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3月初在校党委强硬运作下，清华建筑系在内部展开了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活动，先党内后党外，层层波及，短兵相接之后就是大面积的激烈揭批。系主任梁思成既是运动的斗争靶子，又是思想划线的分界点和标志物，众人围绕着他的政治问题相争不休，又缠结在旧日矛盾而无法自拨。
清华大学党委很快发现，过去所谓“受压制”的教师此次表现得特别积极，发言中屡屡指责建筑系的办学方向有问题，尤其与梁思成关系不睦的副教授周卜颐除了在会上公开点名批判，还直接写信给校长蒋南翔，要求撤换系领导。（见1955年3月15日市高校党委会《人大、北大、清华三校开展学术批判与讨论的一些情况》）周卜颐怨气如此之大，在于两人之间因学术分歧而多年结下的不快。留美刚回国的周卜颐推崇美国建筑的现代风格，对二十年代留美的梁思成的教学思想颇有成见，认为是落伍的复古主义，早已过时。而梁思成则鄙夷地称周为“泥水匠”，反批为“资产阶级结构主义”。
1948年北平解放后，梁思成欲组建国内阵容强大的建筑系，从国外多方招回一些专业人才，曾获美国建筑比赛大奖的周卜颐就是其中网罗的目标之一。周卜熙的儿子周申回忆说：“梁思成是通过莫宗江给我父亲写信，劝他回国为新中国服务。父亲信了，就跑回来，回来时在清华、北大教课，北大还派小车来接他上课，风光一阵。”（2012年12月21日口述）周卜颐迷恋摩天大楼、立交桥等现代城市元素，觉得这是统领世界的新兴技术，瞧不上大屋顶的宫殿式建筑，指责是劳民伤财，费工费料。这就必然与梁思成为代表的建筑系教学主体发生冲突，梁思成、吴良镛等系里负责人处理业务问题时有所偏心，重视程度不一，周卜颐自然感受到“被排挤”“不受重用”的滋味，他曾在系里大会上公开说是“备受冷眼”。据周申讲述，头几年周卜颐夫妇还能应邀参加梁思成林徽因的家庭派对，喝下午茶，后来双方关系转冷，来往逐年减少。
批梁运动一开始，周卜颐就处于跃跃欲试的兴奋状态，认为自己一向受压，一直坚持反对“大屋顶”的复古主义，并拿出自己设计的作品到处宣传。最厉害的时候，周在讨论会上发言极为高调，锋芒直指系领导，他说：“问题是出在以梁思成为首的小集团。”并指出：“吴良镛是梁思成错误思想的鼓吹者，设计教研组主任张守仪是执行者，历史教研组代主任胡元敬是指导者，应作深刻检讨。”（见1955年4月23日市高校党委会简报《清华大学建筑系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情况》）周到处开火，逼得被点名的人勉强报名发言，检讨再三，暗地里埋怨道：“自己还不知道要讲些什么？”据系总支汇报，许多教师对建筑系工作的错误和缺点的责任属谁问题异常关心，情绪有些紧张，此外还有教师为梁思成抱屈。
周卜颐会上的发难必然招致不少人的不满和紧张，最后还得校党委出面“教育”周，让他在态度上稍加减缓，力求会场火药味淡化一些。
二
谈及当年父亲周卜颐发言时的愤激姿态，周申感慨而道：“他也想为国家做贡献，但在建筑系不得志，老是被否定，学术思想得不到支持，心里有所不甘。”（2012年12月21日口述）清华建筑系教师支部几次向上反映说，周过去一向受梁思成的压制，因而此次批判的态度较为激烈。
周卜颐在发言中屡屡说到过去教学中的分歧点：“设计时，如果我们改变了一些中国建筑式样，梁思成就指为‘不三不四’，如果用了一些外国东西，他就说，‘这不是中国有’，是‘洋楼’。”周指责梁先生看不起工程技术，认为工程技术教研组都不懂建筑艺术，把搞实际工作的建筑师视为“泥水匠”，并说“其人其事为士大夫所不齿”。他觉得梁不该说这样的话：“工程技术是建筑艺术的奴仆。”
周卜颐下面一段发言较为典型，挟带政治性用语，颇具杀伤力，可以想像当年对梁思成所构成的冲击：
