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进行曲：突厥语民族西迁（上）
突厥民族发源于叶尼塞河上游，在今天的蒙古西北部，以游牧为生，其语言与中国史书上的丁零、铁勒、柔然相近；游牧民族的部落族群间经常发生冲突与战争，而部落间的联盟又经常改变，聚散无常。突厥人在没有形成自己的民族之前，曾经被柔然人奴役。他们善于锻铁，被称为锻奴。锻奴集团的各个部落于公元552年组成了自己的国家，并在数十年间逐渐扩张为一个帝国。
突厥帝国因为幅员辽阔，分为东西两部分，分由两个人治理。东突厥跟中国的中原王朝有不少交往，而隋朝和唐朝的创建者都曾经受封于突厥帝国；唐代李氏家族，还有之前不少驻守西北边陲的汉族将领都曾和突厥上层家族通婚。唐太宗李世民就具有至少一半的突厥血统。
草原民族最重要的文化就是御马术。马大约四千年前才被人类驯化，最早是为了提供肉食。后来人们发现马可以驮重，再后来又发现它耳朵灵敏，记忆力特别好，走过的路不忘，所以有“识途老马”之称。马脖子很长，能看到很远的地方，马跑得很快，人骑在马上很有利于作战。于是，骑兵成了游牧民族巨大的军事优势。
当时的突厥民族还有一个优势，他们能在马上使用由几层桦木打造的双弧形的弓。这种双弧弓射出来的箭速度很快，力量也很强，跟15世纪时“英格兰长弓”（English longbow）差不多，而英格兰长弓的长度等于一个人的身高，士兵必须稳站地上才能开弓射箭。
从叶尼塞河到多瑙河
（552－1529）
东突厥与中国隋、唐两朝都有交往，和西突厥却逐渐失去了联络，于是慢慢地被隋朝和唐朝吸收，归顺于中国的中央政权。西突厥人则继续向西发展，而且越走越远，一直到咸海。咸海有两条河流注入，北边的是锡尔河（中国唐代以前称为药杀水），南边的是阿姆河（唐以前称为乌浒水），起初西突厥人在锡尔河以北居住。锡尔河以南属于农耕社会，是粟特人居住的地方，慢慢地突厥人越过了锡尔河，有的自愿充当奴隶兵，也有的被贩卖为定居者的家奴。
之后，突厥人又到了阿姆河之南，进入了波斯人的世界，逐步接近当时伊斯兰世界的中心，也就是巴格达。公元10世纪－11世纪的时候，巴格达是（由先知穆罕穆德的族人阿巴斯家族统治的）哈里发帝国的首都，是伊斯兰世界的政治与文化中心，和（在北非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的科尔多瓦、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中国北宋的首都开封并列为世界四大都会。但是阿巴斯哈里发从10世纪起被来自北方属于什叶派的布维希王朝所控制，形同傀儡。塞尔柱人起源于西突厥的乌古斯部，在领袖塞尔柱的率领下结成一个部落团体。他们先是定居在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丝绸之路重镇）布哈拉，信奉了伊斯兰教，继而渡过阿姆河，由里海东岸南下，进入伊斯兰的心脏地带。塞尔柱人首领突格里勒于1055年率兵进军巴格达，驱赶了布维希政权，被阿巴斯帝国的哈里发任命为帝国的摄政王，授予他“东方和西方的国王”的称号和“苏丹”的官职，从此塞尔柱王公“挟天子以令诸侯”，建立了今天我们所说的塞尔柱王朝。
塞尔柱人进入巴格达，把持伊斯兰的政治中心11年之后。1066年，法国北部的诺曼底大公渡过英伦海峡，控制了整个英格兰，建立起由诺曼底贵族统治的英国——今天的英文有如此多的法语词汇主要是这个原因。又过了五年，即1071年，塞尔柱人在小亚细亚（即今天土耳其亚洲部分）东部的曼斯科特击溃了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的军队，俘虏了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之后，一批批的塞尔柱突厥人就开始进入小亚细亚，以伊斯兰拓边战士的身份，蚕食东罗马（拜占庭）帝国最重要也是最大的一块领土。到了12世纪中叶，在今天土耳其的亚洲领土上已经有许多突厥人建立的政权；塞尔柱人王朝的首领自称苏丹，在中南部的科尼亚建立首都，被称作罗马的塞尔柱苏丹国（Seljuk Sultanate of Rum）。这时，塞尔柱突厥人离开锡尔河以北的亚洲草原已经四百年了，离开突厥人的发源地蒙古则有六百多年了。他们经过了伊斯兰化与波斯化的双重过程，又先后和许多不同民族（如粟特人、波斯人、阿拉伯人、阿美尼亚人以及希腊人）大量通婚，但是他们却仍然保持着乌古斯突厥语。
塞尔柱苏丹国和突厥人在小亚细亚建立的各个公国依靠伊斯兰的宗教热忱加上固有的草原民族战争法则，一直不断扩张，把本地人的政权一一打败，让他们成为附庸。通过行政力量、宗教皈依和大量通婚，（受波斯和阿拉伯词汇影响的）乌古斯突厥语逐渐取代了希腊语，成为小亚细亚的通用语言。
公元1243年，正在突厥人西进顺畅的时候，东边又来了一批源自蒙古的草原民族，统帅是成吉思汗的长孙拔都。他的军队所向披靡，占领了小亚细亚很大一部分，令塞尔柱苏丹国俯首称臣。这样，塞尔柱王朝的力量就大为降低，需要应付蒙古人，便无法兼顾自己境内的一些地方势力。不少地方的部落于是纷纷自立。其中跑得最远的一批人到了十分接近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今天的伊斯坦布尔）的地方。大概在公元1299年，这批人的首领奥斯曼建立了自己的小公国。这个小公国的前两代首领还不敢自称苏丹，但是后来扩张迅速，向西夺取了东罗马帝国许多地方，向东又平服了一些突厥人的小公国，于是领导人改称自己为苏丹，这就是后来的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的前十几个领袖个个勤政善治，长于征战。到苏莱曼苏丹时，奥斯曼帝国的力量到达顶峰。1529年，苏莱曼苏丹率兵抵达多瑙河，围困维也纳。这位面孔消瘦、鼻梁尖且直的苏丹被认为是当时欧洲最伟大的君王。也许他并不清楚，一千年前在叶尼塞河上游放羊的圆面扁鼻的说突厥语的牧人们就是他的远祖。
从小公国到大帝国
（1299－1566）
奥斯曼公国建于1299年左右，经过100年的扩张，已经占有不少欧洲领土，都城也从小亚细亚西北部的布鲁萨迁到巴尔干半岛的埃迪尔内。
这时，小亚细亚东部又出现了一位叫做帖木儿的操突厥语的蒙古裔厉害人物。帖木儿以撒马尔罕——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的重要城市——为基地，向南打到今天的阿富汗，再南下洗劫了印度的德里；向西打到今天伊朗的波斯湾，再向西北进攻到今天的土耳其，进入今天的土耳其的首都安哥拉，把奥斯曼的苏丹抓了起来。（突厥人在11世纪曾经把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抓起来，同是突厥裔的帖木儿在15世纪又把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抓起来，使得本来西进顺畅的奥斯曼帝国不得不再面向东方，延缓对东罗马帝国的最后进攻。）
奥斯曼帝国的创建者奥斯曼是一个运气很好的人。他选择立国的地方的对面就是异教且异族的东罗马（拜占庭）首都。当蒙古人冲散了以科尼亚为首都的塞尔柱苏丹国的时候，许多地方王侯纷纷自立。蒙古人撤退后，大家就逐鹿中原，相互征伐。奥斯曼在小亚细亚的西北一角，他的敌人就是拜占庭，因此吸引了很多无用武之地的豪强投奔他，帮他一起向西攻打东罗马的领土。奥斯曼的儿子叫奥尔罕。奥尔罕攻占了不少地方， 并且第一次参与了东罗马（拜占庭）的内争。当时拜占庭的皇帝有个政敌，皇帝跟他的对手要打仗的时候，向奥尔罕求援，并且把女儿嫁给他，所以奥尔罕成了东罗马帝国的驸马。
