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博渊

　　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高兴地告诉我，他改变了对流行服装的看法。他说，他以前一直看不惯年轻人的衣服，觉得太怪，完全是奇装异服。有一次，他穿了孙子淘汰下来的休闲裤去钓了一次鱼，看法一下子改变了。他原来只是想，反正老了，不讲究了，怪就怪吧。穿上以后才发现，这裤子真不错，宽松舒服，蹲也好，坐也好，裤裆都不牵着，而且口袋多，哪儿都是口袋，这个放卡，那个放钱，另外的放钥匙之类的，非常方便。带这些零碎东西，以前是要专门准备一个提包的。从此，他就正式把这条裤子接收了过来，天天穿，非常得意。

　　这是裤子的又一次革命。前一次是在上世纪50年代，众多的中国人抛弃了传统文化表现之一的中式裤子而改穿西式裤子。这种老式的裤子我是穿过的，它前面不开口，穿的时候把前面的裤腰打一个大折子，然后用裤腰带一束。这种裤子很不方便。其一，容易掉裤子。因为它不像西式裤子，裤腰上有一排皮带扣。小孩子喜欢恶作剧，偷偷走到别人背后，突然揪住他的裤子往下一扽，他的小白屁股就露出来了。其二，前面鼓鼓囊囊一大堆，棉裤尤其突出。而且，小便时还必须解下裤腰带，露出肚皮来。冬天刮大风的天气里，站在野地里撒一泡尿简直是一个严重考验，贾宝玉就遇到过这样的尴尬。我60年代初到北京读大学，系里有一位来自盐城的男同学还穿着这样一条棉裤，他看到别人的裤子都和他的不一样，觉得不好意思，拿起剪刀来把前面剪开，粗针大线地改造成了一条“西装裤”。 直到现在，他还津津乐道。我深信，没有人能说服他坚持穿“民族服装”。

　　在这次革命之前，裤子还经历过什么革命，今天的人已经不很清楚。据研究古代服饰的专家说，中国人原本不穿裤子。他们上身穿“衣”，下身穿“裳”。裳就是裙子。大腿冷怎么办？用一幅长长的布把腿裹起来。至于排泄器官，好像是裸着的。国学大师孔子穿的就是这样的服装。据考证，裤子是游牧民族发明的。马背上的民族，如果不穿裤子，屁股和两腿会磨破。现在，全世界几乎所有民族都穿裤子了，说明穿裤子这种文化比较先进，比较优秀。专家们说，中国人在公元前四世纪赵武灵王实行了一次裤子革命，推行“胡服骑射”，从此中原地区有了裤子。这个论断是否正确，有待考证。但中国男子穿裙子的历史还是有迹可寻的。比如戏剧舞台上，就有穿裙子的男人，不过都是下层民众罢了。在清代，南方山区少数民族的男子还都穿裙子，而不穿裤子，直到改土归流后才被迫改装。汉族也有过这样的阶段。苏南农村的男子直到解放初期，还在裤子外面穿一条布裙子，叫做“作裙”，意思大概是工作时穿的。在冬天，作裙还可以起保暖的作用，因为它很厚实。60年代以后，就再也见不到这种男人穿的裙子了。现在的年轻人，只知道裙子是苏格兰男子的传统服装，而不知道汉族男子也曾穿裙子，可见历史的尘土会掩埋文化和记忆。如果要严格坚守传统，那应该男男女女都不穿内裤，连裤衩也不穿，穿一件“裳”遮一下羞就完了。

　　除了保暖这样的基本功能之外，作为次功能的实用性也不可忽视。古人的大袍子很可能是没有口袋的，所以都把东西装在袖子里，或者荷包里。而《红楼梦》里的贾琏好像更喜欢把东西塞在靴筒里。古人为了方便，在腰带上挂一个环，用以挂腰刀与荷包之类东西。对于中国传统的服装缺少口袋，曾长期生活在山东农村的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100多年前写的《中国人的特性》一书中有议论。他写道：“从外国人的立场来看，中国服装最令人头痛的是没有口袋。外国人一般都希望衣服上有许多使用方便的口袋。他要在外衣口袋里装记事本，大口袋装手绢，衬衣的口袋装铅笔、牙签、怀表之类，还有其他口袋要装小刀、钥匙和钱包。如果一个外国人身上还带着小梳子、小镜子和水笔等等，这并不算什么稀奇事，因为这些东西是他经常要用而不能缺少的。而中国人很少用这类东西，就算要用，也没有口袋放。如果他有一块手帕，他就把它塞在怀里，他身边的孩子也是这样。如果要带的是一份重要文件，他会把文件塞在绑腿里面，认真地扎紧后上路；有时干脆把文件往裤腰里一别。在这些情况下，因为带子松了而不知不觉地丢了文件的事情常有发生。如果身上还要带什么东西，他们一般把东西放在卷起的长袖里，帽檐里或其它某个地方。在中国人身上很难找到放小东西的地方。他们常把钱卷成小卷挟在耳朵上。类似钱包、烟袋和烟杆一类东西，为了保险起见，就系上带子，挂在腰带上。一旦带子松开，这些东西就可能丢失。钥匙、梳子和一些古钱都系在外衣的纽扣上，每次脱衣服时还得小心，以防这些东西丢失。”这个问题，现在的休闲裤休闲服解决得比较好，我认识的那位老汉体会就很深切。

