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关勇
〇 在岁月中守望
二十世纪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世界尤其是中国发生了巨大变革。在这场涉及道德思想观念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全方位的空前变革中，中国女性表现得尤为突出。从放脚逃婚反封建到今天的女性主义，几十年的时间打破了几千年的精神羁绊与身心束缚，女性的精神萌芽随着社会的演进和变迁以前所未有的时速迅速成熟起来了。就在这种逐步演化成熟的过程中，女性所承载的自身的命运和心路历程同样是饱含心酸血泪荣辱与共的历史。今天的女孩儿们大多已不大理喻更无从理解这种沧桑转变的艰苦卓绝。
“二十世纪的最后的精神岁月”仍然封尘于文化知识界的理想中。无论如何现代知识女性自身的彻底觉醒拓展了相应广阔的生活空间，在她们身上我们可以了解到许多与这个世纪的发展进程休戚相关的东西。
中国女性从“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封建枷锁下挣脱出来，投入到纷繁复杂的社会里来。从个体生命的反抗到全然倡导女性的自立自强自尊自爱，蕴藏着几多悲欢与求索和人文的思考。这段历史的辗转（辗转的历史）相应地孕育了一批卓有建树的女作家、艺术家——
二十世纪上叶的反封建斗争、科学民主运动以及政治经济革命使女性打破了封建历史的惯性与男性一道投身于社会和思想运动的洪流。为了挣脱封建包办婚姻的桎梏，民主革命烈士鉴湖女侠秋瑾曾于1904年冲破丈夫阻拦只身东渡日本，女作家白薇也曾于1918年逃婚只身去日本做工，长沙的另一女子23岁的赵五贞更是做出一个惊世之举，她在迎亲花轿里凄然自尽，以死亡和鲜血作出了她最后的反抗，而令时人反思不已悲愤不已。
“婚姻是一座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女性而言，痛苦和愤懑、隐忍与抗争很多源于这婚姻的围城、家的围城。直到今天婚姻和家庭的悲剧尽管还会上演，但女性的命运再不会封尘在它的桎梏下了。
今天的女性注重于自身的体验。知识女性在承担起自己命运的同时尤为关注社会和自身的生存状态，女性的写作也因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辉煌。有评论界的人士认为：在90年代甚至到21世纪的文学，女性主义会是很大的一种表征。女作家以她们各自的生活积累和文体风格体现着她们深层的文化积淀、独立的思想和人文精神：海南的蒋子丹创作出富于哲思的小说散文又主编《天涯》文学期刊；生于北京客居广州的张欣度过十五年的女兵生涯以女性的视角捕捉着斑驳陆离的当代都市生活；曾长期蛰伏西藏的马丽华以那里的风土为素材创作了富于诗性与思辩的散文长篇；来自大兴安岭的迟子建带着“北极村”的梦想十多年来执著于崎岖的文学道路；徐小斌由学财政金融改行写小说，她编剧的《弧光》曾获奖；文学硕十研究生徐坤具有思辩色彩的写作以她辛辣冷峻的笔触显示出她的文化意蕴；上海的须兰小说文法奇峻，有种如烟如梦的凄婉怀旧之感——
新时期以来，知识女性的精神视野广阔而博彩，她们的社会角色也更为突出，这些与女性教育的全面展开是密不可分的。有识之士近而提出因性别施教，认为女子的特殊需求往往被忽视，针对这一点应该重新审视教育中的性别因素，进而有了华夏女子中学，这与世纪初的兴办女学如梁启超、金文善创办经正女塾不可同日而语了。
关于女性教育一个世纪以来有太多的往事太多的寻求太多的欣喜与遗憾。
