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场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法国革命不仅摧毁了社会中间组织和传统习俗、权威，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而且摧毁了宗教，并在摧毁宗教的同时宗教建立了自己的宗教——政治宗教。
托克维尔写道：“法国革命是以宗教革命的方式、带着宗教革命的外表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它不仅像宗教革命一样传播甚远，而且像宗教革命一样也是通过预言和布道深入人心。这是一场激发布道热忱的政治革命。”革命的政治动员和宗教的布道有类似的功能，它也像宗教一样用“预言”（以某某“主义”标榜的“人间天堂”“远大目标”）进行“布道”，即意识形态宣传。革命不但要改变制度，而且要改变日常生活，还要改变人的信仰，“灵魂深处闹革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彻底的，也是全面的，远非古代的王朝更替可比。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革命也是一种政治宗教，它不仅要改变制度，而且要改变包括信仰在内的一切。中国革命所谓的“破四旧立四新”早已超出了改变政权的范围，它要改变的是包括制度、习俗、生活方式、信仰等等在内的一切。
当然，与传统宗教不同，革命的政治宗教的特点，是要把“天国”建立在现世。“法国革命正是依照宗教革命的方式展开的，但是法国革命涉及现世，宗教革命则为来世。”革命的可怕之处也在这里：这个“上帝”同时拿着“圣经”和枪。
宗教的特征是把“人本身”作为考虑对象，而不是世俗层面的国家法律、制度、习俗。宗教的主要目的是要“调整人与上帝的总体关系，调整人与人之间的一般权利和义务，而不顾社会的形式。”而且宗教超越国界，它的规范并不限于某国某时的人，也不管法律、气候、民族有何不同。宗教教义既然自以为植根于人性本身，便能为所有的人同样接受，放之四海而皆准。“宗教革命因此不像一般的政治革命那样局限于一国人民、一个种族的疆域之中。”（《旧制度与大革命》51）这就是宗教的抽象而普遍的特征，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特征：它的教义不仅适合于中国人，而且适合于世界上的一切人。
“宗教把人看作一般的、不以国家和时代为转移的人，法国革命与此相同，也抽象地看待公民，超脱一切具体的社会。它不仅仅研究什么是法国公民的特殊权利，而且研究什么是人类在政治上的一般义务与权利。”这就是法国革命的普世主义和平等主义（无差别地对待所有人）的特点。“法国革命在社会与政府问题上始终追溯到更具普遍性的，也可以说更自然的东西，正因如此，法国革命既能为一切人所理解，又能到处为人仿效。”
“法国革命仿佛致力于人类的新生，而不仅仅是法国的改革，所以它燃起一股热情，在这以前，即使最激烈的政治革命也不能产生这样的热情。大革命激发了传播信仰的热望：掀起一场宣传运动。由此，它终于带上了宗教革命的色彩，使时人为之震恐，或者不如说，大革命本身已成为一种新宗教；虽然是不完善的宗教，因为既无上帝，又无礼拜，更无来世生活，但它却像伊斯兰教一样，将它的士兵、使徒、受难者充斥整个世界。”
这就是所谓的政治宗教，革命的彻底性、全盘性和破坏性在这里都有了。中国革命就是这样的一次革命。不仅如此，中国革命更进一步，它不但有自己的信仰和宣传，而且还有自己的“上帝”毛泽东，甚至有自己的“礼拜”，即一套效忠毛泽东的仪式（“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
革命与中央集权——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之二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中央集权制非大革命的成就；相反，这是旧制度的产物，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唯一部分，因为只有这个部分能够适应大革命所创建的新社会。”（75）这一点和中国似乎也极为相似——无论是蒋介石的中国还是毛泽东的中国，都是比它推翻的制度更彻底、更地道的中央集权制。
