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涛
［摘要］在当代社会，人类社会发生的危机，即发展危机和人的危机，其重要原因都在于，物的依赖性和人的独立性矛盾的畸形发展和矛盾支点自我的严重迷失。而个体和共同体关系步入歧途的解构，使得危机的避免丧失了最后的屏障。解决这一危机，其初步的解困之策在于，自觉共同体对于个体的自觉整合。
［关键词］物的依赖性；发展危机；市场经济；因由；解蔽
引言
人类历史自进入近代以来，特别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遇着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即发展危机与人的危机，总称发展危机。面对日益严重的危机，人类展开了积极的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社会实践中出现任何的问题，都必然根源于实践自身，都必然根源于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经济关系之中。马克思曾经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１］在人类历史第二个阶段发生的危机的全部奥秘不是其它什么，而是存在于社会形态的演进之中，存在于人们的社会实践之中，存在于现实的物的依赖性以及个体和共同体的关系之中。
一、资本主义：危机及其本质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就进入历史发展的第二阶段：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由于马克思的三个阶段划分仅以前资本主义及当时社会现实为依据，马克思并未预料到社会主义会出现在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的东方社会。因而对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讨论，应当兼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现实。为方便起见，首先我们着手对资本主义社会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进行分析。
物的依赖性，其基本含义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对人来说成为异己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人依赖于物，受物的统治。马克思曾对此做过说明：“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个人相对立的独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本身相对立而独立化的他们互相间的生产关系。”［１］可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物的依赖关系的阐述更加侧重于社会关系，而且主要是指商品货币关系。马克思进一步论述道，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社会关系的物化，“仅仅是因为这种物是人们相互间的物化的关系，是物化的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无非是人们互相间生产活动的关系”［１］。因此，对于物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而言，固然马克思强调建立在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基础之上，但它始终是和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关系对社会关系的普遍渗透直接关联的。这就表明，只要货币关系在社会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社会关系的物化不可避免。而这一切又是首先在生产力水平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态下出现的。物的依赖性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人与自然关系（实际就是物的使用价值）和人的社会关系（包括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商品交换关系等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交换关系具有最大的普遍性，商品交换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机器运转的第一动力，没有商品交换关系，一切都将凝固、静止和死亡，资本主义将不复存在。不论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对发展危机发生何种作用，我们丝毫不能否认，在物的依赖条件下获得独立性的社会里，一切个体的竞争指向不会是人的依赖关系，人的共同体内的身份、地位、等级，而是交换价值这一最大的财富。“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一切都必须交换，一切都必须依赖于财富的增长，才能占有更大的社会权力，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最高准则。当一切个体依靠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获得自己的生存时，他便远离了人生依附意义的共同体，“因此家长制，古代的（以及封建时代）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这个共同体便走向了消亡。新生成的共同体即便是真正的共同体———资产阶级也必须凭借物的依赖性———资本的增殖，才能生存下去。否则，在商品竞争中，资本的失败带给资产阶级任何一个成员的都将是毁灭。个体的物的依赖性，不仅指向自然，而且指向他体，一切均成了个体实现利益的手段和工具。而当他把他体当作手段和工具的时候，他同样成为他体的手段和工具，于是工具性和目的性相合了，相互错位了。“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因此，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发展，必然扭曲矛盾自身正常发展的方向，人的目的性一变而为物的目的性，为人的目的性丧失了，为物的目的性产生了。
由此可见，市场经济形态隐含着发生危机的必然性，因为市场经济是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发展阶段的必然的伴随物。物的依赖性决定了个体对物占有的目的性，人类社会的物欲在本阶段上达到了最大化的膨胀，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自然之间的对立达到了有史以来的顶点，人的目的性变为物的目的性，最终使得自然成了人类满足欲望的牺牲品，而个体之间关系的异化同样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由于物的依赖性，外在的共同体产生了，个体与共同体的对立产生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对立同样也产生了，虽然他们为着交换的实现需要互相依赖。个体远离了共同体，个体又通过物的依赖性直接实现了与共同体和个体的对立，因而，共同体对个体的整合便不再成为可能。与个体从属于共同体阶段的情形很不相同，个体从属于共同体，所以个体不会远离共同体，共同体对个体的整合具有直接可能性和现实性。而在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个体与共同体对立，个体远离共同体，这就使得共同体对个体的整合不再具有可能性和现实性，而且物的依赖性的存在决定了，即便是共同体要整合个体，其效率也是微乎其微的。当我们进一步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时，我们便会发现异化形态的工人劳动创造了资本主义的一切，创造了异化的社会关系。“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应的生产时期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这种普遍的物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某种纯粹的外在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１］这是商品经济导致危机的深层次的原因，也非常清晰地证明了人的目的性和物的依赖性矛盾的失衡。作为真正的共同体，资产阶级的文化整合功能是什么呢？是个人主义。这是极端的物的依赖性的资产阶级整合社会和个体的“法宝”。“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是在鼓励物的依赖性置换人的目的性，人的目的性堕落为工具性。