　　迄今为止，我们知道裤子至少经过了三次革命，看起来一次比一次顺利。赵武灵王搞服装改革的时候，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他的长辈和本家都公开站出来反对。他的叔叔公子成有很强烈的“文化自觉”。他说：“臣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祖宗颇有一点中国中心论的意思。既然中国最先进，那为什么要向别的民族学习呢？他指责他的侄子企图“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但赵武灵王很坚决。他的理由是：“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这话的逻辑力量非常强大，从服装和礼仪的基本功能说起，把后来附加的一切赘物，如区别高低贵贱的礼仪功能之类统统放在一边。人们常常容易犯糊涂，舍本而逐末，忘记最基本的东西。比如说，当初我们选择社会主义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渐渐地，我们把建设社会主义的初衷给忘记了，而甘愿过贫穷的生活，还发出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一类的奇谈怪论。又比如，现在人们谈论弘扬传统文化，本来应该是为了建立一个既适应于现代生产力，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体系，以利于中华民族的复兴。但渐渐地，人们忘记了初衷，忘记了弘扬传统文化所为何来，而一头扎进故纸堆，这也喜欢，那也喜欢，什么都要弘扬，不管它有用无用，有害无害，变成了复古。赵武灵王的头脑就很清楚，他抓住了根本，服装就是便于使用的嘛，礼仪就是便于人们有秩序地进行社会活动的嘛。抓住了这个根本后，他说：“是以圣人果可以利其国，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就是说，服装和礼仪都要为现实生活服务，如果情况变了，原本的服装和礼仪不再具备服务功能了，就要改，不能拘泥于传统，本末倒置。他接着指出国家的安全形势非常严峻，而且中山国围攻赵国重镇郜的仇还没有报，亟待改革服装，以加强军事力量。公子成终于被说服，第二天就穿着胡服上朝，起了带头作用。那时候没有专业军队，农民放下锄头就上前线，没有专们的军装，为了便于作战，就得改民族服装。后来，赵国灭掉了胡人建在中原地区的中山国，开疆拓土，国力大增。此事见于《史记·赵世家第十三》。我国的历史学领先世界，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其中有许多好东西，包括后人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教训，研究和教授传统文化的人不可不读。

　　最近读到一所知名大学一位教授的大作，说民族文化是民族认同的标识，文化存则民族存，文化亡则民族亡。他说，历史上有些民族，因为不尊重自己的文化，所以消失了，比如契丹族。他认为，自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就开始怀疑自己的文化了，全盘西化。他举了语言文字、服装和建筑为例子。他说，我们不如阿拉伯人和印度人，他们穿民族服装，而我们都穿西服。对于这种情况，这位教授表示担忧，说道：“民族自尊和文化自觉是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

　　这促使我对服装的功能作了一番思考。我思考的结果，认为人类服装有三种功能：基本功能、次功能和附带功能。基本功能有二：一是保护，二是遮羞。在我国古人的动物分类法中，人类被称作裸虫。为了保护皮肤和机体免受日晒、雨淋、寒风，以及一切尖利粗糙东西的伤害，人类必须穿衣服，保护肌肤。第二个基本功能是遮羞，把不便供人参观的部分掩盖起来，像亚当夏娃当年所做的那样。在保证这两个基本功能的前提下，服装还应该具备一些次功能，如美观、方便。美观就是展示美，方便就是携带东西。除了基本功能和次功能之外，人类还赋予了服装一些附带功能，比如用以展示穿衣人的地位和身份。富人穿锦绣，穷人穿布衣；劳心者穿长袍，劳力者穿短褂。还有，龙袍是明黄色的，一二品高官的官服则是紫色，依次是红、蓝、青，泾渭分明，不得有误。没有功名的人只能穿白色衣服，所谓白丁、白身、白衣，如《水浒传》里的白衣秀士王伦。这位教授赋予服装的显然属于附带功能。这位教授的意见很有代表性，但从裤子的发展史看，好像不那么对头。文化的基本功能应该服务于人类，服务于社会，为人类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服务。实际上这是一个基本趋势，是不可改变的。人总是择善而从的，什么东西好，就采用什么。文化的服务功能发挥得好，可以推动民族进步和发展。民族进步了，发展了，其文化也就获得了腾飞的翅膀。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英国有什么先进的文化？莎士比亚不过是在英国殖民者受了印度古代文明的刺激而可以树立起来的一个样板。然而，由于它最早完成了工业革命，在全世界殖民，成了“日不落帝国”，英语于是就成了世界语言。我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近代以来在世界上颇不受重视。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迅速发展，文化也开始走向世界。可见，规律是有的，不过不是“文化兴而民族兴，文化亡则民族亡”，而是倒过来：民族兴则文化兴，民族亡则文化亡。

