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景和、黄巍
摘要：西方新文化史是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兴起于法国和美国历史学界的一场重大史学理论运动。新文化史研究注重文化的作用，注重从文化角度研究历史；新文化史借助了文化人类学、心理学、文化研究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注重分析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现象并解释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意义；新文化史ｈｋ＇‘宏大叙事”转向注重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微观历史的研究，其著作注重雅俗共赏。新文化史是对传统社会史的扬弃和融合，其实质是向人文主义史学传统的逐渐回归和发展。
关键词：西方；新文化史；传承；理论
一、西方新文化史及其代表人物
西方新文化史是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兴起于法国和美国历史学界的一场重大史学理论运动，或日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撰学中一种最主要的发展趋势和潮流，它取代了经济一社会史，是对旧的体制和旧的“新史学”的有意识的反动和发展，是一次“语言转向”或“文化转向”，是继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叶西方史学“路标转换”后的又一次重要转折。这股热潮７０年代初传人意大利和英国，８０－９０年代开始波及德国、西班牙、匈牙利、荷兰、瑞典等欧洲国家。
新文化史的称谓比较复杂，表现出多样性。英国学者彼得·伯克把新文化史称为社会文化史。他在１９９７年出版的《文化史的多样性》中有意把新文化史称作人类学史学。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三代和第四代传人称新文化史为心态史。法国学者卡布瑞则更愿意称新文化史为后社会史。还有的史学家把新文化史称作新社会文化史和历史人类学。
新文化史学者早先一般是研究社会史的，后来对社会史产生了疑问，并逐渐开始对社会史理论框架展开批判和修正。被奉为新文化史思想先驱的英国劳工史家汤普森，１９６３年在其代表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就体现了“向文化转向”的趋势，他主动超越了社会史并把研究转向文化史方向。６０年代末，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勒高夫从社会一经济史转向社会一文化史，将自己的研究转向心态这一更为深层的结构。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海登·怀特于１９７３年出版了《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由于怀特强调情节和语言这些新的历史研究方法的运用，所以他被视为文化史转向的“创始人”。新文化史这股潮流还影响了其他领域的学者，克里福德‘吉尔次、马歇尔·萨林斯、理查德·普莱斯等人类学家，爱德华·萨义德、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等文学批评家也都卷入到新文化史运动之中。
在学术传承上，新文化史受６０年代兴起的以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和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文化理论的影响颇深。但是同时，对前者的批判也是促进新文化史发展的一个有效途径。如１９８３年剑桥大学教授加瑞斯·斯蒂德曼·琼斯出版了论文集《阶级的语言：英国工人阶级研究１８３２－１９８２》，对汤普森进行批评。历史学家帕特里克·乔伊斯教授的专著《人民的视界：工业的英国和阶级问题１８４８－１９１４》同样对汤普森进行了批评。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研究，事实上是新文化史的一个开端，它颠覆了社会经济史独霸的格局，为“文化”平反正名，从而确立了文化作为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在新文化史中的中心地位。
二、新文化史的性质和特征
关于新文化史的性质，林恩·亨特指出，它“探讨方向的焦点是人类的心智，把它看作是社会传统的贮藏处，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语言处理事实的地方。文化就驻在心智之中，而文化被定义为解释机制与价值系统的社会贮藏地。文化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开始明白，文化会使意义具体化，因为文化象征始终不断地在日常的社会接触中被重新塑造”。