自他以后好多代的奥斯曼苏丹都娶基督徒贵族之女为妻。上行下效，奥斯曼从贵族到老百姓都时常娶欧洲基督教徒为妻。所以奥斯曼人的血统混杂得很厉害，他们自认是欧洲人一点也不为过。
再过几代，年仅21岁的穆罕穆德二世在1453年攻陷了君士坦丁堡，消灭了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罗马帝国第95个皇帝战死在城墙上。（东、西罗马帝国总共维持了95个皇帝，起初几百年是以罗马为首都，后来的一千年是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史称东罗马帝国。）
穆罕穆德苏丹之后的第四位苏丹，就是1520年登基、1566年去世的苏莱曼苏丹。他是奥斯曼帝国最强，也最有威望的苏丹，他除了在1529年带兵围困维尔纳，1534年，他又领军向东，占领了巴格达。在他之前，奥斯曼帝国已经把埃及、叙利亚以及包括伊斯兰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阿拉伯半岛西部纳入了版图。从1517年起，直到1924年，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还兼任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即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
奥斯曼帝国的地理位置很优越，东部不易受敌，西部可以扩张。14世纪发生了一个决定性的战争，那就是科索沃战役。奥斯曼帝国战胜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以及阿尔巴尼亚的联军，整体上控制了巴尔干半岛。科索沃战役后奥斯曼帝国才开始攻打君士坦丁堡。
当奥斯曼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的时候，炮兵是匈牙利人，骑兵是塞尔维亚人，那时候他们已经成功地把君士坦丁堡从西边和东边包围起来了。向奥斯曼臣服的联军里面，有很多是东正教徒的塞尔维亚人和天主教徒的匈牙利人。
前面提到，奥斯曼帝国的前十几位苏丹都能征善战并勤于治国，但这并不是全部原因，还有制度原因。
第一是在宗教的鼓励之下，开疆拓土的人被封为加齐（Gazi）之后会有荣耀感，心里素质会增强。
第二是奴官制。这是奥斯曼人的创举，就是把体质性格优秀的基督教青少年训练成苏丹的家奴，然后派他们在王宫、政府机构或军队任职。在波斯和印度之外的整个伊斯兰历史里，被伊斯兰政权统治的人大多是犹太人和基督教徒。根据古兰经和先知穆罕穆德的做法，也就是伊斯兰教法，这些人是要受到保护的。他们不是穆斯林，但他们有穆斯林也承认的经文，所以叫“有经之人”。“有经之人”只要交人丁税就会受到保护，不能当作奴隶。解决这个理论困难的办法，就是找到支持这个做法的教法学者给出新的解释。于是苏丹御用的教法学者做出了牵强的解释：如果把一个基督教徒的人丁税退回，这个基督教徒就不受保护了，就可以被当作奴隶。
奴官制的实际做法是从欧洲或小亚细亚选拔十岁到十七八岁、身体健硕、头脑聪明的基督教男孩，把他们送到小亚细亚的一个农庄，让他们在那里学习语言，转化为穆斯林，然后给他们最好的教育。这些苏丹的家奴长大后都效忠于苏丹，这样就冲击了奥斯曼突厥人原来的部落制度。如果大家的向心力仍在自己的部落，部落和部落之间又有斗争，苏丹的中央集权就无从实施。奴官制虽然似乎有违伊斯兰教法，却为奥斯曼苏丹添加了许多有能力并且对苏丹效忠的基督教人口。事实证明，当了苏丹家奴的基督教青少年长大后经常把自己原来的家族劝化为穆斯林，还想方设法让其他亲戚的儿子也能被选为苏丹的家奴。
奴官制中最有名的一部分人，在土耳其叫新军“Janissary Corps”，中文译作“近卫军”。这支军队战斗力极强，并且效忠于苏丹，在奥斯曼帝国扩张时期是无往不胜的一支军队，也是全世界，至少是欧洲，唯一的一支常备军。
第三是米勒特制，这也是奥斯曼人的首创，虽然它符合伊斯兰传统的统治方法。米勒特的意思就是一个社区，它按照宗教信仰把居民分成不同的米勒特。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没有种族的概念，或者不把种族当作主要认同对象，也不以语言为主要认同对象；米勒特制以宗教划分国内人民的身份。所有穆斯林是一个社区，所有的犹太人不管住哪里，是一个社区，所有的亚美尼亚基督教徒是一个社区，所有的希腊正教徒又是一个社区。
在米勒特里面，被委任的领导者负责收税，然后缴纳给中央。但是宗教事务、教育、婚姻、财产的分配、诉讼、解决社区内部的冲突等，都由米勒特自己处理，几乎是完全自治。但是在军事上，米勒特不能有自己的军队，军队只能归苏丹，交税纳粮则是所有米勒特的义务。这个制度跟过去的伊斯兰统治者有所不同，但差异不大。
另一个制度叫采邑制，英语叫 “Timar”，意思就是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苏丹统治的土地都属于苏丹，别人不准买卖也不准继承。有战功的人，苏丹就封他一块地。但是他的儿子和孙子不能继承这块土地，除非苏丹允许他继承。因此在奥斯曼帝国里面不容易形成地主阶级，也不容易形成有足够财力和人力跟中央王朝对抗的家族。这对巩固苏丹的统治和延续奥斯曼帝国的王统是有好处的，对缓和农民和地主的抗争也有作用。
最后讲一讲奥斯曼帝国的继承制。这个制度的好处和坏处很难说，起初可能是好处多，后来可能是坏处多一些。奥斯曼突厥人虽然花了一千年的时间，向西迁移了几千公里，并且渗入了大量波斯人与希腊人的血液，但是他们始终维持着基本的草原民族统治方式，没有采用长子继承制。
总而言之，奥斯曼苏丹的继承制，在草原民族中（包括元朝）大致都是这样的：哥哥去世之后往往是由弟弟继承，当然也可以由某一个儿子或是侄子继承，但要开一个宗亲大会通过选举决定。奥斯曼帝国前面150年选的都是能干的人继位。但是后来从穆罕穆德二世开始，就对自己的兄弟都不放心，怕他们趁他外出打仗的时候在家里造反。于是从他开始，苏丹们就用不同的方法把兄弟们变成无法和他竞争。或者给他们很多宫女，让他们沉迷于女色，或者把弟兄禁闭在宫内，不让他们熟悉政务。后来有个苏丹干脆收买了几个教法法官，解释说可以为了维持帝国的安定和大众百姓的利益而毒死自己的兄弟，所以谁一登基就杀其他的兄弟。
从将士用命到佞臣弄权
（1566－1699）
苏莱曼（1520年－1566年在位）是奥斯曼历史上最伟大的苏丹。他把奥斯曼帝国的疆土扩展得很广，包括整个东南欧洲，整个小亚细亚，整个高加索地区，黑海西部与北部（克里米亚等地），整个肥腴新月（今天的伊拉克、叙利亚、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阿拉伯半岛的西部（包括麦地那跟麦加）和东部（即今日海湾诸国），埃及和北非（即今日利比亚和突尼斯）。奥斯曼帝国成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领袖。