因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愈是发达，市场经济愈完备，其危机则愈为严重。因此，市场经济是危机出现的直接原因。商品经济的存在，不论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还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均使得物的依赖性的获得具备了更多的间接性。一切社会关系，一切物的获得，都使得个体的占有充满了异己性。物的依赖性的实现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和异己的。所以，这又是和共产主义人的劳动成果与劳动个体的直接重合的人的本质相矛盾。由于物的依赖性产生了个体与共同体的对立，使得共同体外在于个体；更由于自由联合的自觉的共同体尚未产生，因而，对个体的自觉整合不可能做到。非理性主义否认社会共同体，认为个体性的丧失是由于社会的乌合造成的，因而，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个体人格的盲目张扬。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不独其它原因，人类目前的危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规律的演绎。如果因为这种理性的不全面而否定它，那就等于否定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必然性，根本便是历史的条件所不容许的，只会是空中楼阁、海市蜃楼。至于说人的个体性的丧失，那是极为片面的。毋庸置疑，在人类社会第二阶段，个体的独立性发展和个性的发展，均比第一阶段丰富和进步了，这是历史的进步。否认这种进步，是浅陋的观点。只是由于异己形态的物的依赖性，特别是异化形态的物的依赖性，才使得人的目的性畸变为物的目的性和工具性。人的目的性的丧失是人类历史中物的依赖性所造成的一种几乎不可避免的悲剧。因此非理性主义关于个体性问题的看法是彻底错误的。[NextPage]
二、社会主义：危机的超越及其可能
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发展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又如何看待可能发生的危机呢？众所周知，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建立在发达生产力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我们虽有较为先进的生产力，但是，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还是比较落后。一般而言，我们所处的历史阶段还是属于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发展阶段。但是，和资本主义相比，我们的情况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马克思当年根据资本主义现状推测出的历史第二阶段发展特点并不全部适用于我国社会。谁要是忽略了这一点，谁就不能看清我国社会的本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产阶级的私人占有制，其物的依赖性全然是异化形态的物的依赖性。我国社会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因而，我们的物的依赖性是正常形态的物的依赖性。但是，这种物的依赖性又不完全等同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物的依赖性，因为，那时是产品经济，市场经济根本不复存在；那时的产品交换是自由性质的，而非现实功利性的。我们的物的依赖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是计划经济时代直接完全占有意义的物的依赖性，而是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实现的物的依赖性。因此，这种物的依赖性是异己性的物的依赖性，但不是异化形态的物的依赖性。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存在，使得这种物的依赖性包含了特殊的矛盾性。一方面，物的依赖性因为公有制的存在实现了与人的劳动本质的直接连接，人的本质潜在形态地实现了劳动与劳动成果的同一。但是，另外一个方面，这种物的依赖性，即实现对物的占有，又必须通过市场交换进行。这便是物的依赖性的双重性，即对立性和同一性的统一。所有制是同一性，是矛盾的主导方面，而市场经济则是斗争性、对立性，是次要方面，两者统一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之中。当然，对于非公有制而言，物的依赖性的异化形态同样存在，只不过在我国经济生活中不占主导地位而已。
如前所述，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体与共同体是对立的，这在我国社会具有相同的情形吗？答案是否定的。我国社会由于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因而建立了具有个体自由联合体性质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所以我们的个体在大体上与共同体是相互融合的关系。对于共同体而言，实现为民而建，是最根本的目标，否则，社会主义的本来意义就会丧失。由于我国社会个体与共同体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实现了融合，但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存在，因而使得这种融合多了一些间接性和斗争性。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的物的依赖性的获得使得个体必须把竞争指向异己之物，指向他体，个体的目的性和工具性的矛盾依然存在，一旦他体之物成为个体生存和发展的手段时，人的目的性和工具性同样会发生倒错，物的依赖性和人的独立性的矛盾同样会陷入畸形发展，发展危机同样难以避免。在另外一个方面，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自由联合的共同体，主要指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政权，起着自觉整合个体的价值和目的的作用。我们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必须占主导地位，共同体对个体的整合又必须是积极和自觉的，而非自发的。在哲学根源上，有些人认为“从根本上讲，发展危机是由理性自身的嬗变造成的，危机的哲学根源在于理性由全面的、普遍的理性演变成了残缺不全的、片面的实证理性、工具理性”［２］。这种看法是不科学的，是不全面的。人类的目的性蜕变为物的依赖性的目的性，表面看来是由于人类理性的堕落，人类忽略了真正的目的体———人，但根源并非如此。所谓理性的不全面，只能存在于人类实践之中，只能根本上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之中。实证理性不过是物的依赖性在市场经济形态下的极端发展而造成的物的依赖性和人的独立性矛盾畸变的一种表现而已，历史唯物主义从来不相信什么抽象的全面的理性。结语
总而言之，人类当前的危机的哲学根源不是其它什么，而只能是物的依赖性和人的独立性矛盾畸形发展的结果。对资本主义而言，因为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而造成的异化劳动以及市场经济带来的物的占有的异己性，其危机较为严重，又因其共同体的文化价值核心是个人主义，所以危机的避免和消减又失去了最终的屏障，共同体的文化整合功能是极其虚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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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而言，危机的现实可能性来自于市场经济的物的占有的异己性，危机避免的途径乃在于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共同体，即具有自由联合体性质的人民民主政权对于个体的以集体主义为价值核心的文化整合。过去的人的依赖关系的共同体业已死去，过去的个体从属于共同体的文化留下的，更多的只是具有形式意义的文化框架。我们必须强化共同体的人民性质，必须建设自由共同体的文化，我们将在人的依赖关系阶段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的前进之中实现对“卡夫丁”大峡谷的再一次的跨越。
［参考文献］
丁立群，李小娟·世纪之交的哲学自我批判———２０世纪末中国哲学研究重大问题检讨［Ｍ］·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６５·
（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