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西村，每一次它进入我们的视野，都是以一种令人晕眩的震撼效果出现，体质不好的人可能会出现晕车时的那种呕吐感。这一回引人注目的事情是它按原比例复制了故宫太和殿、乾清宫，建成“村级博物馆”。此前，该村曾复制过缩微的天安门城楼、长城，乃至美国国会大厦等世界著名的建筑物。此外，到过华西村的人无疑还会对该村一系列其他的建筑物印象深刻：号称“中国第八高楼”的龙希国际大酒店、混搭风格的“华西金塔”，以及华西村幸福园里的古今中外各种神祇、圣贤、历史名人及现代政治偶像的雕塑群，等等。

　　可是，村里能有什么博物呢？老牛的饲料？家猪的骸骨？陈年的种子？或是祖上的地契？倘若如此，倒也算是一种博物志。但在这个“山寨”的故宫里，无非是挖空心思搜罗而来的几幅时下名流的字画，几件品质可疑的玉石、瓷器之类，跟他们的故乡和日常生活毫无关系。事实上，乡村已不复存在。乡村文化早已被连根拔起。曾经的乡村文化也许跟匮乏和贫困联系在一起，容易激发人们不愉快的记忆。而农民自己也被连根拔起，脱离了祖辈的土地，被移栽到西洋式的别墅里过着饱食终日的幸福生活。乡土和村落业已消失，只剩下一派都市化的景观来证明农民富裕起来了。这种“景观化”的乡村，是可以用来向外界炫耀的。当年山西的大寨公社，就是这种景观化的农村样板。在这种景观化过程中，被摧毁的不仅是传统乡村实体空间形态，同时还有它赖以存在的对土地和家园的精神认同。

　　从某种意义上说，华西村确实是当下中国的一个样板。它就是一个缩微的中国。身处长久封闭的小农世界，充满了对外部世界的戏剧化的妄想。鲁迅笔下的阿Q曾经做过类似的梦。只不过阿Q是试图通过造反去掠夺富人的财物来充填他赖以栖身的土谷祠，华西村则很可能是通过勤劳致富来实现这一目标，把阿Q梦想中的物质，具体地实现了。富裕起来的人们急迫地从外部移植来五花八门的奇花异草，装点他们曾经破败、贫瘠的家园。一种土财主式的收藏癖，拼命积攒黄金，积攒财宝，乃至积攒文物，以平缓匮乏所带来的焦虑，抹除令人不快的贫困记忆。改革开放初期深圳的“世界之窗”主题公园，是这种“山寨”文化思路的最初母本。

　　“山寨”文化不仅是原创性缺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山寨”始终充满了对外部世界的奢侈的想象。没有理由怀疑华西村的富有，造型夸张的金牛犊是他们的守护神和财神。巨大的经济奇迹，让华西村的管理层有可能以丰富的物质来填充村民的肚腹和头脑，满足他们不同层次的欲望。奇观和异物的充填，把物欲推向无止境的膨胀。最著名的仿造物，山寨版的美国国会大厦，这个劣质的复制品，不仅在外观上粗制滥造，而且跟周边环境风马牛不相及。事实上，针对华西村的经济神话的质疑，早已有媒体记者提出。“样板化”就其根本而言，就是“泡沫化”。

　　与泡沫化经济相一致的是其泡沫化的精神文化。劣质而又夸张的景观，发扬的是农耕文化恶劣的一面：对权力和富贵的病态迷恋。中西混杂、价值错乱的偶像群，传达了“有奶便是娘”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这些富裕的“泥水匠”，不断地抹除历史记忆，也抹除当下的真实，他们仿佛一群未来主义艺术家，以刻意制造出来的富丽堂皇的虚妄性，把历史传统和现实生活涂抹得面目全非。历史已无真相，记忆的载体已经被铲除、抹平，剩下的是一片建立在虚构和伪造基础上的仿古奇观。但这些外在的浮华容易取媚他人的目光，村干部公开宣称，这个博物馆工程可以给当地带来一定数量的观光收入。这种思路颇具代表性，各地的各种仿古工程，诸如“水浒城”、“三国城”，等等，也都是这种泡沫化的空间文化的产物。泡沫化的乡村建设，丧失了自身的空间文化，把古老的乡村，打扮成一个浓妆艳抹、倚楼卖笑的老女人，初看细皮嫩肉，细看满脸褶子还噗噗直掉粉。

　　从另一方面讲，华西村对皇宫的复制，又是顺理成章的。其实，皇帝也无非是一个先富起来的农民。帝王的生活始终是农民的最高梦想，帝王的趣味始终是农民仿效的榜样。夹杂着农民式的想象的帝王故事，总在乡间四处流传，比如“皇后娘娘天天吃柿饼”的故事。华西村民就是一个能天天吃得起柿饼的群体。然而，“村级博物馆”的东施效颦却与真正的皇家趣味逆向而动。明清时期江南士大夫的私家园林，成为皇宫仿效的对象。那些靠造反起家的帝王，为了洗刷自身的泥土气，努力仿效文人士大夫的美学品味。现在，传统的美学趣味则被彻底颠覆，传统的南方乡村景观及其相关的生活趣味彻底退化，江南的人文景观和优雅的美学也丧失殆尽，反过来去模仿和复制沉闷、呆板的宫廷建筑。

　　新建的怪诞的奇观，满足了本地土皇帝的乖戾的权力欲。有村民私下向媒体记者称，这里更像一个人造景点，在森严的门卫戒备下，村里空空荡荡。普通村民的面目被抽象了，声音被湮没了。集体性的“喜气洋洋”取代了个体的喜怒哀乐。尽管有可供炫耀的、形态夸张的公共建筑，村民实际的生活空间也是奢华的西洋风格的别墅，但它们的整齐划一的兵营式排列，显示出一种强大的威权主义空间秩序。

　　（编辑：郭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