占领埃及后，奥斯曼的领土开始收缩。因为采邑制规定，只要能不停地扩张领土，就能有新的采邑赏赐给有军功的人，也就不断地有人愿意为苏丹效劳，日子就会越过越好。但是到了某一个程度，领土不能再扩张了，而贵族后代们对生活的要求很高，需索无度。再加上这时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发现了新航路，把世界商业中心从地中海移到大西洋，绕过好望角就能到印度洋，到印度洋就能通到中国。当时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富足的国家，这样，地中海以及丝绸之路就逐渐不那么重要了。在丝绸之路尾端和地中海东部和南部跟欧洲进行贸易的奥斯曼帝国收的税就少了。苏丹收入减少，军队打仗就不行了，领土也就无法再扩张。受奥斯曼统治的人不再增加，税收也就难以增加，所以就进入了一个萎缩的循环。这是我对其宏观历史的看法。
奥斯曼帝国没有御玺，每一个苏丹有一个很有艺术性的签名式。他所发的诏书，一定用这个形式来书写。奥斯曼时代的文字是以阿拉伯字母拼写的乌古斯突厥语，但杂有大量的波斯和阿拉伯词汇，这就是奥斯曼文。
在16世纪－17世纪的时候，奥斯曼帝国的主要对手是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在东部，什叶派的波斯萨法维王朝也给奥斯曼帝国带来一定的麻烦。总体而言，欧洲文艺复兴使欧洲在各方面越来越强。虽然奥斯曼军队在1683年曾经又一次包围维也纳，但是没有成功，不得不再度退兵。自此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强弱对比发生变化，双方攻守开始易势。
就在这段时间，奥斯曼上层骄奢淫逸日益无度，教士集团、受他们影响的禁卫军和保守官僚联手阻碍改革，宫廷的内争日渐激烈，佞臣、宫女、阿谀奉承的文人纷纷显露身手。苏丹和兄弟们的斗争往往反映出他们的母亲之间的斗争，也折射出苏丹后宫中女眷的家族之间的矛盾。16世纪，共有五名苏丹在位；16世纪末登基的穆罕穆德三世，利用法律漏洞，下令同时杀死他的19个兄弟。17世纪的苏丹的更迭就更为频繁，总共有八名苏丹。
如果说奥斯曼帝国只有哈布斯堡王朝这一个对手，即使对手逐渐变强，它或许还能应付，但是奥斯曼还有另外一个逐渐崛起的新对手，那就是在北方的俄罗斯。自从莫斯科大公于15世纪摆脱了蒙古统治者的枷锁以后，俄罗斯逐渐强盛，并且开始向外扩张，这就和奥斯曼帝国在东欧、克里米亚和高加索都发生了接触与冲突。
1683年奥斯曼军队最后一次进攻奥地利，包围防备薄弱的维也纳。由于统帅轻敌，波兰援军赶到，奥斯曼军最后被迫撤离。此后，奥地利、波兰、俄罗斯、威尼斯等国联合与奥斯曼在几处作战，强迫奥斯曼帝国于1699年签订了第一次损失领土的卡洛维茨条约。
尽管17世纪末曾有过企图中兴的苏丹，但是任性而懦弱的更多；虽然也有过公忠体国的名臣（如科普鲁卢祖孙三代），但是贪赃枉法者当道（管理分封采邑证书的机构可以受贿将国有土地给予毫无战功的妇女，作为“买鞋钱”），保守主义者又愚蠢颟顸。
进入18世纪，奥斯曼帝国从欧洲第一强国变为欧洲病夫，“落日照大旗”的景象已然可期。
[NextPage]土耳其进行曲：走向共和（中）
奥斯曼帝国于1520年占领了伊斯兰圣地麦加和麦地那，土耳其人开始成为咖啡的爱好者。咖啡先是从埃塞俄比亚传到也门再传到麦加，然后通过到麦加的朝圣者传遍伊斯兰世界。奥斯曼人接管圣地之后，垄断了咖啡的运销，获取重利。
今天的“土耳其咖啡”（Turkish coffee）是指将磨碎的咖啡豆煮了之后不过滤就喝的浓咖啡，喝完会在杯底剩下渣子。咖啡馆在整个中东非常流行，在16世纪到17世纪的土耳其更是十分普遍。当时还没有报纸，更没有收音机，所以大家就到咖啡馆聊天，交换信息。好几个苏丹都曾因为担心老百姓在咖啡馆聚谈会引起造反，而下令关闭咖啡馆。
到过土耳其的人多半都会记得几座著名的清真寺。这些清真寺大都出于16世纪到17世纪的建筑大师之手，其中有一位希南（Sinan）是必须要特别一提的。希南出生于安纳托利（小亚细亚）的一个希腊人家庭，小时候曾经帮着他爸爸做泥水匠的工作，后来被编入近卫军（Janissaries）。他本来当工程兵，负责架桥修路建碉堡，但是苏莱曼苏丹看中了他的能力，让他设计和督建一座巨大的清真寺。伊斯坦布尔最受人瞩目的清真寺——苏莱曼清真寺就出自希南之手。整个土耳其造型最好也最为精致的清真寺是埃迪尔内（Edirne）的赛里木清真寺；埃迪尔内是奥斯曼帝国迁都伊斯坦布尔之前的首都，距今天的保加利亚和希腊很近。赛里木清真寺在希南97岁高龄时完成，是他最为杰出的作品。
希南在回忆录里说，他一生中最大的荣耀和快乐，莫过于能和苏丹接近，听苏丹说话，尽管有时在行军时，苏丹骑在马上，他自己在地上跑。
从“师夷长技”到“改革整顿”
（1699年－1839年）
奥斯曼帝国上下大都知道要向欧洲学习，否则无以图存。当然，大家所最为关心和想学习的首先是军事，但也有人提出要进行更深刻的改革。由于奥斯曼帝国内部没有可以制衡苏丹的社会阶层，而官僚集团自己的力量不够，所以他们经常以列强要干涉为由恐吓苏丹和不肯配合的地方豪绅
就在奥斯曼帝国国力达到顶峰、上层开始骄奢淫逸、官员逐渐贪污腐败之际，世界形势起了巨大的变化。来自美洲的黄金和白银促进了商业和贸易，并导致经济活动货币化；奥斯曼帝国也因而悄然进入了货币经济时期，税收和薪饷不再以实物计而改用货币。政府为了维持庞大的开销，往往发行成分不足的金币和银币，造成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使官员和军人生活水平下降，许多人就从事副业或是把家人介绍到政府和军队里占名额领薪饷。许多近卫军还加入各种行会另谋生计，逐渐疏于军事。在这种情形下，几位苏丹以铸造货币支付对外用兵，吃了败仗不说，还因之引起通货膨胀，令社会更为不满；过去战功彪炳的禁卫军因屡次战败而受到诟病，他们便和保守的教士集团联盟来抗拒改革，屡屡闹事。
这对奥斯曼帝国的国运是一个很大的不幸。当时欧洲各国刚走出中世纪不久，如果奥斯曼上层能够决心革新，两者的差距未必会很大。由于保守派的阻挠（比如，因为反对印刷品而不许穆斯林开设印刷厂），支持改革的大臣们时常无法施展。
即使如此，18世纪时一些试图中兴的皇族和大臣还是劝服了苏丹引进欧洲人才，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特别是军事。一位法国伯爵为此受命建立军校，创办新式炮兵。他为此特别改宗伊斯兰教，更名为艾赫迈迪（Ahmet）。
俄罗斯彼得大帝的改革和其后凯萨琳女皇的步步进逼使奥斯曼帝国不仅失去许多北方领土，还造成了境内各东正教社区（即“米勒特”）的离心。
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在官僚集团主导下，奥斯曼帝国正式引进了法国的军事制度，也开始建立印刷所，创办报纸，设立翻译局，印发西方书籍等。他们派遣大量留学生，鼓励工商业，希望由此增强国内的经济活力。
这一时期登基的苏丹赛里木三世很想改革。他另建新军，采用欧洲方式练兵，但是近卫军却以“集体掀翻大汤锅”的方法推翻了他，另立新苏丹。后来一个拥有地方实力的改革派大臣出来，设法让赛里木三世复位，但是赛里木还没来得及复位，便在皇宫内被人杀害。
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进攻埃及，使埃及的行政权落入当时的封疆大吏穆罕穆德·阿里和他后代手中（直到1952年），实际上等于独立。同一时期，奥地利占领了贝尔格莱德，阿拉伯半岛（提倡基本教义的）教派领袖瓦哈比和（企图统一阿拉伯各地的）部落首领沙特结盟，并互相娶对方的女儿，声言要把不守教律（如饮酒、崇奉苏非教士）的奥斯曼人逐出阿拉伯半岛。
