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社会”理念往往能够唤起民众的激情和向往，让他们沉湎于这样的乌托邦世界：人与人之间崇尚平等、团结、友爱，再没有痛苦与饥饿，亦不存在贫富差距与暴力强制。一切都臻于郅治，再也无需一丝一毫的改变。
 
　　产生这种情结的，并非只有普通民众，知识分子也位列其中。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让欧美国家的民众陷入到普遍贫困之中，法西斯主义趁势先后在德国、意大利的崛起，更是让当时的欧美左翼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前景不抱任何希望。在此种情况下，他们转而相信蒸蒸日上的苏联模式才是未来社会发展的趋势。由此，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开启了苏联模式的“异想之旅”。
 
　　与此“一拍即合”，苏联十分重视宣传，在对内灌输给民众集体主义、共产主义信念的同时，对外也在努力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对西方思潮极为敏感的斯大林，利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对苏联的好感和支持，频频接待在西方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
 
　　这其中，作为左翼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罗曼?罗兰与纪德，都曾于上世纪30年代中期访问过苏联，当他们踏上苏联国土，目睹这里的“集体主义”与“人人平等”后却发现，这里发生的一切与他们想象中的“共产主义”相去甚远。
 
　　被尘封的历史真相
 
　　作为一名人道主义者，罗曼?罗兰痛恨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正、剥削，在世界反法西斯大会上，罗曼?罗兰满怀希望称苏联是“被剥削人民的希望”。罗曼?罗兰未去苏之前，完全相信苏联官方宣传的一切，直到1935年6月应高尔基邀请访苏，一个真实的苏联才呈现在他面前。
 
　　他一到苏联，就受到苏联官方的盛情招待。在苏联的第四天，罗曼?罗兰给妹妹写信，谈到自己在这里的受欢迎程度令他自己有点“吃不消”，但起先他并未怀疑这是人为的安排。罗曼?罗兰在大剧院享用的是以前沙皇专用的包厢，无论剧场内外，热情洋溢的人们都争先恐后地向他打招呼。
 
　　然而当他在享受优厚的待遇时，也看到了莫斯科巨大的贫富差距：生活对于大学生、小职员、教师这些人仍是非常困难的；另一些人却凭借特权到处挥霍浪费，在莫斯科郊外，一些在地图上并没有标注的别墅区，住着当时苏联的高层领导人和如他一样的高级客人。通向别墅区的宽阔柏油路面上，都布满了警察以保证道路安全。
 
　　罗曼?罗兰访苏期间，与斯大林有过三次会面。在与斯大林面谈前，罗曼?罗兰做足了功课，他急欲把自己内心的困惑和盘托出：苏联的道德形象、国家建设、司法实践等诸多疑问。罗曼?罗兰问起斯大林为何在基洛夫遇刺事件后匆匆处决上百人，斯大林首先坦诚承认这一事实，而后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他称被处决的那些人虽然从未参与谋杀，但却是德国、立陶宛等国的秘密奸细，这样做纵然越出了法律和道德范围，却能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接着斯大林又为自己滥杀无辜辩解：“既然同意从事政治，你所做的一切就已经不是为了你自己而只是为了国家；国家要求我们变得残酷无情”。
 
　　罗曼?罗兰在日记中叙述了当时的苏联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已经达到了一个怎样的规模：每一张报纸、每一次会议中都有“我们伟大的、我们强有力的同志，我们勇敢的领导人，我们不可战胜的英雄”等颂扬字眼。罗曼?罗兰在日记中谴责斯大林不对这些疯狂的个人崇拜进行阻止。他担心这些个人崇拜行为的泛滥，迟早会变成一种“向一个人顶礼膜拜的不祥的宗教信仰”。
 
　　罗曼?罗兰在苏联虽然看到了极权制度下特权的横行、巨大的贫富差距等诸多问题，但离开苏联后，却无意立即出版这份宝贵的记录。罗曼?罗兰在这份后来以《莫斯科日记》为书名出版的日记文首写道：“未经我特别允许，在自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起的五十年期限满期之前，不能发表这个本子——也不允许出版任何片断。”不过，历史好像给罗曼?罗兰开了一个玩笑，就在这部日记即将迎来出版日期时，苏联这个庞大帝国却骤然解体。
 
　　苏联“比任何国家都更缺乏自由”
 
