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些书偶然遇到的，但是一旦遇到就可能手不释卷，国内著名美国史专家刘绪贻先生的《中国的儒教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即是，而且，本书是刘先生1940年代在美国所作的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才译成中文出版。本书算是儒学思想史之一种，读起来别有一番趣味，特别是其关于中国专制思想的生产动力问题。
儒教这个概念，脱胎于儒学，即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流派，主要的文本是所谓四书五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及《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公元前136年董仲舒上书汉武帝，主张“诸不在六艺（说明：六艺即六经，原包含《乐》，但后来落到实处只有五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于是中国进入思想统一于儒家之学或者经学的时代，儒学上升为国家宗教，所以称为儒教。在两千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大多数著书立说之人，无论其学说宗旨实际如何，总要到经学中去寻求根据，否则便是社会的异类，受到种种排斥，如明代李贽反孔，就被指控“惑世诬民”。
以国家宗教形式的思想长时期地控制大多数人的现象，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来说，这本质上是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控制问题，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在某一国家的某个时期，当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为夺取统治而争斗时，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于是分权就被宣布为“永恒的规律”。
（二）专制思想之横贯中国历史，首先要追溯董仲舒的提议为什么会被接受，乃是出于统治阶级的需要。孔子的思想在先秦时期只是诸子百家之一，先秦时期的终结是以秦灭六国为标志的，而秦王朝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法家的有效治理，法家思想随着秦朝而一度支配了整个中国，奉行儒家思想的儒生由于与新政府对抗，遭到迫害。当然，秦朝以强暴而成功，但未能以强暴而长期统治，二世而亡。此中蕴含了刚柔相济的统治之奥秘，但后来者并未马上认识到。
鉴于秦的强大路径，汉朝的开国之君刘邦蔑视儒生，尽管儒生想要追随他，但刘邦毫不客气，甚至用小便侮辱儒生的帽子，刘邦的牛人口气是：“我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史记》卷九十七）。刘邦成为高祖皇帝后，陆贾不时在他面前说到《诗》、《书》这些儒家经典，皇帝不高兴地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回应了一句后世广为流传的话，“居马上而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史记》卷九十七）
随后陆贾以秦朝为例，解释了为什么不能单靠武力和刑法统治天下的道理。他还写了包含十二篇文章在内的《新语》，向皇帝宣传了儒家的教义，这样便提供了统治阶级重新思考政治合法性问题的契机，也开启了儒家思想走向大一统的国家意识形态之路。
汉武帝时，地方诸侯强大已经构成对中央政府的威胁，那些控制地方、拥兵自重而且德高望重的诸侯是不会毕恭毕敬地效忠于皇帝的，因此，对汉武帝来说，“只有被儒生们着力鼓吹的，在思想上讲‘忠’、在实践上讲‘礼’的儒学可以逐步地把那些诸侯置于他的控制之下。这就使得这位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对儒学非常赞赏。”
武帝在仍然不能肯定儒学是否就是能帮助他统治的最理想的学说时，有一次提了一个考验性的问题：“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前汉书》卷五十六）
董仲舒在回奏中说：“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前汉书》卷五十六）
至此，儒教在理论上便得以确立，它借助极权政治排斥并压制一切其他思想，强行让人民去接受并服从，以话语形式论证统治的合法性，满足统治阶级的愿望，具备了一切专制思想的特征。
（三）刘绪贻《中国的儒教统治》之意义当然不在于仅仅揭示了统治阶级对儒教的需求，而是深入揭示了依附于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怎样去积极进行专制思想的生产，以至于违背精神生产的自由本性，扭曲自己的人性。