梁先生对古建筑是一片歌颂声，没有批判，把古建筑看成十全十美、登峰造极的偶像，使人觉得抄袭、硬搬已属不易，批判创造更不可能，梁先生把古建筑凝固了，总结出“法式”，把自己的设计活动局限于“法式”中，结果使建筑的道路愈走愈窄，等于作茧自缚，因为“法式”不能全部解决新时代人们提出的问题，无怪乎在设计高层建筑、新建筑时，梁先生自己也说：“困难突出”、“常常是设计时的最大苦恼”。
……事实上，正是古庙衙门式的建筑使人失掉了对新时代的感觉，遭到人民反对。
梁先生言行不一，口头上赞成批判吸取古人的、外国的有用的东西，但实际上只是要复古。这是对待民族遗产、世界文化极其粗暴的态度。梁先生对古文物也要一律保存，这在实质上并不是爱护遗产。（见1955年4月28日简报《周卜颐教授在3月24日系学习会上发言摘要》）
周卜颐在讲话中引用周扬著名的一句话“我们必须战斗”，以此来作为自己论战的勇气。直至当年5月7日中共高层已有收兵之意，周还顽强地在会上追问：“为什么梁思成还不检讨？”
梁、周之争实际上是学术分歧的恶性延伸，借助外在政治运动的打压，使本来简单的争论变得复杂和不可调和，加重了两人的人际矛盾，最后都懒得修复，只能在一次次运动中反复恶化。1957年夏天，周卜颐被划为右派，罪状之细之多，都是多年积累所致。儿子周华回忆说：“譬如他对苏联建筑不满，是反苏罪；对领导不服，说话很冲，挺损人，也是罪。他还建议北京饭店应该建停车场，市领导不接受不高兴。这不是找死吗？打成右派后，他窝了一口气，完全变了一个人，忍气呑声，被折腾了二十多年。”周华称，是否因为梁思成的关系而直接导致被划右派，好像也没有这样的迹象。但是在家中父亲始终不愿再提梁的名字。
文革后，儿女们要参加高考，周卜颐一再强调：“上大学可以，别上清华，这不是好人呆的地方。”周华感叹说，我们从小就感觉到，建筑系教授有才，各有特点，历经运动磨难，有的变得尖酸，有的滑头，没有一个是老实的。（2012年12月21日口述）
学生们对周卜颐做学问颇为赞赏，只可惜他的人生行程过于悲剧。学生彭华亮叹息道，周先生有个性，脾气倔，直率，不讲策略，容易得罪人。（2002年2月21日口述）另一位学生张驭寰无奈地说：“周卜颐留美，学新建筑。梁对他不感冒，周没事就老拿学术问题回击。清华派系多，特别麻烦。”（2002年2月27日口述）
三
莫宗江是梁思成、林徽因在营造学社带出来的小徒弟，手把手教会技艺，绘图手法高超，应该算是清华建筑系里梁的嫡系弟子。但奇怪的是，他与反梁的周卜颐私交甚好，周戴右派帽子后，他还时常偷偷去周家聊天，从隐蔽的阳台门直接入房，一聊就是几个小时。
莫宗江对恩师梁思成的心态极为复杂，既恭恭敬敬但心里又暗藏不少意见，有时发作起来颇具危险性。譬如1955年4月周卜颐他们在会上“造反”，提出梁思成、吴良镛平时作风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应该撤换他们。莫宗江悄悄地告诉系里党员教师：“抗战时美国国务院文化专员来中国曾经给梁美金二百元，让他研究中国建筑。”这指的是美国驻重庆使馆官员费正清夫妇在四川李庄营造学社与梁、林来往的事情，莫宗江作为在场者知道费正清只是帮助研究古建，此时他却怀疑梁的背后是否有“美帝搞阴谋”。这个信息很快就刊登在1955年4月27日市高校党委会《高等学校动态简报》第86期上，在当时应该视为尖锐的材料之一。
初中没毕业，就当上清华教授。建筑系上下都知道莫宗江这段传奇的经历，其间都是梁、林几十年亲授的功夫。他对梁、林的不满和埋怨，反见出人性深处的隐秘、微妙和双重懊丧。
莫宗江是广东人，他感悟好，有天分，图好，木工好。写文章困难，梁、林帮助他写，在营造学社晚期会刊上发表。后来出差写信，写了半天就写几句。莫公当老师，讲课困难，讲平面几何吃力，后来干脆不让他开。提莫宗江当教授，有人有意见。莫却处处骂梁。（学生杨鸿勋2002年3月1日口述）