新文化史研究有几个突出特点：第一，注重文化，注重文化的作用，甚至倒转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位置，改变了过去文化从属于社会和经济的理解，认为文化可以决定政治和经济；注重从文化的角度和视阈研究历史，强调文化的独立，认为“文化不仅不再依附于社会和经济，同时它还具有能动性，即反过来塑造和生产着社会和经济。这就是说，社会和经济等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实体也是被文化所创造，并在文化的实践中被不断地再生产”。第二，在方法上采取跨学科研究，借助了文化人类学、心理学、文化研究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提高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现象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意义。第三，从研究范围和内容看，新文化史从“宏大叙事”中转向，更注重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微观历史的研究。第四，新文化史的著作更注重雅俗共赏。所谓“雅”是指遵守专业的规范，无论是资料的选择和考证、理论方法的运用，学术观点的论证都显得十分严谨和专业化。所谓“俗”是指关注过去不登大雅之堂的大众文化，关注被看作“下里巴人”的普通大众；所谓“俗”还指新文化史的著作选题新颖，视角独特，语言流畅，可读性强，能够引起普通读者对历史的兴趣。
新文化史的未来发展将是对传统社会史的扬弃和融合，其实质是向人文主义史学传统的逐渐回归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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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文化史理论和方法的四个来源
新文化史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即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评、文化人类学、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史学，以上四者直接影响了新文化史的历史编撰和叙事风格。
海登·怀特１９７３年的著作《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提出了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叙事学。怀特借鉴西方学者六七十年代在文学批评领域就语言、文本和叙述的作用所进行的思考，将之运用到对历史学文本和写作的分析上，并认为语言模式决定了历史学家的研究范式。他强调历史的文本是建构在作者的“诗性行为”之上的，历史可以通过形象思维去想像、去发明。历史的资料来源是广泛的，口述、文学、民间故事都是历史研究的资料。要摆脱宏大叙事，回归历史学的叙事传统，从分析转向叙事模式。怀特的后现代主义史学实质是对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的认同和融合。所以新文化史把后现代主义作为重要的理论和方法的来源和基础。
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史学的重要特征。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文化人类学逐渐取代社会学和经济学而成为社会科学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学科，它是历史学的新盟友。克利福德－吉尔茨在其１９７３年的著作《文化的解释》中，提出了对文化的定义，即“我所采用的文化概念——本质上讲，是一种符号学的概念。同马克斯·韦伯一样，我认为人是一种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网中的动物，我认为文化就是这些网。因此，关于文化的分析，并不是一种寻找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寻找意义的解释科学”。他的文化定义影响很大，新文化史学家们自觉地以一种符号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化，注重探索历史事物的文化意义和象征意义，进而理解民族和个体的观念特征和性格特征，并要求一种“深度描述”的研究方法，即关注日常生活，关注生活细节，强调微观史研究。由此可见，文化人类学也是新文化史理论和方法的重要来源，主动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进行的研究实践乃是新文化史研究的主流。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新文化史影响至深。１９６３年爱德华·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出版，虽然人们常常把汤普森划归六七十年代社会史学家行列，但他这本书一改当时社会史研究的常见方法，诸如计量方法等，而是关注工人阶级文化的构成，把工人阶级的态度和意识作为研究对象，善于运用价值、观念、习俗、传统等文化术语。汤普森甚至强调：“除非我们把阶级看作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构成，否则就无法理解它。”汤普森的表述让人感到他充分肯定文化的因素，强调文化的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因此汤普森也常常被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汤普森对文化的格外关注，引起史学界的警觉，同时打开了史学家的视阈并得到积极的响应。
