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邵建

　　电影《孔子》上映，引发人们对孔子的评议。从我写的两篇文章看（《社稷亦为民而立》、《就〈社稷亦为民而立〉答南都网友》），舆论对孔子的评论基本是负面的，甚至连带作为写作者的我也赢得骂声一片。我坚持这样一个判断，如此大面积的反孔，是上个世纪新文化运动留给我们的遗产，所以我那两篇文字与其是为孔儒辩诬，毋宁是要楬橥新文化运动的偏差。这个偏差百年流贯形成了一个“小传统”，它全面颠覆了前此于它的数千年的“大传统”。由于它顶戴了一个“现代”的名头，它所批判的对象自然就是腐朽落后，以致今天的我如果要为那种传统说话（哪怕是针对它的正面性），也要背上倒退复古乃至复辟的污名。

　　我不知道有多少年轻人认真体悟过原儒时代的孔孟，张口就是中国历史只有两个字“吃人”（这来自新文化运动中的小说《狂人日记》），抑或传统礼教就是“杀人”（它同样来自那个时代的小说《祝福》），这些作品长期保留在我们的中学课本中，以至形塑了一代代人对传统的固定看法。这种看法看似深刻，但过于化约，因而显得相当片面。“片面性”正是当年新文化运动的文化症候之一：传统就是旧的，现代就是新的；不言而喻，新的就是好的，旧的则是腐朽落后的。这种思维延伸到今天，就有网友这样校正我：“放眼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现代文明淘汰了中国传统文明是个不争的事实”。更有网友指责我“一再地把自己陈旧腐朽的思想摊出来晒太阳，可能不知与时俱进是当今潮流吧”。这种语言以及这种语言之后的思维，果然十分新文化，但，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回到当年，新文化追求现代没问题，但现代本身也很复杂。可以这样说，现代是个时间的筐，什么价值都能往里装。英美是一种现代，苏俄和德国这一左一右的极权主义难道不也是现代。现代之复杂，正如传统之复杂，都需要分殊处理，不能整体主义对待。新文化恰恰犯了这毛病。传统文化或儒文化整体上就是一个坏，所以需要淘汰。时间维度上的新就是好，比如英美自由主义都旧了，只有1917的苏俄才是最新的。新文化果然与时俱进，全幅引进了苏俄那一套。在引进苏俄民主之前，又把具有古代民本思想的儒学当做民主的对立面来批。新文化力倡“不破不立”，但它这“一破一立”堪称绝笔，由此造就了20世纪的中国“现代”格局，它一点都不“传统”。如果我们今天可以回头审视并反思，这20世纪“狄克推多”（dictator）的账，算在孔子头上，还是算在苏俄头上。

　　直到今天，新文化依旧有它巨大的身影。什么叫“现代文明淘汰了中国传统文明”？真正的现代文明是可以涵容传统文明的；而且按照英美自由主义的看法，现代文明是从传统文明中发变出来的。相反，只有按照苏俄所谓的现代文明，才是彻底地反传统。请看当年鲁迅的表述：“那就是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新文化运动过去了，但新文化运动的思维方式还在，我们今天不依然要把儒学当粪一般抛掉吗。然而，儒学并非神圣，正如它并非粪土。我们为什么会陷入这非神即粪的二元对立的思维中呢，我们为什么对丰富而又复杂的传统文明不能抱持一种有机选择的态度呢。和五四新文化一面倒的极端偏狭相比，孔子的儒文化反而显得十分包容。就英美普世意义上的现代而言，我不得不说，爱现代的年轻人啊，在某种意义上，五四新文化比孔子的旧文化距离现代更远。

　　纠正五四新文化的百年偏差，有一个很好的文化参照，那就是五四之前。那是一个由严复、梁启超等人唱文化主角的时代。由于历史选择性地遮蔽，年轻人也许对那个时代从来就很陌生。可以成为比较的是，严、梁等人在接受现代西学上，不但领先于后来的新文化；而且新文化中人大体是读着严复的西学翻译成长的。但，区别在于，严、梁等人从来没有把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对立起来，做非此即彼的选择。他们不但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儒生，以道自任；而且很自觉地做两种文化的会通工作，从而形成现代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交互阐释”。面对这样的文化先进，你说他们是传统、还是现代。合理的表述是，他们既传统，又现代。这至少可以说明，传统未必是现代的死敌，它们不是你死我活意义上的二元对立。可惜，这样一个文化健康的时代自新文化运动发生，百年不再。如果说上个世纪的前二十年有两个“现代”：一个是新文化那种彻底斩断传统的现代，一个是包容传统并让传统活在自己之中的现代；那么，从文化多元的角度，我们今天需要哪个现代。

　　我尊敬儒学，特别是孔孟原始儒学；但，反对儒教或孔教，更反对权力对儒学的介入。儒教是儒学的权力化、原教旨化；权力介入儒学，推崇儒学，更是权力自身的意识形态化。两者可以相互合成，对此，我并不比那些批评我的人缺乏警惕。问题是，我的文字压根不涉及这些，为什么会有这些扣帽子式的批评。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这样一种不加分析甚或以骂代批的文化习性，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还请批评者自思。

　　（实习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