梁与莫宗江没有很大的矛盾，但莫有意见。梁、林一手把他带起来，那时才十几岁，画图，梁教他，给他书看。初中没毕业，拿到高工资。梁、林有傲慢，对莫宗江当小徒弟斥责。50年代初期，人际关系有了新的变化，搞运动搞乱了。梁、林人前背后对他不尊敬，习惯了，因为以前都是手把手教出来的，像对着徒弟的口吻说话。他当教授的听了不舒服，有自卑感。（学生陶宗震2002年2月22日口述）
在莫宗江的问题上，梁思成、林徵因处理得有些不慎和大意，没有顾及小徒弟当教授后细微的变化和颜面，埋下结怨的关节。莫长于手工而怯于理论，一旦梁、林批评其不足，日积月累，性格使然，他的自卑和反弹也是强烈的。
学生陶宗震回忆说：“梁先生树敌很多，有的是学术观点导致的，有的是没有必要的因素造成的。如沈理源 并未不尊敬梁，梁、林很看不上沈，有矛盾，梁话中有话老批评沈，批评起来不客气，是不必要的刻薄。”新林院最早是沈设计的，梁、林不满地说是“英法大战”，意思是说三个档是法国旗，上面打叉是英国旗。由此陶宗震感慨而道：“林（徽因）先生是文人，语不惊人不行。戴念慈原是梁先生从南方请到清华的，戴写文章批评梁、林，认为法式不顶用。记得林先生作了批注，大意是你说不行，拿出作品来看看，看你的作品就知道会是怎么样？”（2002年2月22日口述）梁、林有时说话语气很大，不留余地，会让人心里不快，由此有意无意之间就结下怨恨。
四
不管怎样，建筑系老学生们觉得梁先生在大局上还是能容纳人的缺点，不计较前嫌。楼庆西举例说：“有的老师脾气怪，如高庄，有个性，梗直，梁先生说，‘有本事，我让他三分。’”（2002年1月28日口述）陶宗震记住这样一个场景，抗美援朝时批判崇美思想，在一次批梁会上，高庄站起来，指着梁、林说：“你们两口子剽窃，干了不少。”梁说：“你说的我不理解，你说具体？”高却不说。陶宗震分析说，这可能指的是国徽图案设计过程的琐事，涉及麦粒、红绶带等程式化问题，高庄只是在技术上进一步完善，但不能说梁剽窃。（2002年2月6日口述）
时为梁思成研究生的王其明对高庄制作的国徽模型印象至深：“高庄是个精巧的木工，做了一个模型，有齿轮、麦穗，避免方案的缺点。他给毛写信，毛回信。高性格暴烈，嫉恶如仇，说话伤人，跟不少人难以团结，冲撞厉害，梁先生还是用他，重用他。高没有资历，手下工夫真好。”（2002年2月6日口述）让学生们遗憾的是，课改后高庄被分流到中央工艺美院，依然孤高自负，说话照样锋利，在那里被打了右派，一生蹉跎，生活困苦。
“剽窃问题”一直贯穿五十年代，每逢政治运动就必有人拿此说事，让梁思成愁闷不堪。1955年初春《北京日报》奉命召开有关批梁的内部座谈会，“剽窃”之说一度占了上风，让主持批判者以为找到致命的武器。
刘敦桢在会上说梁学术上剽窃，独乐寺是日本人发现的，先做了古建考察，梁剽窃日本人的成果。朱启钤的孙子也骂梁剽窃。那天晚上会后吃夜宵，周游（《北京日报》负责人）、张大中（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觉得收获大，问我知道这些事？我说，剽窃独乐寺没意义，梁用近代科学方法考察，是自己的工作，剽窃是站不住的。他们听不进去。
批梁领导小组开会，他们汇报，说有很大发现。彭真没参加。当时周扬首先说，这种事情不要拿到这里讨论，剽窃事共产党员还干了，这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要讨论学术思想。（时任清华建筑系总支书记刘小石2002年1月25日口述）
周扬一时阻止了“剽窃说”的张扬，但说梁“剽窃”却持续了二十多年，直到文革后还有人紧紧咬着此点不放。实际上营造学社作为自主的民间社团，走的是美国基金会样式，使用部分庚子款，归梁支配，提个报告显示一下成果，就结束一个课题。很多人不相信梁思成在此经费问题有大误。