　　如果说罗曼?罗兰在看到斯大林政权下特权横行，民不聊生的黑暗面时，尚未对苏联模式感到彻底绝望。那另一位法国作家纪德在访苏后的态度则一改未去苏之前对苏联的赞扬，转而彻底批评苏联模式。
 
　　1935年6月，纪德开始了他的访苏之行。苏联的“政治布景术”并没有在纪德身上起到明显作用，纪德刚到苏联就直言不讳批评苏联官方对他的招待过于铺张浪费。他也由此开始思考主人公如此慷慨大方的原因。纪德虽然也处在苏联官方的监视之下，参观的地方事先做了很多布置，但受到的监视程度，远远小于罗曼?罗兰。由此，他也能够更加深入体察苏联制度给民众造成的物质、精神生活的双重贫困。
 
　　苏联的“千篇一律”给了纪德深刻的印象。他看到夏季人们的着装皆为统一的白色，惊叹苏联的“社会平均化结果”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个人被淹没在人群中，“丧失了个性”。苏联民众的家中，除了粗陋的家具，就只有作为“标配”的斯大林头像。纪德感叹，这些民众即使互换一下住所，也不会发觉有任何变化。
 
　　纪德在各地走访的过程中，窥见了苏联人得以“幸福”的秘密：那些在集市上排队买菜的人，连续排上几个小时，买到的都是些质量很差的面包、蔬菜、水果，他们的脸上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抱怨。原因就在于一切其他的物资提供途径都被取消了，民众只能满足于国家提供的东西。而苏联官方宣传告诉他们其他地方甚至不如他们幸福，他们被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他们的幸福是建立在“期望、信任与无知之上”。
 
　　纪德非常关注苏联的文化教育状况，但当他与接待他的形形色色的人员交谈时，却发现这里的教育只是让人们安于现状，并对现状夸张到了离谱的程度。这是一种不容置疑的文化，任何批评都必须建立在“神圣路线”的基础之上。
 
　　苏联学生那“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更是让他意识到苏联封闭意识形态的危害性。大学生在被问及对学习外国语的认识上，这样回答道：“几年以前，德国和美国还有东西可以让我们学学，但是现在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向外国学习的了，因此又何必去讲他们的语言呢？”吊诡的是，虽然他们对国外的一切事物没有新鲜的好奇心，却又十分在意国外对他们的评价。他们迫切希望国外了解苏联的成就，更希望听到对苏联的盛赞。
 
　　最令纪德产生反感的，莫过于革命后异乎寻常的“安静”。尽管革命成功了，可那些贪婪、妒忌、不顾他人的“资产阶级”的种种本性依然在苏联大有市场。而彼此之间的冷漠，与革命时的激情也形成了强烈反差。如今的反革命正是当初的“革命”所反对的，“一切都走上正轨了，就要讲安定了”。纪德彻底认清了苏联的真面目，他感叹即使在希特勒的德国，也不会比苏联“更不自由，更遭受扭曲，更胆战心惊，更唯唯诺诺”。
 
　　与他的朋友罗曼?罗兰不同，纪德离开苏联三个月后就出版了自己的《访苏归来》。由此，他也从一个苏联模式的鼓吹者变为坚定的反对者。
 
　　可纪德看到的真相，却不为当时的欧洲左翼知识分子所接受。日记刚一出版，这批知识分子就掀起了“反纪德”狂潮，阿拉贡、尼赞、杜伽尔、爱伦堡等著名人物开始对纪德恶言相加，“盖世太保的代理人”“黑衫党的盟友”“可恶的老头子”“莫斯科的哭丧者”，甚至看到真相的罗曼?罗兰，也称纪德的错误是“罕见的”。但纪德面对这些攻击，非但没有退缩，反而以更加执着坚定的态度，在《访苏归来》第二版中添加补记，强调自己的所见所闻都是真实的，苏联“比任何国家都更缺乏自由”。
 
　　1955年，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在总结左翼知识分子对苏联模式的迷狂时，指责他们思想僵化，“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
 
　　纵然纪德的日记揭示了苏联真相，但一些知识分子仍然对其视而不见，鼓吹苏联模式的优越性。而后每当资本主义国家遭遇经济、政治危机时，对苏联极权主义制度的“好感”便会在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心底重生，他们惊讶于苏联庞大的经济、军事力量，更惊讶于被塑造出来的持续而狂热的“革命情怀”。
 
　　这种“彼岸花更美”的心态，伴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永远落下了帷幕。

  
　　（陈家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