中央集权制首先体现在贵族的去势。
托克维尔分析到：革命前法国的国家和社会权力掌握在中央政府直接任名的总监手里，掌权的机构是御前会议，御前会议成员并不是大领主，而是平民或出身低下的人物、有资历的前总督以及其他有实际经验的人，所有成员均可撤换。御前会议的行动通常是无声无息、不引人注意的，它始终有权而下声张。御前会议的权力无所不达，但同时又默默无闻，几乎不为历史所注意。国家的整个行政均由这个一个统一机构领导，内部事务的几乎全部管理都委托给单独的一位官员，即总监。总监管理的差不多是整个法国的公共事务。总监的角色不断变换：财政大臣、内政大臣、公共工程大臣、商务大臣。
与中央政府一样，各省也只有单独一位代理人。18 世纪的法国虽然还能看到一些大领主带有“省长”头衔，这是封建王权的旧代表，他们常常是世袭的。但他们不再拥有任何权力。总督拥有全部统治实权。（参见70-71）
奇怪的是，这些官员虽然权力很大，但在封建旧贵族尚存的光辉面前却黯然失色。正因如此，人们在那个时代很难看到总督，尽管他们的手早已伸向四面八方。“比起他们来，贵族在社会上更优越，他们拥有地位、财富和敬重，这种敬重总是与旧事物相联系的。”也就是说，总监有权（政治权力）无势（社会地位），而贵族有势无权，“若是有人提议任命大领主为总督，便是对大领主的侮辱；即使最贫穷的贵族也常常不屑于出任总督。”在贵族看来，总监“是资产者以及农民派到政府中任职的一批新人”，“是一群无名小辈。”（78页）然而，这些人却统治着法国。权力与威望分离了。
“在旧的封建社会，如果说领主拥有极大权利，他也负有重大责任。他的领地内的穷人，须由他来赈济。他应在可能范围内，使其附庸中无土地者获得生存手段。如果他们当中有人陷于贫困，领主有义务来救助。类似的法律在法国很久以来就不复存在了。领主的旧权力已被剥夺，因此也摆脱了旧义务。没有任何地方政权、议会、省或教区联合会取代他的位置。法律不再赋予任何人以照管乡村穷人的义务；中央政府果断地单独负起救济穷人的工作。”（81）这样一种失去了政治权力，也不再承担救济照顾穷人的责任和义务，却依然享受着社会权威和经济特权的一帮贵族，怎么可能不成为大革命时期穷人恨之入骨的对象呢？
其次，中央集权制的另一个表现，是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被剥夺了自治权力。“和在旧制度下，像今天一样，法国没有一个城市、乡镇、村庄、小村、济贫院、工场、修道院、学院能在各自的事务中拥有独立意志，能够照自己意愿处置自己的财产。当时，就像今天一样，政府把全体法国人置于管理监督之下，如果说这个蛮横字眼当时尚未造出，至少它在事实上已经存在了。”（第91页）
旧制度、也是中央集权制的第三个表现，是特别法庭高于普通法庭，中央政府经常干涉司法导致司法不独立。“在欧洲，没有哪一国的普通法庭较之法国的普通法庭更独立于政府；但是也没有一个地方像法国那样经常使用特别法庭。”（92）由于国王无法左右法官的命运，既不能将其撤职、调离，也往往不能让他们擢升，不能用利禄和恐吓控制他们，因而感到普通法庭的这种独立性妨碍他的行动，这种局面促使国王避免将直接涉及王权的案件交法庭受理，并且在普通法庭之外，另创立一种为国王专用的、更依附于他的特别法庭。这是法国都有的现象。在有些国家，如德国的某些部分，普通法庭从未像法国当时的法庭那样独立于政府之外，因此便没有同样的防范措施，也从不存在行政法院。国王在那里有足够的权威控制法官，故而无需委派专员。
普通法院被架空后，重大的公共问题就由行政法院、御前会议和总督处理。“凡是涉及公共利益或因解释政府法令引起的争讼，均不属普通法庭所辖范围，普通法庭只能宣判涉及私人利益的案子。”（93）这大大削弱了普通法的权威，实际上导致了法外有法，同时也导致了司法和行政的混淆：有关征税的大部分诉讼问题一律归总督和御前会议审理，有关车辆运输和公共车辆治安、有关大路路政、河流航运等所有事务亦归总督和御前会议处理。总之，只有行政法院才能审理涉及政府的所有讼案，更导致了以总监和御前会议为代表的行政权力的腐败，总督或御前会议经常将与政府没有明显关联或明显与之无关的议案拿来亲自审理，总督甚至可以自己选定人员组成一个类似临时法庭的机构来审理刑事案件。“总督煞费苦心，使这种特别司法权限不断扩大。”（第94页）有一位官员甚至说：“普通法官须服从既定法规，他们必须镇压违法行为；但是御前会议永远可以出于实用目的违反法规。”（94页）