19世纪，奥地利、俄罗斯、英国、法国都对领土广阔的奥斯曼帝国进行侵略。欧洲列强纷纷对奥斯曼帝国放债并与奥斯曼帝国签订关税协定、最惠国待遇等“不平等条约”。列强还以奥斯曼法律落后为由，取得审判居住在奥斯曼的外国公民的“治外法权”。比如，俄罗斯宣布会保护东正教徒，天主教徒由法国保护，（由英国逼迫苏丹认可的）基督教新教米勒特则由英国保护。只有犹太人没人保护，所以犹太人一般对奥斯曼帝国最为忠诚。19世纪末意大利变强之后，主动“认领”了犹太米勒特。
1820年左右，英、法、奥地利等国的政府和文化精英支持希腊人争取独立，其中包括巴尔扎克、拜伦等人。拜伦还亲自跑到希腊去，参加对抗奥斯曼军的游击战，又写诗描述希腊人受摧残和英勇反抗的事迹。
奥斯曼帝国当然不能容忍希腊独立，因为奥斯曼帝国的主要部分就在过去拜占庭帝国的希腊土地上。奥斯曼苏丹派最精锐的近卫军去镇压独立，结果吃了败仗。1821年希腊独立，这是奥斯曼境内第一个独立出去的民族。
自此禁卫军颜面尽失，连那些本来跟他们一起做小生意的人都觉得禁卫军实在是不行。所以苏丹马赫穆德二世趁势在1826年解散了近卫军。
这时奥斯曼帝国上下大都知道要向欧洲学习，否则无以图存。当然，大家所最为关心和想学习的首先是军事，但也有人提出要进行更深刻的改革。对改革最为热衷的是帝国政府（Sublime Porte）的官僚集团，尤其是一些外交官。由于奥斯曼帝国内部没有可以制衡苏丹的社会阶层，而官僚集团自己的力量不够，所以他们经常以列强要干涉为由恐吓苏丹和不肯配合的地方豪绅。
1839年，马赫穆德二世病逝，继位的新苏丹年仅16岁。他虽然不通政事，但是心地善良，希望臣民能够生活幸福。在他的母后支持和官僚集团的劝导下，他颁布了一份诏书，指出兴衰除弊的办法是实行“新法令”，包括确立帝国人民不分宗教一律平等的原则，又提出未经审判不可处刑。这个自上而下的改革被称为“坦齐马特”（Tanzimat）（意为“改革整顿”），共持续了39年。
从改革到革命
（1839年－1908年）
社会变革一旦开始，就会进入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想要阻挡这个进程的人，只能成为不同形态的牺牲者
改革整顿（“坦齐马特”）的目标是建立法治社会和现代经济。这时有一些奥斯曼精英已经认识到，这两个目标是相互关联的，因此，发展教育，建立法院，杜绝贿赂，兴建铁路，创办报纸、电报和邮局都是改革的要务。
但是“坦齐马特”时代最易见到的改革是服饰，从苏丹到各级官员都改变了装束。男子放弃了触地宽袍，改穿及膝带扣的西式礼服；原来的大型头饰也改成了红色圆帽（fez）。另外，军队废止了绣有不同动物的军旗，改用红地新月加一颗星的设计；这面旗也就是今天土耳其的国旗。
“坦齐马特”启动了国家世俗化的进程。原来由教士集团控制的各类伊斯兰教的基金要接受国家机关的监管，连教法总法官（Sheyhulislam）都几乎成为公务员，并被配给一套办公室。
实行改革整顿的39年间，奥斯曼帝国经历了两次大的对外战争与随之而来的危机。
1853年到1856年，奥斯曼帝国在英、法两国的协助下，与俄国进行了克里米亚战争，获得胜利；在战后的巴黎条约中，俄罗斯放弃了一些它过去抢夺的奥斯曼领土，奥斯曼帝国同意进入“欧洲的政治、文化和经济轨道”，英、法等国保证奥斯曼帝国的独立与领土完整，但由于它的法律制度不同，不承认它是一个平等的国家。帝国政府官员利用这个“成绩单”，迅即促请苏丹颁布新诏书，进一步推动西方化与世俗化，重申苏丹统治下的穆斯林与基督教臣民一律平等，同时宣布设立银行，拓展道路和改善工商业。接着，1858年又颁布了土地法（允许私人拥有土地）和新刑法。
1875年，经过20年的连年对外举债后，奥斯曼政府承认破产，宣布对债务一律折半付息，“欧洲病夫”的病情更为严重。1875年－1877年，巴尔干半岛的东、西部都有基督教徒因不满专制统治而起义，政府出兵血腥镇压，引起欧洲各国强烈反应。在乱局中，发生法、德领事被杀事件，几乎引起列强的军事干预。
“坦齐马特”时代给奥斯曼社会带来两个深刻变化。第一，派遣留学生、对欧洲贸易以及基督教社区地位的提高造成了一个文化上的西化阶层和经济上的“买办”阶层；他们多数不是旧秩序的既得利益者，许多是基督教徒。第二，由于国势日弱，许多穆斯林对苏丹和官僚集团很不满；不少出身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加入了最初由上层精英成立的“青年奥斯曼人”组织，并逐渐成为主力，不仅在国内外报章上抨击时政，还从事地下活动，企图用政变推翻奥斯曼的制度； 更多人则因为难以在商业上和基督教徒竞争而进入政府或军队；还有一些人选择入读伊斯兰经学院，希望进入教士阶层。
1876年，老苏丹在首都民众连续示威的压力下，任命一批深孚民望的改革派出任首相（Grand Vizier）和教法总法官等职务。不久，新上任的教法总法官签名同意罢黜苏丹，大臣们借此逼他退位，由曾被他长期监禁的侄子继位；两天之后老苏丹割脉自杀。新苏丹在任不到三个月，就因为精神病发作而不能亲政。于是改革派官员再次罢黜苏丹，请新苏丹的弟弟阿卜杜尔·哈米德继任。阿卜杜尔·哈米德支持主要由改革派起草的宪法草案；1876年底，奥斯曼第一部宪法正式公布，不久便举行了议会选举。这是奥斯曼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1877年，俄国从高加索和巴尔干半岛两翼发动进攻。1878年初，俄军逼近伊斯坦布尔，迫使奥斯曼帝国承认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独立，让（被俄罗斯扩大了的）保加利亚完全自治，俄罗斯自己也夺取了大片领土。英国、奥地利并不愿意见到俄罗斯坐大；刚独立不久，还没有海外殖民地的德国由首相俾斯麦于1878年倡议召开“柏林会议”，英、奥等国劝诱俄罗斯参加，协商各方的势力平衡。结果俄国做出一些退让，英国因为替奥斯曼帝国说话，得到塞浦路斯，奥斯曼帝国则损失了将近40％ 的领土。
从1839年开始改革整顿到1876年颁布宪法，用历史的长焦距来看，这个时期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为现代化播下了种子。但是从当时亲历者的观点看，“坦齐马特”的道路很不平坦：反改革的声音不断，改革政策没能妥善落实；不论是“改革派”还是“反改革派”的官员们的能力和素养普遍不高，而且以贪污者居多。
1878年，阿卜杜尔·哈米德苏丹以俄国军队逼近，首都形势紧急为借口，宣布议会休会。自此奥斯曼帝国议会休会整整30年！
他的反对者指责他30年的统治是保守反动，残暴独裁。事实上阿卜杜尔·哈米德既铁腕高压，又锐意改革。他随意任免官员，大量放逐反对者，厉行新闻审查，四处派遣密探（包括到咖啡馆里偷听谈话）。同时，他又仿照欧洲的办法切实推广教育，积极发展经济，大力建设国防。
阿卜杜尔·哈米德的反对者有两个主要源头。一个是非奥斯曼（土耳其）裔臣民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另一个是受过西方教育的奥斯曼青年对他专制统治的不满。为了团结帝国内的穆斯林，同时也为了在思想上对抗西方和俄罗斯，阿卜杜尔·哈米德公开支持泛伊斯兰主义，也特别强调他是全世界所有穆斯林的哈里发。他除了要维持自己的地位，也许还是为了保卫帝国的安全与独立。但是，社会变革一旦开始，就会进入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想要阻挡这个进程的人，只能成为不同形态的牺牲者。阿杜杜尔·哈米德深知他那自杀身亡的伯父是个悲剧人物，并且力图避免同一命运。
