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强调阶级斗争的求异到强调社会和谐的求同，认识到社会不可能也不必要搞清一色，乃是百年中国集体认识的重大转移与时代进步，正确的认识乃是正确行为的前提。种瓜得瓜，追求斗争自然得到“斗争”——从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反右倾，一路走至文革。很简单，既然你要“斗争”人家，人家不蹦跶一二下也不可能，哪儿有压迫哪儿就有反抗呵！追求和谐才有可能得到和谐——社会稳定、经济发展。

　　不过，和谐并不是一句空洞的标语口号，不是仅仅依靠主观意愿便可捏塑而成的社会态势。真正的和谐必须体现为各项指标，如竞争的公平度、贫富差异的基尼系数、各项税收的平衡度、意识形态的容异度等。事实上，保持和谐不仅为社会理性发展所必需，也是执政能力的重大体现，决非易事。

　　鉴于长期浸淫左倾意识形态，极端强调社会成员之间差异性与斗争的必要性，这一意识形态的强大后滞性使国人宽异度普遍甚低，或者说已形成一种不习惯于求同存异的集体性格，往往必欲“一统江山”而后快。不仅单位里难容“不同政见”，总是因异生派，因派生裂，就是家庭成员之间，也很难求同存异。说白了，我们尚未真正理解“自由”的内涵——必须尊重别人的不同意见。因为失去这一份尊重，社会容异度必然甚低，不是“党同伐异”便是“老死不相往来”。接触既失，理解可乎？更遑论相互映衬取长补短。实现“自由”的前提是必须承认歧异的价值，否则，一刀切下何以“自由”？何须“自由”？可以断定：认识不到歧异的必然性与必要性，便是和谐度尚未达标的一种体现。

　　即便从社会发展角度，也只能从求异中才能追求创新，才能提供博弈所需的各种意见，才能通过博弈采撷到“价值最大化”这枚成熟之果。一种声音、一种理念，一种逻辑，虽因统一而有“效率”，但毕竟缺少质疑的打磨与完对立修正。只有容忍歧异才能获得磨擦之热与博弈之利，没有歧异的“清一色”只能落至万马齐喑究可哀。胡耀邦曾说：“鸦雀无声是走向灭亡的前奏曲，七嘴八舌，民族复兴有望。”[1]

　　事实一再证明：再好的概括、再好的理论都是针对它所产生的社会时空条件，有相对的适应性与局限性，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必要的修正既是社会前进之必须，也是通往完善不可或缺的步骤。同时，走向民主也需要容异。民主的真正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其政治内涵，更深层次的意义是尽量调动每一位公民的社会参与积极性，让绝大多数公民通过对社会事务的参与，提供各种改进与完善的建议，真正实现集思广益。否则，少数人包办社会事务，大多数人沉默跟随，岂不是最大的智力浪费？

　　既然认识到社会事务的改进需要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参与，那么七嘴八舌便不可避免。再说了，13亿人口，国情复杂，要求只发出一种声音，是不太现实的。如目前困难群体人口尚有1．4～1．8亿，千人拥有社团数却只有法国的1／90。[2] 弱势群体的心声很难听到，即很难作为某种集团意志得到表达。此外，社会发展必然伴随着各项认识的提高，思想方面必定产生种种前进途中的“认识歧异”，不允许出现歧异，也就等于否定了社会成员的认识探索权。

　　从更深刻的意义上，只有差异的存在才构成学习的必要。都一样了，谁还需要学谁？欧美国家通过宪法将宗教限制在严格的领域内，不允许任何宗教垄断信仰，便是从根本上维护了宗教自由，首先避免教派之间相互掐起来。

　　走向和谐，首先得容异，容异是和谐的起点。当然，一切都有底线，容异也有前提——不得损害社会基本利益。对当今中国来说，就是不能违背改革开放的既定国策，不能对三十余年实践证明绩效的发展方向进行“二次革命”，不能再搞杀鸡取卵式的劫富济贫，尤其不能允许暴力学说再次鼓躁而起。

　　说到底，在复杂多元中走向和谐而非在简单统一中走向“和谐”，乃是一个社会走向文明必须蹬迈的台阶。发射自己的光，吹熄别人的灯，虽然最简单最“方便”，但也最粗暴最野蛮，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等——必然引发等量反抗。让分歧摆上桌面、让对方讲出不同理由、让不满合法宣泄、让诉求说出来而非憋回去，让反对以非暴力的形式出现，难道还有其它更佳途径么？21世纪了，难道还能“规定”思想么？

　　[1] 杜润生：〈深切的怀念〉，载《炎黄春秋》2005年第11期，第14页。

　　[2] 邓伟志：〈如何构建一个和谐社会〉，载《文汇报》2005年1月9日，第6版〈每周讲演〉。

　　(编辑：陈家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