这样，大革命爆发前法国的法律是混乱的，司法和行政的关系更混乱。“一方面，旧制度下的司法权不断超出其权力的自然范围，另一方面，司法权从来全面履行其职权。如果对这两方面只知其一不知。”“法庭时而获准制定政府规章，这显然超出法庭所辖范围；时而又被禁上审理真正的诉讼，这等于被排除于自身权限之外。”托克维尔认为，政府不断介入司法领域，这比司法干涉行政更为可怕，“因为法庭干预政府只对案件有害，政府干预法庭则使人们堕落，使他们变得兼有革命性和奴性。”（第94页）从这点看，革命前的中央政府和歌迷后的中央政府一样，都是随意干涉司法，庇护政府官员。
总结革命前的旧制度特征：由一个被置于王国中央的唯一实体（御前会议）来管理全国政府；由一个大臣（中央政府总监）来领导几乎全部国内事务，在各省由一个官员（地方总监）来领导一切大小事务；一些特别法庭审理与政府有关案件并庇护所有政府官员。
托克维尔指出，这些都是我们所熟知的中央集权制的特征，它在大革命后得到了延续和强化。大革命只是在原先的古老政府大厦基础上建起了另一座大厦而已。政府保留了旧政权机构的一切流弊，而且从不予以纠正，只是竭力取而代之。当然，与原先的中央集权相比革命后建立的中央集权权力更大，因为“时代不断为中央政府开辟新的活动范围，法庭缺乏灵活性，跟不上政府，新的案件层出不穷，它们在法院中无先例可循，与法院的常规格格不入。社会飞跃发展，每时每刻都产生新的需求，而每一种新的需求，对中央政府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权力源泉，因为只有中央政府才能满足这些需求。”（第99页）
托克维尔进一步指出，摧毁贵族政治的人民也自然而然地倾向于中央集权制，因为在人民内部，所有权力自然都趋向于统一，人民的“民主革命扫荡了旧制度的众多体制，却巩固了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制在这场革命所形成的社会中，自然而然地找到了它的位置，以至人们心安理得地将中央集权制列为大革命的功绩之一。”（100页）
这样的中央集权政府还有这样的两个特点，一是绝对不允许民间组织的存在，“想不靠政府帮助便自行成立的最小的独立团体也使政府畏惧，最小的自由结社，不论目标如何，均使政府不快；它只让那些由它一手组成井由它主持的社团存在”，“它不愿让公民以任何方式干预对他们自身事务的考察；它宁愿贫乏，也不要竞争。”（103）
但是，必须让法国人尝一点“放纵的甜头”，以慰藉他们所受的奴役，因此，中央集权政府的另一个特点是：允许“自由地”讨论有关宗教、哲学、道德的种种“普遍的和抽象的理论。”这个政府不怎么管大原则而只在乎眼前的权力，“只要人们不评论政府的芝麻小官，政府甘愿容忍他们攻击社会当时赖以存在的基本原则，或者甚至讨论上帝的问题，它以为那种事与它无关。”（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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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人、文学政治 ——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之三
[核心提示]很明显，托克维尔对于文学政治并无好感，他的批判虽然不乏偏激之处，但却也充满智慧与洞见，对于同样具有深厚文学政治传统的中国，托克维尔的反思不乏启示意义。特别是他指出的文人、民众以及贵族迷恋抽象理论、虚无缥缈的乌托邦以及暴力革命的根本原因是缺少公共政治实践以及由此造成的幼稚和狂热，这点正好启发我们：目前中国亟需推进的即是公民政治。
革命家和文人好像总是脱离不了干系：他们都喜欢幻想，有强烈的创新冲动。在法国尤其如此。法国是一个盛产作家和革命家的地方，激进的革命家很多都是文人出身或喜好文学。
托克维尔认为，长期以来，法兰西在欧洲所有民族中，就是一个最有文学天赋的民族。到18 世纪中叶，也就是大革命前夜，文人在法国的地位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法国文人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这个特殊事件“最终确定这场革命的地位、发端和性质。”