1908年7月，此时已成为秘密地下组织的“青年土耳其”（前“青年奥斯曼”）党人策动一部分驻扎在马其顿的年轻军官发动武装起义，接着有穆斯林平民占领军械库，引发各地暴动，最受苏丹信任的安纳托利部队也倒向了革命一边。7月23日，阿卜杜尔·哈米德被迫宣布，冻结了30年的宪法再度生效；次日首都各大报纸都刊登了将举行议会选举的官方通知。奥斯曼帝国终于进入了君主宪政的阶段。
阿卜杜尔·哈米德于恢复宪法一年之后被黜。可以说，他花了30年推广新式教育和建设现代军队，是在自掘坟墓；也可以说，他完成了自己也不清楚的历史使命。
从君主宪政到始建共和
（1908年－1923年）
解放战争期间，建国的任务也在同时进行。一个全新的大国民议会在安卡拉召开，选凯末尔为主席。1921年，又通过基本组织法，界定了主权和行政区域，建立了国家机关。凯末尔的胸襟、韬略和审时度势的能力在这段时间充分表现
宪法恢复后举行帝国议会选举，青年土耳其党人获胜主政。他们最关心的是奥斯曼帝国的独立与统一。他们重申“公民”一律平等的理念，并且提出要把对“苏丹”的忠诚改变为对“奥斯曼祖国”的忠诚。这些理念明显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然而现实却不是如此；欧洲列强和国内各个基督教社区（millets）都用具体行动对这些宣示作出了否定。
不久，倾向保守的伊斯兰主义者在首都军营叛乱；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继续激烈交锋。青年土耳其党人此时分为自由派和民族派。民族派青年党人与支持他们的新派军人联合，严厉镇压反对者，在首都实施戒严，手段比刚退位的老苏丹更为暴烈。不久，支持保守势力的旧派军人进入首都发动政变，青年党人被逼下台。
继法国于1881年不顾墨迹未干的柏林会议有关“尊重奥斯曼领土完整”的宣言，出兵占领突尼斯，英国于1882年接管埃及之后，意大利于1911年出兵利比亚。奥斯曼政府派兵迎战，情况不利。
1912年，巴尔干半岛的塞尔维亚、黑山、保加利亚和希腊利用奥斯曼帝国内外交困的局面，向奥斯曼的欧洲领土发动进攻。奥斯曼军节节败退，几乎失去整个巴尔干半岛。保加利亚包围了埃迪尔内，英、法建议奥斯曼政府先放弃埃迪尔内，然后他们会参与斡旋。奥斯曼政府正在迟疑不决，保加利亚军已然攻占了这个奥斯曼发迹时代的首都（赛里木清真寺还矗立在那里）。青年党人借机发动政变，再度上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奥斯曼帝国内部有中立、选择英法和支持德奥的不同声音。出于对英、法、俄的敌意，也因为德国皇帝一再拉拢奥斯曼苏丹，又对全世界穆斯林示好，青年党的主要领导人希望可以借德国的力量收复失土并废除治外法权，于是决定参战，与德国结盟并请德国军官指挥奥斯曼军队。这个误判，令他们把一心想要抢救的“欧洲病夫”送进了医院的停尸间！
“一战”（1914年－1918年）是青年党人“无力可回天”的四年。军事上，奥斯曼的60多万部队在1915年－1917年需要同时应付四条战线——英法联军由西边逼近首都伊斯坦布尔，俄军从东边攻入安纳托利，英军进入伊拉克，法军登陆叙利亚。在国内，希腊和亚美尼亚社区有离心力，于是主政者在1915年局势紧急时决定，大量转移希腊与亚美尼亚人口；大批亚美尼亚人在各地被杀害，或是被军队驱赶到叙利亚的沙漠里。
1917年秋季，俄国发生十月革命，退出大战，给奥斯曼一个喘气的机会，但是较早前美国的参战已经注定了德国的失败。疲惫不堪、奄奄一息的奥斯曼帝国这时已经回天乏力了。而苏丹恰于1918年夏天去世，把投降（与逊位）的苦涩差事留给了继他登上苏丹宝座的亲弟弟。10月，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大臣们宣告辞职，新苏丹任命一位自由派人士为新首相，并交给他谋求休战的任务。不久，奥斯曼政府与英国签署停战协定，实际是无条件投降。
英、法军队立即进入伊斯坦布尔，成立军事管理机构。接着，英国、法国又分别由陆路进攻，希腊和意大利分别由爱琴海和地中海登陆。希腊军占领了爱琴海岸一带之后，长驱直入，威胁到安纳托利的心脏地带。
在这个危机存亡之秋，战时曾经屡建奇功的英雄人物凯末尔（Mustafa Kemal）将军，由帝国政府派遣到黑海南岸的萨姆松地区担任军政巡视员，监督武装部队的遣散复员工作。他很早就参加了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秘密组织，只是由于看法和主要领导人不同，从来没有受到重用。此时，他对希腊军的入侵极为愤慨，毅然辞去军职，着手协调安纳托利各地自发组成的“保卫权利协会”，准备进行一场“民族解放战争”。
1919年的“巴黎和约”把奥斯曼帝国肢解，马其顿、（包括科威特的）伊拉克、（包括黎巴嫩的）叙利亚、（包括外约旦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半岛西部都没有了，只剩下伊斯坦布尔连同附近的一小块欧洲领土和大部分安纳托利。1920年由奥斯曼政府签署的“色佛勒条约”（Treaty of Sevre）把安纳托利又割掉几块，一块是独立的亚美尼亚，另一块是自治的库尔德斯坦。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两条海峡由国际机构管理，爱琴海东岸的重要城市伊兹密尔由希腊管理。此外，治外法权全面恢复。这样，奥斯曼帝国就成为一个支离破碎，有形无实的国家。
好几个少数民族都依照民族自决的原则独立或自治了。奥斯曼帝国的主体民族——说土耳其语的穆斯林——却没有自己的“家园”（homeland），因为连安纳托利都是祖先来自中亚的突厥部族在12世纪后才大量迁入的。奥斯曼帝国是一个由苏丹依照伊斯兰教法统治的多民族、多宗教的军事联合体，有宗教的区分，但没有民族的界别，更没有某块领土属于某个民族的概念。
凯末尔决定按民族自决的逻辑，进行一场“民族解放战争”，让土耳其民族（住在安纳托利和色雷斯的穆斯林，包括突厥裔、库尔德裔、契尔克斯裔、阿拉伯裔和拉兹裔）也在自己的“民族家园”独立，而第一步是要把这个家园从外国占领军手中解放出来。在这一点上，凯末尔把西方词汇里的“nation”（即民族）和“ethnic group”（即族群，族裔）混杂了起来，同时又沿用了奥斯曼帝国对“millet” （即社区）的界定，认为所有住在土耳其领土之内的穆斯林同属一个穆斯林“社区”，因此是同一个“民族”，但是这个民族又是由不同的伊斯兰元素（Islamic elements）组成的。
总之，在历时三年半的解放战争中，凯末尔用他的军事才华、外交手段、组织能力和领袖魅力，得到了大多数土耳其人的信任和崇拜，中立了苏俄和保加利亚等国，因而可以集中力量把外国占领军赶出去。1922年9月，凯末尔领导的国民军进入伊兹密尔（凯末尔的夫人是伊兹密尔一位富商之女），希腊军溃败。不久，国民军收复在安纳托利的所有失地。
解放战争期间，建国的任务也在同时进行。1920年，帝国议会为抗议英国占领首都逮捕议员而无限期休会后，一个全新的大国民议会在安卡拉召开，选凯末尔为主席。1921年，又通过基本组织法，界定了主权和行政区域，建立了国家机关。凯末尔的胸襟、韬略和审时度势的能力在这段时间充分表现。有鉴于一般民众对苏丹仍然非常敬仰，而且对奥斯曼苏丹同时兼任全世界穆斯林的哈里发也非常自豪，凯末尔一直说，是因为苏丹成了异教徒的俘虏，他才不得已而另起炉灶。
英国在解放战争结束后邀请有关各国到洛桑讨论“土耳其问题”。由于土耳其是“一个国家，两个政权”，它就故意把邀请函同时发到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谁知这反而给了安卡拉政府一个好理由，大国民议会于是赶在洛桑会议之前通过决议废除苏丹，但仍保持哈里发的位置。