法国年鉴派史学同样深刻地影响了新文化史。法国第三代和第四代年鉴学派开创了“心态史”，这表明了他们的文化史研究趋向。雅克·勒高夫在评价心态史作用时说：“‘心态’这一广泛、含糊而又常常令人忧虑的名词，正如其他许多具有广泛含义的词一样，对近年来史学领域的变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对经济史领域起着一种理想的平衡作用，从而给整个史学带来了新鲜空气。”心态史创始人主张恢复年鉴学派第一代注重精神状态研究的传统，把史学研究的重心转向社会文化方面，并且认为心态是史学研究的深层结构。心态史影响很大，它既是新文化史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来源之一，也是新文化史的重要开端。
以上四者都强调文化的重要作用，强调文化作为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的中心地位，因此构成了新文化史理论和方法的四个重要源泉。１９８９年林恩·亨特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出版，这是对新文化史兴起以来的理论总结，从而正式高举起新文化史的大旗，标志着新文化史理论的初步形成。
四、新文化史研究类别与代表作
新文化史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研究内容异常丰富。彼得·伯克曾将新文化史分为七大类别：１．物质文化史，即饮食、服装、居所、家具及其它消费品的历史；２．身体史，它与性态史、性别史相联系；３．表象史，即对自我、民族及他人等的形象、想象及感知的历史，或如法国人所称的“表象社会史”，它正逐渐取代“集体心态史”；４．记忆社会史或“社会记忆史”；５．政治文化史；６．语言社会史；７．旅行史。周兵则把新文化史分为四种类型：１．物质文化史；２．疾病和医药的文化史；３．身体和性的文化史；４．实践与表象的文化史。
新文化史涉及的内容丰富多彩，诸如爱情生活、婚姻家庭、夫妻生活、妇女儿童、性别性伦、喜怒哀乐、感官情绪、阅读书籍、身体发肤、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宗教巫术、时间空间、人口犯罪、上帝大众、自然命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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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的著述可谓繁盛，汗牛充栋，不胜枚举。除上文所谈到的，还有一些代表作，诸如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的《启蒙运动的生意》和《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林恩·亨特的《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丹·盖赫返乡记》；法国历史学家勒华‘拉杜里１９７５年出版的《蒙塔尤：１２９４－１３２４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阿兰·科尔班的《大地的钟声》和《污秽与芳香：气味与法国的社会想象》；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的《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西蒙·沙玛的《财富的窘境：黄金时代荷兰文明的一种解释》；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金斯伯格的《夜间的战斗：１６、１７世纪的巫术和农业崇拜》；等等。
此外还有很多饶有趣味的新文化史著作，诸如《与巫为邻：欧洲巫术的社会和文化语境》、《巴黎１９００：历史文化散论》、《鳕鱼》、《盐：生命的食量》、《危险的味道；香料的历史》、《欧洲饮食文化史：从石器时代至今的营养史》、《欧洲宴会史》、《内衣：一部文化史》、《六个瓶子里的历史》、《时装生活史：人类炫耀自我３５００年》、《服饰的时尚８００年：１２００－２０００年》、《世界鞋史》、《钻石的历史》、《文身的历史》、《书籍的历史》、《镜子的历史》、《煤的历史》、《人类与垃圾的历史》、《最大的小发明：螺丝与螺丝刀》、《死亡文化史：用插图诠释１３００年以来死亡文化的历史》、《瘟疫的故事》、《疾病改变历史》、《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天国之花：瘟疫的文化史》、《历史上的药物与毒品》、《尼古丁女郎：烟草的文化史》、《迷药》、《可卡因传奇》、《男根文化史》、《乳房的历史》、《头发的历史：各个时代的风尚和幻想》、《亚当之脐：人体的自然和文化史》、《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的历史与城市》、《哭泣：眼泪的自然史和文化史》、《尴尬的气味：人类排气的文化史》、《疼痛的历史》、《厕神：厕所的文明史》、《欧洲洗浴文化史》、《沐浴的历史》、《色情史》、《调情的历史：纯真与堕落的游戏》、《西方情爱史》、《欧洲风化史》、《古希腊风化史》、《古罗马风化史》、《阅读史》、《流浪的历史》、《接吻的历史》、《刑罚的历史》、《死亡文化史》、《魔鬼的历史》、《贪婪：本能、成长与历史》、《廉耻观的历史》、《恐怖：起源和演变》、《搞笑：幽默文化史》等等。
五、与相关学科的关系问题
新文化史是在以往史学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的，下面分别阐述新文化史与以往史学的关系。
１．与后现代史学的关系。