文人喜欢革命，但这些人通常并不卷入日常政治实践，也不拥有实际的政治权力，他们的生活超凡脱俗，在一个充斥官吏的社会里，他们也不担任任何公职，甚至也不是政治科学方面的专家。
然而，这些不实际卷入日常政治实践的文人又有异乎寻常的政治热情，非常关心政治与公共问题。“他们不像大多数德国同行那样，完全不问政治，埋头研究纯哲学或美文学。他们不断关心同政府有关的各种问题；说真的，他们真正关心的正是这些。”（《旧制度与大革命》，下同）他们关心的是一个革命的“原则”问题，比如社会的起源，社会的原始形式，公民的原始权利，法律的原则与习俗的谬误等等，总之都是一些政治的“基础”问题和“顶层”设计，他们要做“总设计师”而不是工匠。临近大革命的前夜，他们更是高谈阔论，政治热情空前高涨；但同时又浅尝辄止，并不把这些重大政治问题作为“志业”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只是蜻蜓点水，聊以自娱。托克维尔说，这种抽象的“文学政治”散布在那个时代的所有著作中，从大部头的论著到诗歌，没有哪一个不包含一点这种因素。但这些作家们设计的政治体系五花八门，彼此分歧如此之大，以至根本无法从中调和以形成一个统一的政府理论。
尽管如此，还是不难发现，这些激烈争吵、充满差异的作家们至少在一个最普遍的观念上是一致的，即“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这个观念“仿佛是他们每人都设想到的，似乎先于他们头脑中一切特殊思想而存在，并且是这些思想的共同来源。”可见文人政治哲学的精髓是迷恋理性设计，认为人类社会应该按照先验的理性设计进行建构。这大约正是哈耶克一直批判的建构理性主义的迷思。人们研究法国革命史就会看到大革命与抽象理论的关系：革命实际上是依据与文人的抽象理论一样的精神进行的：对普遍理论和完整对称的立法体系的同一爱好，对现存事物的同样蔑视，对理论的同样信任，对于政治机构中独特、精巧、新颖的东西的同一兴致。革命家和文人一样都“遵照逻辑法则，依据统一方案，一举彻底改革结构，而不在枝节上修修补补的同一愿望而进行的。这是何等骇人的景象！因为在作家身上引为美德的东西，在政治家身上有时却是罪恶，那些常使人写出优美著作的事物，却能导致庞大的革命。”
迷恋理性并不稀罕，至少可以上溯到柏拉图的哲学王。3000 年来，它不断地在人类、特别是在文人的想象中闪现。但奇怪的是它为什么在18世纪的法国占据了所有作家的头脑？“为什么不像往常那样只停留在几个哲学家头脑里，却一直深入到大众中，使他们政治热情经久不衰，以致关于社会性质的普遍而抽象的理论竟成了有闲者日常聊天的话题，连妇女与农民的想象力都被激发起来了呢？”这些作家一无地位、荣誉、财富，二无职务、权力，怎么“一变而为当时事实上的首要政治家，而且确实是独一无二的政治家，因为其他人在行使政权，惟有他们在执掌权威？”
托克维尔认为，18 世纪哲学家们普遍拥有的那些观念与他们时代作为社会基础的观念格格不入，并不是偶然的。他们的这些观念与当时现实的矛盾和错位是当时社会提供的。正是当时荒谬可笑的特权泛滥的现实，使人们越来越认为特权没有存在的理由。这种景象迫使哲学家在观念中拥抱“人人生而平等”的乌托邦思想。人们看不到旧制度有适应新现实的可能性，普遍认为这些制度虽已丧失效力（看起来又仿佛还要垂诸万世），因此，“他们很容易就对旧事物和传统感到厌恶，自然而然地趋向于各自以理性为唯一依据，勾画出崭新的蓝图去重建当代社会。”
作家们对于普遍抽象理论的兴趣和他们的经历和处境也紧密相关，并使他们盲目地相信这些理论。“他们的生活远远脱离实际，没有任何经历使他们天性中的热忱有所节制，没有任何事物预先警告他们，现存事实会给哪怕最急需的改革带来何种障碍；对于必然伴随着最必要的革命而来的那些危险，他们连想都没想过。”托克维尔深刻指出，由于当时的法国没有公共政治自由，作家们和其他老百姓一样实际上很少参与公共事务，没有对于公共政治的实际经验，也没有机会受到这方面的教育。他们对政界从知之甚少到嗤之以鼻、视而不见。他们在政界既难得有所作为，也看不到他人的有所所为。相反，“只要见过自由社会、听过其中的争论的人，即使不问国事，也能受到教育，而他们连这种肤浅的教育也没有。”