传世600多年的奥斯曼帝国的末代苏丹穆罕默德六世，带着他的幼子，趁夜间潜出王宫(博客，微博)侧门，乘英国战舰仓皇逃亡。奥斯曼帝国从此一去不返。
[NextPage]土耳其进行曲：迈向现代共和国（下）
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于1881年出生在爱琴海西北部的重要海港萨洛尼加（Salonika， 即今天希腊的第二大城塞萨隆尼基）。他的祖父能背诵古兰经，是个小学教员；父亲曾任海关职员，后经营木材生意，因社会动荡而生意失败，身染重病。凯末尔7岁丧父，12岁背着母亲考入萨洛尼加一所幼年军校，15岁离家入读西马其顿的军事中学，18岁进入伊斯坦布尔陆军大学，主修步兵；1902年毕业后短暂服役，因表现优异被选派到参谋学院深造，1905年获陆军上尉军衔。他娴熟于军事，擅长法文、化学、数学，也喜爱文学，是阿布杜·哈米德时期培养出来的知识丰富的新式军官。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势时
（1919年－1938年）
一个伟大政治人物的出现，除了本身的因素，还需要外在条件。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凯末尔可谓兼具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
1908年宪政革命前后，凯末尔分别在叙利亚、马其顿和利比亚服役，结识了一批关心国事的年轻军官，包括许多青年土耳其党人。1909年，驻马其顿的军队乘火车前往伊斯坦布尔平息旧式军人的反革命政变；这支部队的司令是几年后担任首相的谢夫凯特（Shevket）将军，而他的参谋官就是凯末尔。革命后的帝国政府被青年土耳其人中的“团结与进步委员会”的三个领导人把持，其中权力最大的是恩维尔（Enver）——凯末尔在军事中学和陆军大学时高两班的同学；两人并不亲近，对国家的理念也不一样。恩维尔的妻子是一位奥斯曼公主，他坚决捍卫奥斯曼王室，力主与德国结盟对抗英、法、俄，并把奥斯曼军队的指挥权托付给德国军官。凯末尔起初并不反对苏丹，但是他非常不赞成把军队指挥权交给德国人。
一次大战爆发时，凯末尔任驻保加利亚武官。1915年初，经过凯末尔本人多次请求，帝国政府召他回国，指令他以中校军阶在伊斯坦布尔西南地区组建一个师。在英军迫近，首都处境危险之际，凯末尔指挥的第十九师在达达尼尔海峡西侧的加利波利半岛抵挡住了英军的强大攻势，扭转了不利战局。他因此赢得“伊斯坦布尔救星”的美称，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这引起恩维尔的妒忌与防范，所以凯末尔在1916年初被授予准将衔之后，立刻被派往帝国的东部，担任迪亚尔巴克尔（DiyarbakIr，库尔德族聚居的城市）的战地司令。凯末尔在东部再创佳绩，在一次快速战斗后，从俄军手中夺回了两个城市。此后，他再次被派往叙利亚，虽然没有获胜，却打得很漂亮，并做了有秩序的撤退。因此凯末尔在奥斯曼军民心中形象极佳，被认为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常胜将军。
1917年10月，凯末尔因为不满恩维尔对他的安排而辞去军职，回到伊斯坦布尔，公开批评掌政的“团结与进步委员会”三巨头。年底，不喜欢“团结与进步委员会”的王位继承人瓦希代丁（Vahedettin）应邀访问德国，凯末尔被指派陪同前往，结识了这位未来的苏丹。
1918年7月，苏丹穆罕穆德五世病故，他的弟弟瓦希代丁继位，称穆罕默德六世。1918年8月，凯末尔被任命为军团司令，再度前往叙利亚。10月30日，奥斯曼帝国政府的代表与协约国签订停战协定，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三位领导人同乘德国军舰逃跑；英、法军队随即开入伊斯坦布尔，实行军事管治。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法国在近东的统帅德斯佩雷（d’Esperey）将军像拿破仑于1798年进入埃及那样，也像1453年奥斯曼苏丹“征服者”穆罕穆德二世一样，于1919年2月8日骑着一匹白色骏马，在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欧洲人的欢呼声中，正式进入伊斯坦布尔。这对土耳其穆斯林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刺激，间接帮助了三年后土耳其共和国的诞生。
1918年11月13日，凯末尔解甲回到伊斯坦布尔。他很少公开露面，有人认为他是忧国忧民，郁郁寡欢。但是根据当时一些人的回忆，他曾接受过外国报纸的访问，也曾和许多人会晤，包括四度谒见苏丹。素来精力过人的穆罕穆德六世这段时间更是忙碌非常，为了维护他代表的600余年的王统和保住自己的苏丹宝座，而与许多大臣频频晤谈。也许是要表现奥斯曼帝国的独立性，他不顾英国占领当局的反对，坚持要派凯末尔到东部去监督军队的遣散和复员。假如英国当局坚持不许凯末尔离开首都，今人就很难评断历史将会怎样发展。事实是，凯末尔于1919年5月16日乘船离开伊斯坦布尔，前往黑海南岸的萨姆松（Samsun）。前一天，一支希腊军队在协约国军舰的掩护下，在爱琴海东岸的重要城市伊兹密尔（Izmir）登陆。
凯末尔从5月19日登陆萨姆松开始，就利用这个天赐良机，一方面广为联系安纳托利亚各地的“护权委员会”，一方面把解散与复员工作改为动员与整装。一场历时三年半的土耳其“民族解放战争”就此开始，以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为结束（参见《财经》2013年第5期“土耳其进行曲：走向共和（中）”）。
这里不厌其烦地叙述凯末尔在土耳其建国前的作为，是想借此说明，历史的大转折往往含有偶然因素；某些精英的个人选择也时常会影响历史进程。
中国人对历史的重视要高于任何其他民族，然而，对历史规律的掌握和对历史教训的吸取并非我们的专利。“乘势而动”不仅需要智慧，还需要勇气。在土耳其建国史中，凯末尔和他的伙伴们就在历史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以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智慧。
从中亚跑到东欧的土耳其民族在亚、欧、非三大洲的辽阔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庞大帝国；奥斯曼帝国加上之前的塞尔柱王朝，总共持续了800多年。待到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之际，上天对这个民族确实是十分仁慈。