早年，中国旅美女画家杨令弗曾入读上海务本女中（张治中）；在这所女塾就读过的胡瑞华（胡蝶）后在30年代被选为“电影皇后”，上海沦陷后到香港定居；教育家俞庆棠也曾就读上海务本女校。抗日民族女英雄李林和经历了长征解放建国的女将、妇联执行委员张琴秋曾就读于上海爱国女校（蔡元培）；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妇女报刊女主编之一陈撷芬曾任该校校长，作家陈学昭曾于1922年入上海爱国女学插班；苏州还有谢长达办过女校。烈士李淑桓也曾于广州开办时修女塾并亲自任教。1909年15岁的郭隆真和她父亲办起元城县第一女子小学任教员。尤其值得提到的是朱践凡创办的长沙周南女校，当时的男女授受不亲，才有了“垂帘上学”的一幕，师生之间隔着帘子，老师看不见，只看见一双脚。“周南三杰”向警予、蔡畅、劳君展便是女中精英。1919年蔡畅与向警予共同发起组织周南女子中学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和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并于同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同去巴黎的还有蔡畅之母葛剑豪迈着她那双小脚毅然踏上异国土地；另外，女作家丁玲也曾就读于周南女校。那时的男女不同校在1919年由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和无锡女孩王兰打破，当年甘肃的邓春兰于5月给蔡元培写信倾诉自己多年的愿望强烈要求大学解除女禁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同学，使女子与男子一样享有高等教育的权利，这是中国女子要求入大学的第一声，1920年2月邓春兰等9名女子被北大招收成为中国历史上男女合校后的第一批女大学生，冲破了沿袭多年的“男女有别”“大学女禁”的封建习俗。未名湖畔的北大“循思想自由之原则，取兼容并貌之主义”（蔡元培语）也为女性敞开了门扉为文性之教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其中的艰难与非议也许是今天许多的男孩女孩所不齿甚至不明了的；但也正是有他们这样的先驱者才会有今天。
我们从金今的儿童诗、栗栗（张栗，12岁）《我的世界》、郁秀《花季·雨季》这里看到的与冰心的《小桔灯》里的推述已大相径庭。——
壹 女性美术
艺术之于女性正如沃土的作物之于甘霖。知识女性的超凡想象与感知与重构的现实在当前多元化的艺术形式中得以充分发挥、展现。韦蓉（生于6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申玲（65年生，新生代美术的代表之一）、喻红（66年生）她们的绘画，姜杰（63年生）的雕塑（如《临界点》《易碎的作品》《同学》）……即呈现出新的女性创作与当前的整体与个体之间的艺术重构。今日的女性美术可谓“四世同堂”（四代女画家），在我暂居北京和辗转于各地时对女性艺术尤为关注（对我来说，还有着来源于我的家乡锦州的本土情结），陶咏白（女艺术批评家，中国艺术研究会研究员）廖雯（女艺术批评家）的理性评介，潘缨的《虚构系列》，刘丽萍的《远焦》《近焦》，还有杨克勤、朱冰、姜雪鹰、朱红、陈淑霞、施慧、周靖……“女性与花”的展览中宋红、蔡谨、陈巧巧、松博娟等所表现出审美视域，倾注了怎样的精神缘起。
在近百年的历程中，艺术紧随时代。早年的方君璧（福建福州人，1897年生，后定居美国）、刘苇（1907年生）、胡洁青（老舍之妻，1905年）、浙东女史邵一萍（1910年生）、篆香阁主吴青霞（1910年生）、曾杏绯（1911年生）、王叔晖（1912年生）、方召麟（香港画家，1914年生）、潘素（国画收藏家张伯驹夫人，1015年生）、俞致贞（1915年生）、郁风（郁达夫之侄女，郁曼陀之女，1916年生）……就曾引起国内外的关注，尤其潘玉良被誉为中国印象派第一人，当代女导演黄蜀芹以潘玉良的人生经历为题材执导拍摄的《画魂》（巩俐主演）也曾沸扬一时。二十三十年代以后迄今的女画家（包括方君璧等）又如蔡威莲、关紫兰、周思聪、庞媛、王迎春（大写意）、刘秀鸣（偏爱冷色、宁静）、袁耀敏（荒诞、不和谐、幽默感、反叛）、薛宝瑕（台湾抽象女画家）、曾右荷、王元珍、夏俊娜、苏敏仪、曹清、丁卓芹、孙蛮、孙葛、徐晓燕、张温帙（陶艺作品）、邵飞（《城市之花》《信息时代》）、雷双（花的表现意像）、吴玮禾、宁方清、刘虹、林菁菁、蒋丛忆、刘彦、刘曼文、莫也、邱萍（《千佛手》）、张雷、滕菲、文凤仪、奉家丽、崔岫闻……她们构成了一道引人的艺术风景，体现出人性的高洁与意境，斗转星移、光阴荏苒，历史就是这样以无数的个体生命的生生息息来完成它的乐观进程，丘堤、庞涛、林延一家三代女画家——近一个世纪的演进与延续——近一个世纪的女性艺术之生存与发展的一个缩影。