这样，“作家们就敢于更大胆创新，更热爱那些普遍的思想和体系，更蔑视古代的哲理，更相信他们个人的理性，这在那些著书立说研究政治学的作家中一般是看不到的。换言之，文人也好，人民也好，其迷恋空想乌托邦和彻底革命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对旧制度感到绝望，是法国不能在不废除旧体制的情况下通过逐渐改变体制来适应新形势。否则他们“也许就不至于心甘情愿地臆想出所有新花样。”但是实际情况是：每个法国人每天都在财产、人身、福利或自尊方面受到旧法律、某种旧政治、旧惯例的妨碍，同时又看不到任何医治这种特殊疾病的药方。结果是被推入两难选择：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
同样因为缺乏公共自由和从事公共政治的实践，不但文人缺乏实际政治经验，广大民众也同样如此。结果，在政治上同样无知乃至愚昧的民众对高举革命大旗的文人“言听计从，衷心拥戴。”托克维尔痛心地指出：“假如法国人像以前一样在三级会议中参政，每天在省议会中继续致力地方行政，那么可以断定，法国人绝不会像此时此刻那样，被作家的思想所煽动；他们会维持事务的一定规章，以防止纯理论。”迷信抽象理论的文人和头脑发热的民众可谓一拍即合。缺乏公共政治生活使人们不了解革命的危险并迷恋抽象理性。
法国文人的文学政治影响深巨，对文学政治的爱好甚至“一直深入到那些由于天性或社会地位而远离抽象思辨的人心中。”凡是受到不平等的特权损害的纳税人，听到“人人均应平等”的口号无不精神振奋、欢呼雀跃。他们的每种利益诉求现在都可以乔装成高深的“哲学”，“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作家控制了舆论的领导，一时间占据了在自由国家里通常由政党领袖占有的位置。”
除了平民百姓，贵族也迷恋和拥戴文人及其文学政治。关于贵族和作家的关系，托克维尔指出：贵族阶级在其兴盛时期不仅领导政治事务，还领导舆论，是他们给作家定调子、赋予思想以权威而不是相反。而到了18 世纪，“法国贵族完全丧失了这一部分统治权，贵族的信誉随其权力的命运消失：贵族在精神领域一向占有的统治地位已成真空，因此作家在那里能尽情扩张，独自占有这个位置。”（178）吊诡的是，作家们夺走了贵族的位置，贵族却还全力支持作家的事业。“贵族完全忘掉了，一旦普遍理论受到承认，就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政治激情和行动，因此贵族居然把与他们的特殊权利，甚至生存水火不相容的种种学说视为巧妙的精神娱乐；他们情愿埋身其间，消磨时光，一边稳稳当当地坐享豁免权与特权，一边平心静气地论述所有根深蒂固的习俗如何荒谬。”托克维尔感叹：“看到旧制度的上层阶级竟这样盲目地促进自己的灭亡，常常令人惊异”。但仔细想想也不奇怪。问题依然在于自由体制和公共政治生活的缺乏。因为要使上层阶级了解自己面临的危险，正如要使小民百姓保卫自己的权利一样，自由的体制都是必要的。“公共生活的最后痕迹在我们当中消失了一个多世纪，从那时以来，最直接关心维持旧政体的人们对于这座古老建筑的腐朽丝毫未加注意，从未听见这座朽屋的任何撞击和噪音。由于表面上什么也没发生变化，他们以为一切都原封未动。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他们先辈的观点上面。”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新危险的来临，没有意识到自己鼓吹的思想会最终埋葬自己。他们依然像15世纪的贵族一样在谴责王权的侵越行为。在国王方面也一样。路易十六在行将葬身于革命民主洪流前片刻还将贵族视为王权的首要敌手，他不信任贵族，而资产阶级和人民在他眼中，一如在他先王眼中一样，是王室最可靠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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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说自己细心阅读过1789 年三级会议召开前三个等级起草的陈情书，把这项浩繁的工作做完后他惊恐地发现，“人们所要求的乃是同时而系统地废除所有现行的法律和惯例，我立即看到，这是有史以来一场规模最大最为危险的革命。”那些明天就将成为牺牲品的人对此全然不知；他们以为，借助理性，光靠理性的效力，就可以毫无震撼地对如此复杂、如此陈旧的社会进行一场全面而突然的改革。这些可怜虫！他们竟然忘掉了他们先辈四百年前用当时朴实有力的法语所表达的那句格言：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