先是欧洲把奥斯曼帝国肢解到只剩下土耳其民族的基本躯体，所以当战胜者在一次大战后想要继续割这个行将断气的“欧洲病夫”时，在亚洲各地的土耳其穆斯林纷纷组织了“护权委员会”，发出“最后的吼声”。其次，已经战败的无权苏丹居然坚持要凯末尔到安纳托利亚去解散奥斯曼部队，使凯末尔因而有了“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的本钱。第三，在伊斯坦布尔的帝国议会因为首都被占领而宣布进入无限期休会状态，把舞台让给了在安卡拉新设的“大国民议会”，此时凯末尔开始进行“党的建设”，成立“共和人民党”。第四，玩惯了“让本地人斗本地人”伎俩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把召开洛桑会议的邀请函分别发送给伊斯坦布尔的帝国政府和安卡拉的共和国政府，这就使本来还在迟疑的凯末尔党人铁了心，乘机宣布废除大家心中都仍然有些敬畏的苏丹。最后，没有什么殖民地的美国倡议以“民族自决”作为国际新秩序的标准。假如奥斯曼帝国没有经过100年的被肢解，土耳其人就没有理由以“民族解放战争”来争取属于自己的“民族家园”。就在许多土耳其上层人物主张由美国托管的时候，凯末尔巧妙地“借东风”，用列强的时髦名词“民族自决”来长自己的声势。
一旦凯末尔政府和列强的代表签订了“洛桑条约”，土耳其共和国就等于从西方人手上得到了“现代文明国家”的“出生证明”。这的确是土耳其民族的一个大胜利。凯末尔和他的支持者清楚地知道，“乘胜追击”是最佳的战略选择，因为机会经常稍纵即逝。
于是，凯末尔和他的战友们决定和青年土耳其党人做清楚的切割：不再怀念奥斯曼帝国，而是要建立崭新的土耳其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必须——（1）在国际上独立自主；（2）缓和国内的民族对立情绪；（3）进行全方位的社会变革；（4）建设现代经济。
安卡拉政府的外交策略清楚而有效。凯末尔和斯大林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稳住了东方；再和保加利亚交好，又稳住了巴尔干地区。二次大战前，土耳其反法西斯，受到西方自由派人士的称赞。总体上，土耳其不许西方视它为“半殖民地”，也不让苏联当它的“老大哥”（为此，土耳其曾经庇护托洛茨基）。
在对待少数民族问题上，土耳其共和国采用“属地主义”：在土耳其境内出生的人都是“土耳其人”，应效忠于“土耳其祖国”；但是对于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则仍然采用类似于“米勒特”制的办法。
在改造社会方面，凯末尔执政的时代可以说是声势凌厉，万马奔腾。在不到十年时间里，通过了多个重要法案：废除伊斯兰为国教；废除伊斯兰教的哈里发；废止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奥斯曼文，改用拉丁字母；解散苏菲教团并没收它们的财产；置伊斯兰教总教长于政府控制之下；关闭经堂学校；规定每个人在传统的名字之外还需要有一个“姓”［大国民议会立法通过，凯末尔的姓是“阿塔图克”（“Atatürk”），意为“土耳其人之父”］。
经济建设是任何革命政权都不易应付，但又必须重视的任务。凯末尔政府采用混合型经济，政府一方面发展基础设施，建立基本工业；一方面补贴私人企业以助其成长。在执政党内有两种主张：一部分人主张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也有人认为政府的角色应该是临时的，发展自由资本主义才能使经济健康成长。凯末尔采用实效主义，平衡两种力量。
凯末尔·阿塔图克的政策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
1930年，西方国家正在经济萧条中，土耳其受到影响，普通百姓的生活艰难。为了实现政党政治，凯末尔请一位好朋友出面组织了一个“忠诚的反对党”，取名为“自由共和党”。两党的支持者在竞选集会中屡次大打出手，反对党的得票率远超过预料。于是，这次民主实验以“自由共和党”主动宣布解散告终。同一年，一个乡下的苏菲教士宣传恢复伊斯兰教的法定地位，并且要求恢复哈里发。当一名后备军官奉派前往调查的时候，这个教士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把军官的头砍了下来。
这两个事件使凯末尔明白到，要让老百姓得到实际的利益，也要让老百姓理解政府的施政理念。他还体会到，对缺少安全感的老百姓来说，认同传统，从宗教象征中获得慰藉是很自然的事。自此，凯末尔到处演讲，想用爱国主义代替宗教。
1938年10月29日，凯末尔缺席共和国建国15周年的庆祝大会；总统在大国民会议的开幕演说也由总理代为宣读。11月10日，土耳其政府公布了他的死讯。凯末尔刚到安卡拉时，土耳其仍是一个半封建的农业社会（1924年把希腊正教徒遣送到希腊后，土耳其甚至连水管工和鞋匠都缺乏；凯末尔也曾亲自选派一批青年到巴黎去学做西装）。他去世时，土耳其已经有了各种技术工人和基本工业。最重要的是，大多数老百姓都已具有“土耳其人”的认同。
没有凯末尔的凯末尔时代
（1938年－1980年）
凯末尔死讯公布的第二日，大国民议会一致推选伊诺努为第二任总统。伊诺努没有凯末尔的英雄光环，也缺少个人魅力，因此强人政治就此结束。稍后，共和人民党召开非常大会，宣布凯末尔·阿塔图克是党的创始人和“永久领袖”，伊诺努是“常任总裁”，土耳其自此进入以凯末尔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时代。
凯末尔主义是共和人民党根据他的一些演讲内容，在1931年的全国大会上正式通过的“基本的和不变的”“六原则”；共和人民党党徽上的“六支箭”就象征着凯末尔主义的“六原则”： “共和主义；民族/爱国主义；人民主义；国家主义；世俗主义；革命/革新主义”。这六个原则于1937年写进了土耳其宪法，至今仍是土耳其每个小学生都要熟记的基本知识。总体来说，凯末尔主义是青年土耳其人的改革政策的总结与延续，不是对过去的否定。
“二战”前，土耳其的外交方针是力求独立自主。因为它怕意大利独霸东地中海，所以坚决反法西斯。但在“二战”中土耳其严守中立；一次大战鲁莽参战的教训告诉它，土耳其谁都得罪不起。
战争刚一结束，伊诺努就指出，为了使土耳其的现代化与战后的新世界秩序相适应（即为了符合资本主义与民主政治），土耳其应该主动改变政治体制。他提议开放党禁，建立多党制。1946年，土耳其举行第一次有竞争的全国选举，新成立的民主党虽然失败，但表现得不差。1950年，两党再度交锋，民主党大胜，凯末尔亲手创建的共和人民党惨败。
这在土耳其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究其原因，是因为土耳其的中下阶层历来在国家生活中被边缘化，而在民主选举中，他们的参与可以发挥作用。这对日后各个政党的政纲取向有重要的指标意义。不少政党都说自己代表普通老百姓；凯末尔所创的共和人民党演变成了“中间偏左”；另外一些区别不大的政党则自称中间偏右，也颇有市场。
从内政看，自民主党于1950年凭选票上台执政，到1980年军人最后一次以政变更换政权，土耳其经历了颇为混乱的30年。多党政治造就了许多政客和政党；他们合纵连横，轮番出场，有些人频频“变脸”，一些政党也纷纷改名重组；但是没有一个政府能够持久，有的被选票逼退，有的被军人赶走，也有的因丑闻下台。贪污舞弊，货币贬值，工会抗争，街头骚乱，大家都习以为常。稳定的力量来自军人，他们以凯末尔的忠实信徒自居，以宪法保卫者的身份监督政客和政党。
土耳其军人于1960年、 1971年和1980年三次发动政变，宣布戒严，重写宪法；又三次在一两年内就“回到营房”。既是军人，他们有时也开杀戒。土耳其高级军人最痛恨左派和政治伊斯兰。所以多次出手镇压左派，又经常禁止伊斯兰主义者参与选举。上层军人的政治取态固然是由于他们自幼就接受凯末尔主义的教育，一部分也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和大资产阶级及世俗派精英有私交、婚姻和商业上的联系。他们盼望土耳其能够“脱亚入欧”，但是当土耳其社会走到接近西方时，军人的表现又好像是叶公好龙。