从营造学社开始，刘敦桢与梁思成就是相知很深的同事关系，几十年共事大体友好，在学术上还是互相尊重。但是1955年时他对梁的批判和揭发非常厉害，尤其是“剽窃说”直接伤害到梁的人品问题，让梁在众人面前难堪。时隔半个世纪，学生们对此倒是持谅解的态度，杨永生说：“刘敦桢当时要求入党，在政治运动之下自然表现很积极，难免会说过头话。建筑界搞运动是推波助澜，越是好朋友越要批，要保护自己。”（2002年2月21日口述）王其明认为：“有人说刘敦桢批梁，不批不行，不说话会很危险，会被认为是落后分子。有的党员出身的人，一点不懂古典建筑，不需根底，就是反对梁，说‘我一生奋斗的目标就是打倒梁思成’。刘敦桢与这些人不同。”（2002年2月6日口述）
据说，当年营造学社经费困难，刘敦桢离去，梁思成还掉眼泪。但是离开的真实原因，知情者不说。杨永生曾经私下问过刘敦桢的家人，均不说，儿子回答是“晚辈不说长辈的事”。但陶宗震偶尔一次听刘师母讲，大家吃散伙饭，吃完后刘敦桢忍不住拍桌子大骂：“我是净身出户。”意思说被扫地出门。
让刘敦桢在意的是，梁思成1947年到美国讲学，带去一大批古建资料，其中有刘的资料，刘内心里对此事不释然，始终认为是剽窃行为。学生辈对此颇为无奈，归结为小生产意识搞不好社团经营，关系没梳理好，制度预设不规范，必然矛盾丛生。
建筑系有一传言，1962年梁思成与林洙结婚，刘敦桢说了四个字：“多此一举。”
2002年1月8日，笔者在清华建筑系资料室采访林洙，她形容梁思成五十年代绝对相信党，就像在闷罐里显得幼稚。她说：“梁思成和刘敦桢他们曾一块研究古建，有矛盾，刘常说梁的缺点，我从来没有听梁说到刘的缺点，梁还是能宽容人的。”（2002年1月8日口述）
五
学生楼庆西回忆说，1955年批梁时，《建筑学报》分好几期刊登批判文章，都是梁思成同时代的熟悉朋友写的，迫于压力，口气厉害。彭华亮则感叹，抗战时他们是患难之交，但历经各种磨难、政治运动侵扰，梁先生的同辈心态出现不平衡，觉得自己受冷落，不被重视，就会散布各种话，彼此不服气。（2002年2月21日口述）
在清华建筑系，人称刘敦桢教授为“大刘公”，叫刘致平教授为“二刘公”。刘致平为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一班学生，在营造学社时为唯一科班毕业的骨干，其专业才学和绘图技艺为梁思成所欣赏。但是两人的矛盾似乎相伴终生，隔膜越来越深，谁也不能解开其中的情感死结。
梁先生出国讲学，刘致平认为梁把大家的劳动果实、营造学社的资料拿出去，带着图出走，在外出版，资料留在外面。刘致平就说他卖国。实际上梁是国家派出去的，参与联合国大厦设计。刘致平一直与梁闹别扭，梁让着他。同学们推我做刘的工作，我做工作时他就发牢骚，我到梁、林处照搬。有一次梁急了，把刘致梁的信给我看了，刘在信中厉害地说：哪一部分由你讲，哪一部分由我来讲。刘致平后来辞职，蒋南翔批准，到建筑设计院调查伊斯兰教建筑。（学生陶宗震2002年2月22日口述）
刘致平经常与梁斗争，动不动就提意见。刘致平埋怨：“梁先生死教学，自私，尽知道自己活动……”刘对梁没有什么感情，一谈营造学社就神经质，老想恢复学社。梁先生说：“私人办的，共产党怎么承认？” 有一次晚上开会，刘要辞职。梁先生气坏了，跟系里说：“辞，就让他辞了。” 梁先生说，这个学生不听话，唉，这个助手没怎么用。（学生张驭寰2002年2月27日口述）
对于营造学社的解散，刘致平不同意，至死要恢复。刘认为梁贪污营造学社的钱。梁先生认为他古板，不太懂事。梁跟刘比较紧张，没法合作。刘跟人合不来。文革后期，在建筑科学院，我有时找刘聊天。他说，梁先生不同意恢复营造学社。我说，拉倒了，连中国共产党办的建筑学会都停了。他又提梁先生贪污。我说，是一笔庚子款，没多少钱，我不相信梁先生贪污。（学生杨永生2002年2月21日口述）
刘有一个缺点，就是不愿传授知识，老早不上课，要写书，不适宜做老师。梁先生说他整天闹情绪，想恢复营造学社，出成果，强调科研，不爱开课，不爱讲心得。学生反映：“刘先生尽说半截话，一到关键时就捂嘴不说。” 他骂梁先生贪污，资料都是学社，梁一人都霸占，还有经济问题。尽挑毛病。（学生杨鸿勋2002年3月1日口述）
