彼此不同者
下篇 愿更有所建议
第一章 建国根本上之建议
第二章 建国技术上之建议
[26]同注[10]，第865页。
[27]梁漱溟：《在政协整风小组会上向党交心的发言》，“第二次发言”，载《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47页。该页亦提到胡乔木、彭真文，其读陈伯达文则见梁1951年7月4日日记（《梁漱溟全集》第8卷，第457页）。
[28]同注[10]，第857页。
[29]当时河南省属中南局，梁漱溟这里疏忽。
[30]同注[10]，第857页。
[31]同上，第858页。
[32]根据梁漱溟的表述，我们直接可以知道上述重要转变发生在梁参加川东合川县云门乡土改时，但可惜的是梁并没有交待详细的转变过程。不过我们可以根据已有材料对梁漱溟的转变进一步叙述如下：据梁漱溟日记，梁虽然是5月16日离开北京，但到合川县则已是6月6日下午，而第一次到云门乡则是6月14日了。又据梁漱溟日记，我们可知梁漱溟7月4日已读到陈伯达文《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结合》（发表于《人民日报》6月28日），而我们确知他土改时读过的胡乔木文《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发表于6月22日的《人民日报》，梁漱溟应该在他读陈伯达文之前就读到，至于确知他读过并且对他思想转变作用甚大的彭真文《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则发表于该年7月1日的《人民日报》，不知道他是哪天读到的。注意这些日期，是就《梁漱溟全集》第6卷所收录梁1951年7月6日的《在西南土改第一工作团团内汇报会上的一次谈话》可知，至少到7月6日，梁尚未跨出思想决定性转变这一步。如此说，是因为在这篇谈话中，梁强调自己和共产党的“距离在缩短中”，但仍有距离，而且是“根本处有距离即指阶级问题和阶级斗争在中国的适用问题，此亦即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及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梁并强调，距离“如在根本上，则毫厘之差就是千里之谬所从来”（《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855、854页）。而到梁作（《梁漱溟全集》第6卷所收的标题为）《参加西南土改时的一篇发言草稿》时，则可知梁漱溟上述转变已然发生。在这篇发言草稿中梁明确写到，“去年我在山东河南以及东北各省区参观，引起我在中国问题的认识上作了检讨，而此次参加西南土改工作之结果，就使得这一思想转变得到决定”，并介绍自己转变的关键所在说，以前“对中共所说工人无产阶级来领导中国革命的话不同意，对于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不能同意”，“所谓转变即对此两点发见它的道理”。（《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848～849页。根据内容，此发言草稿应该写在《在西南土改第一工作团团内汇报会上的一次谈话》之后，《全集》编者把它排于《谈话》之前，失察。）对比这一发言草稿和梁土改回京后所写的《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可知写草稿时其有关自己思想转变的整理还很不够，故应该是转变刚发生不久时所写。细研梁漱溟1951年7月6日后至梁参加土改结束这段日记，可见其发言较多，不过其7月29日日记写有“早在团部开会任主席，谈斗争及路线两问题”，而此草稿中正有谈阶级斗争，和谈自己先前另有“解决中国问题的路线——‘乡村建设’这条路”（同上，第848页）的内容，不知道这一发言草稿是不是就为这天的发言所写。姑记于此，供进一步查考此问题者参考。
[33]梁漱溟：《信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改造我自己》，载《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875～876页。
[34]梁漱溟：《中国建国之路》，载《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335页；另可参梁漱溟：《中国政治问题研究》，载《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743～744页。
[35]梁有关这一方面的表述甚多，关心梁此方面思考而有没有时间大量阅读的读者，建议读梁的《中国建国之路》第1章“建国之一大前提”。《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321～339页。
[36]特别请参梁漱溟1946年辞去民盟秘书长后，自南京飞抵北平，在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所作的讲话《浅近与深远》。载《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674～675页。
[37]梁漱溟：《中国政治问题研究》，载《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741页。
[38]同注[4]，第325页。
[39]同上。
[40]同上，第325～326页。
[41]同注[16]，第27～28页。
[42]同注[4]，第329页。
[43]梁漱溟曾慨乎言之：“我们一向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大错误，就在想要中国亦成功一个‘近代国家’，很象样地站立在现今的世界上。……曾不知道近代国家是怎样一个东西。他的政治背后有他的经济；他的政治与经济出于他的人生态度，百余年间，一气呵成。我国数千年赓续活命之根本精神，固与之大异其趣，而高出其上，其何能舍故步以相袭？至于数千年既演成的事实社会，条件不合，又不待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载《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08页。
[44]梁漱溟：《我们政治上的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载《梁漱溟全集》第5卷， 第294页。
[45]梁漱溟著述中意思相近之言论、之分析甚多，不过此大段中引文则均见《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只是对引文的使用综合了对其他相关文字之消化。此大段中引文见《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52～154页。
[46]原文中错为1919，《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48页。
[47]梁漱溟：《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载《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48、151页。
[48]梁漱溟：《主编本刊（〈村治〉）之自白》，载《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4页。
[49]以上特别请参《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第七节“我们一向的错误”、第八节“我们今后的新趋向”，载《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02～116页。
[50]同注[4]，第382～383页。
[51]同上，第379页。
[52]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载《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478页。如果把这一处生死表述和前引统一是生死表述连起来看，会更有助于细腻体贴梁、准确把握梁。
[53]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载《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16页。
[54]同注[23]，第443页。
[55]同注[4]，第338页。
[56]梁漱溟：《在政协整风小组会上向党交心的发言》，“第一次发言”，载《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34页。
贺照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陈家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