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洪波

　　“贵州违章女司机当街暴打女记者，连扇多个耳光”，听起来很恶劣。

　　看过视频，觉得情况还不象听起来那么糟糕。无论如何，女司机打人是错误的，任何人先行动手都是不对的。不过，冲突实在可以说有“愤激”因素。

　　视频解说称违章女司机被交警拦停接受处理，贵州电视台法制频道记者采访这名女司机，女司机始终不面对镜头。视频画面中，可听到女记者问女司机“贵阳正在‘三创一办’，你这样的行为是否给贵阳市丢脸”，女司机于是爆发，连续攻击女记者。

　　表面来说，这是“一语不合，武力相向”。从女记者的提问来说，“丢脸”一说刺激了当事人，这个提问应该说是不太符合专业水平的。她可以问当事人对自己违章有什么想法，但似乎很习惯地，就问出“是否给贵阳市丢脸”来。当事人也正是对这个说法非常恼怒。

　　当然，如果当时是一名男记者，这个街头暴力未必还会出现，女司机出手之前或有情绪蕴积过程，或有是否可以出手的预判，暴力大多有胜负预估。女性大多会是暴力原则的受害者，暴力出现在女性之间，实在令人遗憾。

　　从深处说，这个冲突涉及到新闻职业的伦理问题。一个司机违章被交警拦停，有接受违章处理的责任，没有接受记者采访的义务，更有不在电视节目中出镜的权利。女司机始终不肯面对镜头，没有什么不妥当。记者应是客观中立的报道事实，不应当对被采访者使用贬低性评价的语言，问违章女司机是否“给贵阳市丢脸”，有违于职业要求。

　　不过，在中国，新闻职业很多情况下被扭曲，从业者在一种扭曲模式下而不自知。严格地说，记者可以采访和报道贵阳“三创一办”的情况，以及交警执法的过程，但不可以理所当然地站在执法者立场。而根据交警介绍，贵州电视台法制频道是在与交警进行“联合执法”。请问，记者有执法权没有，凭什么能够“联合执法”？

　　新闻从业者当然有自己的看法或者价值标准，例如他可以认为女司机违章，构成了对贵阳市形象的损害，或者“给贵阳市丢脸”，但是他应当知道这是自己的评价，而不是事实，事实只是女司机违章，而女司机对自己的违章有何看法，未必要告诉给大家。

　　更进一步探问，一个女司机违章就是给一座城市丢脸，这个认识未必站得住。违章就是违章，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上升到“给贵阳市丢脸”的高度，我看是过当的。违章接受处罚，不意味着当事公民的其他权利丧失，包括隐私权、人格权。“丢脸论”、强迫采访、强迫面对镜头，这样的记者言行是不应该的。

　　我们经常会看到新闻对普通公民的随意对待，很容易对市民行为“曝光”，并以之为“监督”。这种极为安全的“监督”，往往带来权力对公民的过度施行，产生“强力整改”的效果，此时“监督”到底是监督权力，还是监督普通公民，变得模糊了。新闻还很容易在“监督市民”的过程中损害普通人，例如交警部门公布长期不清缴罚单的市民，媒体就用“电子眼老赖”来称呼那些人，媒体怎么能够确定那些人是“老赖”，是否可能罚单未接到，是否有类似在一个道口反复被罚上万元这样的可能，是否有清缴罚单手续麻烦的问题？媒体是不考虑这些的，对普通人是不会如此谨慎的。

　　媒体对权力又是否有如此勇猛呢？媒体对权力唯谨唯慎，诚惶诚恐，对普通公民则不在话下，勇猛无边，那么，它就不是“正义”的载体，而是欺软怕硬。恰好，很多媒体就是这样的，无法或者不敢对权力有所督责，对普通市民则细大不捐地曝光“监督”。媒体成为修理市民的权力帮手，扶强锄弱的有力武器，而不是监督权力的公民平台。

　　据报道，贵州电视台有关人士表示，女司机打女记者这件事情，“已经引起了贵州省、贵阳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公安部门相关人士已表示，将严肃处理此事”。领导高度重视、公安严肃处理，事情怕是会“从重处理”。我想，还是公平处理吧，如果能认错，宽恕那名女司机更好。女记者碰到的不是黑社会，不是跋扈的官员，只是一个女司机而已。

　　（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