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一些以男性居多的艺术流派中隐含着的女性艺术家，譬如集中在六朝古都南京的新文人画家中的一位，描绘古人的江苏国画院画家徐乐乐。更不能忽视那些以理论研究为主的女性艺术批评家，如徐虹、匡文力、禹燕等。我说明这一点是为了提高人们对艺术女性的认识，而仅凭一两篇文章是无法全面彻底地展现她们的风貌的，免不了挂一漏万。
贰 女性文学
回到文学的领域，多少年前女作家的精神追寻与对不同的历史时期的表述完成了她们的历史使命，她们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教科书，更值得我们深深缅怀，除上面已经提到的冰心、白薇等，又如庐隐、石评梅、谢冰莹、杨绛、萧红、白朗、杨沫、张爱玲、苏青、韦君宜……有的至今依然笔耕不挫，如宗璞、霍达、柯岩等。更有一批沉著思考的女性批评家，如李子云、刘思谦、吴黛英，陈惠芬、盛英、吴宗蕙、乐黛云、季红真、赵园、孟悦、李小江、王徘、赵玫、戴锦华、萌萌、艾云……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文学艺术，茹志鹃、王安忆母女两代女作家其风格模式也大有径庭。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在解构男性话语中心的同时，阵容强劲地形成于文化交汇之中，张洁、谌容、叶文玲、张抗抗、戴厚英、陈祖芬、张辛欣、范小青、陆星儿、毕淑敏、残雪、方方、池莉、皮皮……在“新”派文学的争鸣延宕下，女性的书写更是突出朗现于后新时期众声喧哗、多元分化的文化格局，全国各大期刊、杂志、出版社、研究中心不约而同地把日光投向新人辈出的女性作家群体，她们以鲜明的女性笔触在文化精神的领域展示出一派秀丽的风貌，对于存在的感悟，对于往事的缅怀，借助叙述话语呈现出多重寻味的女性的审美特征。这足以使众所瞩目的文化景观意味着已被广为注重的女性的社会角色与人文精神的复合，它不再是闭锁的命运，而已经成为有着深远影响的定势。
女性文学以女性的寻求意义的核心建构多元的文化语境，在不断的变奏中实现自身的语言重构以及艺术形式的演异（演绎）与探求。一些女作家们试图以此构建女性的精神堡垒，或者力图表现一种个性的体验和情感。在一批女性文学新锐中，尤以陈染、林白、海男等作家表现突出，陈染“努力在作品中贯穿超性别意识”（陈染《超性别意识与我的创作》），林白与海男的“精致的感觉”和女性意识，在纯粹的个性艺术体验的语言层面上实现着其本体价值。早于她们的女作家在后新时期的文化语境中同样赋予了有着深层文化积淀的创作体味，譬如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张抗抗的《赤彤丹朱》系列，残雪的《历程》……女性意蕴的成熟与新锐之气业已融于语言之流的沉浮，不能不令文坛为之一振。在走向21世纪的文学道路上、女性文学承载着女性的心路历程和个性体验将不遗余力地保持“青春常驻”。
叁 女性导演与她们的艺术视域
随着女性解放使得女性社会角色、地位的彻底转变，一批女导演以及女性电影的涌现作为中国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之一，智慧地反思了女性的自觉意识，以她们的执著和才干同男性平等竞争，从一个象征层面上赋予着耐人寻味的文化内涵。[NextPage]