任何思想都必须在生产中存在，汉代确立了”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国家宗教地位，但是，对于既定的经典来说，”说话者“已经不在了，经典自己不能发出声音，必须由后来者去对经典进行选择，对字句进行解读，这就是专制思想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
国家意识形态的生产涉及两部分人，即统治者及专业的精神生产者，马克思认为在统治阶级中间存在着”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玄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主要的谋生之道，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并且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在实际中他们是这个阶级的积极成员，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9页。）
为什么那么多的知识分子不愿意像庄子、魏晋的”竹林七贤“那样去在精神世界中逍遥自在，却要以毕生之精力去苦啃四书五经，去昧着良知论证那些与生活常识相悖的所谓”经典理论“，去降自己之人格而违心地充当帝王的传声筒呢？马克思讲了一句非常到位的话，这些”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玄想家“，”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主要的谋生之道“，即为物质利益而从事专制思想的生产，所以，刘绪贻先生在这部著作中将儒教知识分子称为”既得利益群体“，为利益而放弃自由思想的权利，这就是千年儒教史上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选择。
董仲舒一开始便意识到了专制思想必须进行常态性生产的问题，即使”六经“已在，但还是要人来传播，他提出：“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前汉书》卷五十六）
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推行了四大措施：第一，儒家以外的其他诸子百家的学说均被禁止，解除通晓这些学说的人的职务；第二，设《诗》、《书》、《礼》、《易》和《春秋》五经博士；第三，吸收了几百名儒生进入官僚阶层，其中公孙弘是第一个被封为侯的儒生；第四，就在公孙弘的劝谏下，制订了国家儒学教育计划。
公孙弘并不满足于此，他还提出了一个以儒家知识和行为作标准的文官升迁制度：谁越通晓经书，越遵循儒家道德标准，谁就越能得到更快更高的提拔。这项计划也被武帝采纳了。“从此以后，只要是想在仕途上进取的人，就必须熟谙孔子之学；而一批以研习六艺五经为业的博士弟子们，通过推荐和考试，在朝廷的支持和；允许下被免除赋税、徭役和兵役，在中国社会里跃居于普通人民之上，成为候选的官员。这是真正的儒生阶层的滥觞。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群体不断扩大，从而逐渐垄断了官僚阶层，并且与皇室一起，构成此后统治中国2 000年间绝大部分时期的统治阶级。”
关于知识分子受利益诱惑而热中于读经释经的倾向，班固在东汉初年有所记载：“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公元1一6]，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前汉书》卷八十八）汉宣帝时期，《大夏侯书》一派的领袖夏侯胜曾教诲弟子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拾地芥耳。”（“青紫”意指高官）（《前汉书》卷七）
到宋真宗时期(998-1023)，利益继续扩大。凡有资格参加礼部考试的士触犯公法，还可以缓期执行，这种特权甚至被扩展至触犯私法者。这样，那些略通文墨而具有危险倾向的人，也不必去冒险对抗制度，他们可以走成为一名儒生的道路。据传，宋真宗曾写过下面这首诗以鼓励经学研究：“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车马多如簇。”
这样，汉代以来，“利用儒化富有才干和雄心勃勃的平民，使其效忠于皇室以确保自己的既得利益，是非常成功的。在取得这种成功的过程中，儒生阶层的既得利益也如此深深地植根于社会之中，甚至皇帝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将之根除或者哪怕只是减弱。”官学勾结、官学合一的状态完整形成，顾炎武后来描述道：“今天下之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生员也；倚势以武断于乡里者，生员也；与胥史为缘，甚有身自为胥史者，生员也；官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者，生员也；把持官府之阴事而与之为市者，生员也。前者噪，后者和；前者奔，后者随。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锄之而不可锄也。小有所加则曰：‘是杀士也，坑儒也。’百年以来以此为大患。”（《亭林文集》卷一）