长期以来，无论是贵族还是资产阶级，都被排除在一切公共生活之外，他们表现出这种独特的缺乏经验并不使人惊异。使人惊异的是，就连那些领导国家事务的人大臣、行政宫、总督，也同样对革命毫无先见之明。“他们中间许多人对于本职工作的确都精明强干；他们洞悉当时政府的一切细微末节；但是，一涉及治国这门科学，这门教授如何理解社会普遍运动，如何判断群众精神动向并预见其后果的科学时，他们就和民众一样一窍不通。事实上，只有自由政治制度才能把治国安邦的要术完完全全教给政治家。”
英国的情况就非常不同。托克维尔指出，在英国，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与统治国家的人是混合在一起而不是相互分离的，“一些人将新思想引进实践，另一些人借助事实来纠正和限定理论。”然而在法国，“政界仿佛始终划分为两个互不往来、彼此分割的区域。在前一个区域，人们治国理民，在后一个区域，人们制定抽象原则，而且认为任何政府均应以此为基础”，“在这边，人们采取日常事务所要求的具体措施；在那边，人们宣扬普遍法则，从不考虑用何手段加以实施：有些人负责领导事务；另一些人负责指导思想。”这种分离的结果是他们双方都不懂真正的政治：治国理民的官僚只知道行政的“细枝末节”而不懂治国之道，而制定抽象原则的文人则一味幻想空谈。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现实社会结构不合理，混乱不堪，如果五花八门的法律互相矛盾漏洞百出，如果社会等级森严，社会地位一成不变，不平等到处存在，而在这个糟糕的现实社会之上又“建造起了一个虚构的社会，在这里，一切显得简单、协调、一致、合理，一切都合乎理性”，那么可想而知，它会受到人们怎么样的欢呼和拥护：“逐渐地，民众的想象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社会。人们对现实状况毫无兴趣，他们想的是将来可能如何，他们终于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里了。"
总之，“法兰西民族对自身事务极为生疏，没有经验，对国家制度感觉头痛却又无力加以改善，与此同时，它在当时又是世界上最有文学修养、最钟爱聪明才智的民族，想到这些，人们就不难理解，作家如何成了法国的一种政治力量，而且最终成为首要力量。” 托克维尔感叹：“历史上，伟大人民的政治教育完全由作家来进行，这真是一件新鲜事，这种情况也许最有力地决定了法国革命本身的特性，并使法国在革命后呈现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容貌。”（181-182）“作家们不仅向进行这场革命的人民提供了思想，还把自己的情绪气质赋予人民。全体国民接受了他们的长期教育，没有任何别的启蒙老师，对实践茫然无知，因此，在阅读时，就染上了作家们的本能、性情、好恶乃至癖性，以至当国民终于行动起来时，全部文学习惯都被搬到政治中去。”
文人政治终于大获全胜，大革命时期，“连政治语言也从作家所讲的语言中吸取某些成分；政治语言中充满了一般性的词组、抽象的术语、浮夸之词以及文学句式。这种文风为政治热潮所利用，渗入所有阶级，而且不费吹灰之力，便深入到最下层阶级。”
很明显，托克维尔对于文学政治并无好感，他的批判虽然不乏偏激之处，但却也充满智慧与洞见，对于同样具有深厚文学政治传统的中国，托克维尔的反思不乏启示意义。特别是他指出的文人、民众以及贵族迷恋抽象理论、虚无缥缈的乌托邦以及暴力革命的根本原因是缺少公共政治实践以及由此造成的幼稚和狂热，这点正好启发我们：目前中国亟需推进的即是公民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