早些时候的《女大学生宿舍》《红衣少女》《哦，香雪》《我只流三次泪》等女性题材的影片都是出自她们之手。著名女导演张暖忻曾在95年三八节中国电影周报召开的女影人座谈会上说：目前活跃在影视界的一批中青年女导演的现象是空前绝后的。现在回溯起来却不免添了几多感伤，对于业已辞世的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张暖忻（于95年5月28日在京因病逝世）的怀忆，不免又勾起对于她执导的《沙鸥》《青春祭》《花轿泪》《云南的故事》《北京，你早》等影片的回顾。和张暖忻同属于第四代的黄蜀芹，同样是为人称道的女导演之一，由她执导的《人·鬼·情》《画魂》等片在影坛上引起反响。在’95四川国际电视节期间，黄蜀芹（上海电影制片厂）与斗琪（太原电视台）、虞志敏（江苏电视台）、蔡晓晴（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潘霞（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富敏（上海电视台）、李莉（上海电影制片厂）、陈力（河北省电影制片厂）、阿因（吴月英，长沙电视台）、倪绍钟（四川电视台）被评为“中国电视剧十佳女导演”。与此相应的是中国电影在一些国际电影节上的频频参赛获奖，中国女导演与男导演在国际上的成功交相辉映。刘苗苗的《杂嘴子》，中年女导演王好为的《哦，香雪》，广春兰的《火焰山来的小鼓手》，青年女导演李少红的《血色清晨》《四十不惑》，宁瀛的《找乐》《民警故事》……都曾先后在亚洲欧洲电影节上参赛获奖。曾在日本展映的《画魂》《天堂的来信》等五部电影即是一次中国女导演作品的成功展示，黄蜀芹、王君正、秦志钰以及电影局的王静琴、何平平的五位女士组成的中国电影女导演代表团在那里成功地再现了中国女性的光辉形象与她们执著的艺术追求。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人会在中国召开，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和重要话题，歌颂中国当代十大女杰的一部20集电视系列剧《她们的故事》在那期间与全国的广大电视观众见面，秦竞虹（《阿妈啦的雪莲》）、石晓华（《希望奏鸣曲》）、胡玫（《女飞行师长》）等十位女导演以及十位知名女作家、女演员携手创作，构成了女性艺术视域的鲜明格局（电影观感）。
如此种种，中国女性的文化光环受到举世瞩目，置身于影视界的女导演群像缔造了女性文化视域的辉煌，出于她们之手的影片和电视剧成功地表明了她们具备的卓越的才能与智慧。《独身女人》《红粉》（改编自苏童的同名小说，李少红执导）《战争童谣》《小凤子》（改编自陆星儿的小说，李少红执导）《杨开慧》（秦志钰执导）《宋家皇朝》（导演张婉）《英雄无悔》《马路公使》（吕枫导）等片包括话剧女导演（如娄乃鸣）执导的话剧使我们感受到了强烈艺术震撼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目前活跃于影视界的这一批中青年女导演，她们在众声喧哗的文化氛围中经历着一段不寻常的历史际遇，一批中青年女导演以她们执著的艺术追求和善美的品质尽现女性风采，在众声喧哗的文化语境中，她们又投入了新的筹备和拍摄。对于探讨中国影视艺术的态势来说，女导演的艺术视域别有一番品味，女性艺术视域的永久魅力正在深入自身的探寻。
肆 崛起的女独立制片人
独立制片是九十年代中国大陆文化艺术界的一个独特现象，它是一条艰难的艺术途径，大陆的独立制片人在这样的历史契机中渐次形成了一个艺术群体，以他们的策略方式和风格获得了新的意义，而女独立制片人的出现，更是与男性争辉的新影像的日渐显露了。谭璐璐（《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林虹（《康熙大帝》）、帅芹（《衣锦还乡》）、郭静（《误入商海》）……掀起九十年代女独立制片人的典型运行模式，她们都是搞文艺出身，是在渗透着欣悦与忧患意识的文化状态下做出的抉择，甚至不容她们有丝毫的退缩，以不可逆转的“现身说法”载起她们的夙愿和命运，她们饱含着期盼与使命感，一边为自己祝福一边进行着艰难的跋涉，以更为醒目的女性视域构成了九十年代中国本土文化语境的一个奇观。
（实习编辑：罗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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