在杨鸿勋的记忆中，每次刘致平急着找梁思成，屡被人拦阻。但他一见到梁又规规矩矩，呑呑吐吐，说话小声。梁不客气顶他，有时又连批评带安慰：“研究室是党办的，比私人学社要好得多。你好好干，将来就是副主任……”刘致平在梁那里碰钉子回来，气呼呼地说：“梁这个东西，给我耍无赖……”梁曾回应：“你说我贪污，告吧……”
梁与刘相交几十年，爱恨交加，不可言及。他们相互冲突的百般滋味，后人是难以体会周全，弄不明白。梁思成晚年学生黄汇记住了梁发自心底的几声叹息，赞赏中夹带有几分不安和凄迷：“我们这里有学问的，刘致平、莫宗江……”“莫宗江没读书，他有学问。《营式》印刷不好，颜色对不对我记不准，要去问他。”（2002年3月5日口述）学生有才却不同心，老是拆墙脚，甩冷语，给冷脸，这是让晚年梁思成最觉伤感和无奈的地方。
六
陶宗震在接受采访时，一再说到老师梁思成做人的难处：“梁先生在北京树敌很多，在北方没有朋友，在南方有。他的志趣相投的老友多在南京、上海，在北京则多是互相瞧不起的同行。”（2002年2月6日口述）
头一个不服梁思成的就是出身北大工学院的朱兆雪，在比利时学水利，当过市设计院总工程师。他精通结构、数学，善于解决建筑上的难题。陶宗震回忆道：“梁思成在领导面前说这不行，那不行，而朱说可以，在人民大会堂搞结构果真就行。”王其明介绍说，朱兆雪年纪较大，头脑好用，能量大。他看不起梁先生的造型技术，认为梁的设计是多余、空想，嘲笑梁所谓培养学生想像力的教学思路。这主要是结构、建筑是两码事，北大培养建筑师可以当结构建筑家使用，会计算。我们去中直工程处实习，主任一听我们是清华建筑系就不喜欢，北大学结构的人实用。两校之间互相看不起，林微因就不愿让儿子上北大，不让儿子走那条路。（2002年2月6日口述）
长期在北京城建系统工作的温梓森曾见过梁、朱的争吵，有一次在书记兼市长彭真主持的会上两人当场顶撞，梁大声说：“朱兆雪，你根本不懂建筑。”朱反驳说，你不懂。温梓森回忆道：“解放前北京市建筑师没几个，朱是屈指可数的名人，设计过首都电影院。他借靠建委赵鹏飞，参与不少城市建设。”他说，当时首都城建分两派，一派是老北大工学院，代表人物是朱兆雪、沈琦，是一个很有势力的队伍；二是以梁思成为代表的清华队伍，加上南方来的设计队伍。（2002年3月19日口述）
两派的对立很明显，中央建设部机关是两派，北京市规划局也出现两派。清华建筑系逐渐占了上风，暗地里提出的口号是“进攻三院”，即建设部规划院、工业设计院、北京市设计院。正因为这三个单位清华学生很多，以致后来北京市建筑设计院都不敢再找清华学生，用了部分同济、浙江大学毕业生，避免一家独大。
梁思成与南方的名建筑师来往密切，如美国宾大同学童隽、杨廷宝等，尊敬有加。他与南方人的设计队伍较有共同语言，对朱兆雪强势的行为同样不满和反对。因此他时时关注北京建筑行业内的动向，对朱的起落颇为在意。如筹建东郊面粉厂厂房，最终确定由南方人设计，不赞成朱的方案；第一机床厂铸工厂房是朱兆雪设计的，但工程建设中出了问题，南方设计师借机集体攻击；确定杨匡麟设计北京王府井附近的和平宾馆，朱兆雪又认为是南方人抢了北京买卖，非说和平宾馆设计不行，要垮，杨匡麟不与之争论，反而又加盖了一层。与朱兆雪他们在设计图上相争几十年，党政相关部门时而利用时而制衡，双方挤兑时就难免达到了人际上相当恶劣的程度，这对于梁思成来说确实是一种长久的劳神伤情，内心郁结很难得以舒展。
梁思成政治上一旦被动，就必然屡屡在人际关系上陷于困局，反目和隔阂相伴相生，有人嫉恨他的得志，有人怪罪他的不提携，有人在逆境中落石，他自己性格上的懦怯和不足、解决能力的弱化及历次政治运动天生的晦暗和惨烈又会加重这种复杂程度。学生黄汇六十年代初清华毕业欲赴新疆工作，梁思成曾经感慨地告诫：“对你表面好的人，不一定对你好。有的对我好的人，最后批我时很不实事求是。但是这就是社会。要学会与人相处，不要像在学生时代孩子一般。”（2002年3月5日口述）黄汇记得，梁先生说这些话时，语速很慢，间断地迸出短句，笑容渐无。
（陈家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