目前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史学著作还颇鲜见，但一般把海登·怀特１９７３年出版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视为带有后现代史学意味的著作，也把它看作是最直接影响新文化史产生的一部著作，因此海登·怀特也被称为文化史转向的“创始人”。荷兰历史学家佛兰克·安克尔斯密特称娜塔莉·戴维斯和卡洛·金斯伯格为“后现代主义”史学家，但他们的著述又被看作是新文化史的代表作。可见，后现代史学与新文化史在一些地方被认为是相通的，两者的关系是紧密的。
２．与文化人类学的关系。
文化人类学不仅是新文化史的理论来源之一，同时也是新文化史借鉴的重要方法之一，它对新文化史兴起的影响是强有力的。新文化史很多著作借鉴了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两者之间盟友般的互动，使双方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社会史家小威廉·塞维尔是接纳文化人类学的，认为其可以引导史学家用新的方法了解更多的未知领域。娜塔莉·戴维斯作为美国新文化史的开拓者之一，在其《近代早期法国的社会与文化》一书中也大量借鉴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
３．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
前文已经谈及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新文化史的影响。由于爱德华·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更强调文化因素，注重对文化的探索，所以他被同时代马克思主义者批评为“文化主义”，甚至有人把他的这本书看作是西方新文化史的开山之作。
４．与法国年鉴学派的关系。
可以说，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和第四代开创的心态史学直接带来了新文化史的兴起。法国年鉴学派的心态史学是从以往关注系列、功能和结构，向关注观念、心态、价值、情感、思想和文化的方向变化，这种转变被视为“从地窖转向阁楼”。所以说，法国年鉴学派的心态史学不但在理论方法上为新文化史作好了准备，而且也可视其为新文化史兴起的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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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与古典文化史的关系。
古典文化史（传统文化史）与新文化史在关注文化这点上是一致的，新文化史也带有向古典文化史方向回转的迹象，但两者仍有明显不同。古典文化史更注重功能和结构，注重宏大叙事，注重时代肖像，注重精英，注重思想、文学艺术、精神和习俗等的研究；而新文化史更注重日常生活，注重微观研究，注重下层民众，注重史学与读者的联系，注重跨学科研究。
六、余 论
１．反叛与问题
任何一种新的史学撰写和叙事的方法，任何一种新的史学范式，都可能有一些重要的创新和重大的突破，进而推动史学向前发展；但同时它们也都必然存在自身的不足和问题。这也是史学能够不断跃进和持续向前发展的内在因由或内在驱动力。新文化史亦不例外。
新文化史的确为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它是对以往史学的反叛，特别“是对一种更陈旧的体制和更陈旧的‘新史学’的一种有意识的反叛”，这种反叛无疑推动了史学的长足进步。当前新文化史的这种反叛精神还仍然保存着旺盛的生命力，但它自身的问题也将在发展的过程中渐次显露，诸如过分强调文化的功能和作用，而淡化经济、政治以及其他因素的作用，这样是否能真正地解释历史的一切；再如，脱离和躲避宏大叙事而着力于微观史学的关注，这样是否同时也忽视了多层面和多角度的历史观察；又如，特别关注日常生活而削弱对其它社会生活的注意力，是否会同时远离了社会历史的诸多面相，而只能形成片面的历史观念；还有，历史是否就只能是一种意义的解释，作为一种社会运动难道不能作科学的研究，不能探索其客观性和运动规律吗？如此等等，这些暴露了新文化史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
２．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最直接把新文化史介绍到中国来的是英国人彼得·伯克。彼得·伯克是最早参与和领导新文化史运动的历史学家，１９９９年９月他应邀到华东师范大学讲学，并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进行学术演讲，着重介绍新文化史。彼得·伯克不仅第一次将“新文化史”的概念名称介绍到中国，而且全面介绍了新文化史的诸多情况。期间他在南京大学接受了采访，其后形成的《新文化史学的兴起：与剑桥大学彼得·伯克教授座谈侧记》发表在２０００年《史学理论研究》上。他撰写的《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发表在《历史教学问题》２０００年第４期。这些文章不但进一步传播了新文化史，而且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学术影响。目前中国史学界已经有些学者从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角度研究西方新文化史，而且在具体学术领域开始了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和探索。
（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