在国际上，土耳其在二次大战后放弃了凯末尔的中立外交路线，完全投入了西方阵营，不仅接受美国援助，派兵参与朝鲜战争，还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的积极成员。
地缘政治与社会结构的改变
（1980年－2013年）
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已经有200年的历史。它以学习欧洲为目标，所采取的一直是由精英主导，自上而下的权威主义模式。
20世纪80年代，由于政党政治的开展以及市场经济的运作，权威主义的作用相对减低。这就决定了土耳其最近30年来政治和经济的基本趋势。这30年间，国际政治的格局发生了三次重大变化，而国际局势与国内因素总是相互影响的。这30年来土耳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转变，必须也只能从国内与国际的双重视角来审视。
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使西方国家认识到，一个稳定的土耳其对西方非常重要，而军人动辄政变无法真正维持稳定。从那时开始，尽管土耳其内部仍然纷争不断，伊斯兰主义者的声音也越来越高昂，军人一直没有再发动过政变。然而，超内阁的权力组织“国家安全会议”却成立了；总理任主席，五名成员中三名是军人，秘书由一名军官担任，可以说是新的“军人训政”局面。
土耳其历来用补贴政策扶助本国工业（如“进口替代工业政策”）。土耳其大多数的人才精英在伊斯坦布尔附近，它的工业也集中在以伊斯坦布尔为中心的马马拉海地区，因此土耳其一向以欧洲为主要进口来源和出口市场。积极加入欧洲共同体（后来的欧盟）的呼声主要来自这个地区的精英阶层。
由于受到政府补贴，以及面对政党为争取选票而支持工会的现实，土耳其的工业品成本不易降低，缺乏竞争力，外销市场很小。在1980年-1988年的两伊战争期间，土耳其政府恰巧推动市场经济，增加了土耳其企业的竞争力。这期间受益最大的是位于东部的中小企业（被称为“安纳托利亚之虎”），它们乘机拓展外销，对伊朗和伊拉克的出口急速增加。土耳其的出口额从1979年的23亿美元骤升至1988年的117亿美元。
土耳其的世俗主义者以上层精英为主，主要在伊斯坦布尔等大城市。尽管凯末尔时代就开始进行激进的世俗化，土耳其社会一直存在不同的宗教观；大部分安纳托利亚的中小城市和农村人口并没有离开保持了多个世纪的宗教传统，因此东部中小企业家们的伊斯兰色彩仍然很明显。他们成立了在土耳其文中简写为MSiAD的“独立工业家与商人联合会”，以与一向由世俗化大企业家和大商人控制的，简写为TSiAD 的“土耳其工业家与商人联合会”分庭抗礼。在土耳其文中，“独立者”与“穆斯林”均以“M”为首个字母，因此人人都知道MSiAD其实就是“穆斯林”工业家与商人的联合会。其实，土耳其的世俗主义者与伊斯兰主义者都主张现代化，他们的区别并不是现代性与传统的冲突，而是两种现代化设想的不同。
在工业发展，出口增加的同时，自由经济的实施也带来了收入分配的失衡。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土耳其的收入不均程度在1987年居世界第七位。
东部中小企业家的兴起与社会贫富不均的加剧这两个现象成为日后伊斯兰主义者获得政治胜利的国内因素。
苏联解体、美国独强以及其后西方国家强调的全球化为土耳其创造了另一个发展经济的机遇。一如中国因为参加全球化经济体系而成为重要的受惠者，土耳其的经济在同一过程中得到长足发展。“安纳托利亚之虎”活力充沛地进入前苏联，尤其是高加索与中亚地区。即使是总部设在伊斯坦布尔的巨型企业，如柯齐（Ko）和萨班吉（Sabanci），也在俄罗斯、巴尔干地区和阿拉伯国家急速扩展，成为实力雄厚的跨国集团。这个新发展令不少土耳其人不再以加入欧盟为唯一选项。
伴随这个新发展的还有国内伊斯兰政党的演变。屡次遭解散又重组的伊斯兰政党愈来愈温和，采取了尽量不刺激军方和世俗派的语言来表述自己的政纲，公开颂扬凯末尔，也应允不会推行伊斯兰教法（Sharia）或是改变现有的世俗化司法制度。即使如此，当今执政的正义发展党（AKP）的胜利还是经历了一段艰辛曲折的过程。2002年秋季，正义发展党获得选举胜利，有足够的票数可以组阁，但是它的党魁埃尔多安（Erdoan）未能参加这次选举，因为他在1998年的一次政治集会中背诵过一首引用古兰经而又有宗教敌对含义的诗而被判入狱十个月。于是正义发展党推出第二号人物（后来担任外交部长，现任土耳其总统）居尔（Gül）出任总理，继而通过宪法修正案，允许埃尔多安参加国会补选。等他当选国会议员后，居尔辞职，他才出任总理。
埃尔多安出身寒微，没读过大学，不会说任何外语，只受过几年宗教教育。但是他富有魅力，善于演讲，更长于解决实际问题；他在伊斯坦布尔市长任内，成绩有目共睹。他领导的正义发展党已经连续赢得三次大选，主要原因是他并非传统政客出身，以解决民生问题为最长处。这十年来，土耳其的经济大有进步，而且目前仍在高速发展期。
在改善经济的同时，埃尔多安也在欧盟的催促下改组了国家安全会议，把秘书处交给文官负责，降低了军方的影响力。同时，他的政府还大张旗鼓地展开了历时数年的大规模调查，起诉了100多名（包括前任参谋总长和三军总司令在内的）高级军官、警官、法官、政客、记者和教授等，控告他们密谋制造恐怖事件，趁机进行政变。这个案子被称为“铁锤”，在土耳其引起很大的争论，如果处理得不好，它有分化和撕裂社会的可能。
“9·11”事件和随之而来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使土耳其的战略重要性大为增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认识到，作为一个政治民主、经济发展颇有成绩的穆斯林大国，土耳其是它们在中东和伊斯兰世界最有价值的朋友。与其勉强地把它纳入欧盟，引起一部分欧洲人的不安，倒不如让它留在伊斯兰世界，当中东各国（和其他伊斯兰国家）的楷模。在这个前提之下，土耳其几代人（包括许多虔诚的穆斯林）的“脱亚入欧”梦想可能就难以实现了。
西方国家的评估是基于自己的利益。作为位居欧亚之间，有将近8000万人口和1000多年辉煌历史的国家，土耳其需要为自己的明天做出定位。
它的地理和历史告诉它，土耳其既在亚洲也在欧洲，所以它未来的发展必然要兼顾东西两面。它的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15位，这个骄人的成绩是靠“国家主义”和“市场经济”互相配合得到的，很难想象它会选择偏执一端。它的民主政治已经行之有效，这是土耳其的精英与草根、军人与政客、世俗主义者与伊斯兰主义者经过80年的冲突与妥协才达成的，弥足珍贵。但是在对“库尔德问题”没有共识之前，政治民主的基础仍然不能算是巩固。
对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穆斯林国家）最有借鉴意义，不过，土耳其也必须回答两个问题：（1）现代化是否必须通过西化才能实现？（2）假如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一个国家能否在伊斯兰的文化范畴内达至现代性？
作者为香港城市大学原校长，现任北京大学叶氏鲁迅讲座教授
（陈家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