（四）儒生知识分子集团依靠为统治者读经注经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利益，但给他们自己的精神世界带来了什么、给民族的生存发展带来了什么呢？
就前者而言，他们使自己成为虚伪之人、异化之人。刘绪贻先生讲到王莽时期的故事，“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迫不及待地、意在使经书学以致用的儒生们，变得如此的‘官欲熏心’，为立身于仕宦之林，甚至可以背弃儒学的主旨--忠君。只要能猎取权势，他们不惜甘当叛臣。王莽摄政并策划他的篡位阴谋时，借助慷慨的施惠和严酷的刑罚，笼络和控制了一大批未入仕的儒生。为了考验儒生阶层是否拥戴自己，他假装谦和地拒绝了皇帝因其功劳赐给他的新野封地。结果，他发现有487 572名儒生交口称赞，并请求他接受封地。即使是身为汉朝宗室的刘歆，为了成为知识阶层的领袖，也真心诚意地支持他。这就说明，儒生阶层为了获取既得利益，也是可以不惜危及皇室利益的。”
就后者而言，他们使自己成为民族改革创新的阻力--即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抗拒，这从宋代王安石变法可以窥得。王安石时代宋代的科举选官制要求大量记诵经籍，如《五经正义》。实际上，考生记诵得越多，考试就越可能成功。这样的学习与考试，使得儒生们身心备受摧残。王安石想改革科举制：优惠那些在考卷中能够运用六经原理议论实际事务的考生，而不是那些死记硬背经书的考生。
但是，已经异化并扭曲的儒生并不希望受到拯救，他们宁可死于科举也不愿意放弃从科举中得到的利益。当时的儒生阶层在皇族的支持下，强烈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尽管他们也公开承认确实需要实施新政。哲学家程颢出来说：“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也。舍而之险阻，不足以言智。自古兴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谓不可而能有成者，况于……用贱凌贵，以邪干正者乎？”（《宋史》卷四二七）这无非是依据经学论证现行社会秩序就是自然秩序，一切不可更改。刘绪贻评价道：“宋代哲学家这样为自然或现行社会秩序辩护，也许是下意识的，但却很有效地捍卫了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扼杀了所有改革的企图。”
刘绪贻先生在结论中对比了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感叹道：“很少有人愿意为某种不能给他们带来安全、威望、财富、名声等的事物而工作，更不用说为之战斗和牺牲。假如在美国，由于在某种意识形态中的既得利益的深文罗织，统治阶级成功地导致了所有工商业家、各种专业人员以及科学家的没落，至少是他们社会地位的下降，而且社会现实也转而将所有的幸运、权力、名声、威望等等全都赐予那些熟悉这种意识形态的人，那么，谁还会再关心科学与技术呢？另一方面，没有一个具有足够力量打退那些危及其既得利益的变革企图的人，会不去这样做。这就是产生使儒学在中国维持如此一个长时间统治的各种动机和事件的一些基本原因。”
（五）历史终于前行到了近代，科学理性的西方文化开始撞击固若金汤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专制思想的合理性开始脱落。美国《纽约时报》19世纪70年代发表的文章称，中国的知识分子“反对电报、铁路以及一切新鲜的东西。他们阅读的经典著作是孔夫子时代创作的，世界历史或人类思想、智慧的发展史，以及所有事物发展和学问的来源之一切最本质的东西，就在那个时刻停顿下来。从那以后，华人就一直在不断地咀嚼着那几块干骨头，并且，如果有任何其他知识的小舟敢于向他们靠近的话，他们就会咆哮不止。”“在人类智力发展的过程中，他们是世界上最教条的人、最刻板的人。个人如此，整个民族更是如此：冷漠、很难脱出既有的条条框框、缺乏进取心、厌恶一切创新和改革”（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1、101页）专制思想给中国文化带来的损害，暴露无遗。
一百年以后，强人毛泽东亦难得地反思到中国专制思想的危害，他感叹道：“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果汉代只有僵化的经学，思想界死气沉沉。武帝以后，汉代有几个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到东汉末年，儒家独尊的统治局面被打破了，建安、三国，出了多少军事家、政治家啊！连苏轼自己在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也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党的文献》2006年第4期）
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你可曾认真面对历史？这是刘绪贻《中国的儒教统治》在近70年前所提出的问题。
（陈家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