　　季羡林先生有一个很好的观点，他在谈论佛教文化时说，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所以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原因在于古人善于吸收其他民族优秀的文化，不断地充实自己。现在我们许多人有极大的盲目性，把中国传统文化想象成纯而又纯的国产货。这样的文化，在世界上基本不存在，如果有，那一定是落后的、羸弱的、必将被淘汰的。世界上近代众多土著文化的命运就证明了这一点。还有一个不为人注意的盲目性，就是并不真正理解文化交流为何物。文化这种东西好比水，其本性是流动的，人为地阻止它的流动是不可能的，如果谁采取坚决的措施加以阻止，那后果一定是十分严重的，清代后期的代价实在太大，而且记忆犹新。一定要让文化流动起来，你流过来，我流过去，叫做交流。我们现在一说文化交流，好像就是中国的京剧团、民乐团、杂技团到国外去演出，外国的歌剧团、芭蕾舞团、马戏团到中国来演出。再就是翻译作品。这些其实只是文化交流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实际上，文化交流和物资交流一样，就是我从你那里挑选我所需要的东西，你从我这里挑选你所需要的东西。但许多人对此缺乏心理准备，看见人们从外国人那里弄了什么东西来，换下了祖宗留下的东西，就说他崇洋媚外，就义愤填膺。他们不知道，文化交流的加速是全球化的必然趋势，而文化趋同又是交流的必然结果，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害怕也没有用。我们不但不应当害怕，抗拒，反而应当高兴，欢迎。道理很简单，从别人那里捡了好东西来，对我有好处。也有人专门捡别人的破烂货的，那也难免，但不可能是主流。主流还是捡好东西。[NextPage]

　　文化取向总有功利性，有利于己的才拿。看一看日常生活中的用具，有些东西不知不觉之间消失了，换上了洋货。洋火取代了火石，电灯取代了油灯。用火石打火是需要技术的，常有人一大早手里拿了一根纸捻子到别人家去取火，因为他自己不会打火，没有火就做不成早饭。服装也一样。比如，南方以前有一种作为雨鞋用的钉鞋，现在没有了。它是在布鞋的鞋底上密密地钉上门钉一样的铁钉子，然后放到桐油里浸泡，晾干。我穿过这样的钉鞋，其硬如铁，走砖地还行，走泥地就很艰难，烂泥极容易粘在鞋底上，重得迈不动腿，一不小心，脚拔出来了，鞋留在了泥里。后来商店里出现了橡胶雨鞋，钉鞋就悄悄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到了80年代，农民们在水田里做农活都穿胶鞋了。与钉鞋一同消失的是蓑衣。蓑衣有许多种，有棕的，有笋壳的，由灯草壳的。1958年大跃进，我和同学们曾用灯草壳做过蓑衣，获得成功。这种东西在中国有极其古老的历史，在唐代就被诗人写进了诗里，“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不知道怎么一来，忽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无论是城里还是乡下，仿佛一夜之间，到处都是花花绿绿的塑料雨衣。

　　那位大学教授说，自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就开始怀疑自己的文化了。这话的确有道理，但不是“中国人”的错。1840年败给了英国，1860年英法联军烧了包括圆明园在内的北京三山五园，1894年又败给了日本，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不平等条约一个接着一个，明明被侵略了，挨打了，却要割地赔款。这叫中国人如何不怀疑自己的文化？失去自尊当然不好，但盲目自信也不好。满清帝王和大臣们不了解世界，也无意了解世界，坐井观天，夜郎自大，抱着中国中心主义不放，以为老子是天朝大国，其它国家都是边缘蛮夷，是落后民族，不值得一顾。人家在进步，在发展，他们在昏天黑地，在花天酒地，自我陶醉，陶醉于五千年灿烂文明。战火一起，土崩瓦解，国家民族到了灭亡的边缘。经历了劫难的中国人，不能不怀疑，中国文化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以至于遭此荼毒。于是就有了新文化运动，有了辛亥革命，有了民主共和的概念。这种失去信心，没有什么不好。

　　文革时期，我们也有那么一点盲目自信，“民族自尊和文化自觉”非常强烈。明明经济极度困难，各方面都严重落后于世界，我们却高唱“处处莺歌燕舞”，“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那时候，从国外回来的人，都会立刻换上半新的中山装，以示艰苦朴素，而且绝口不谈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和发达。崇洋媚外是一个大罪名，“风庆轮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谁愿意沾那个边？但暗地里人心思变，盼变。广东沿海的农民最现实，干脆冒死偷渡香港，而且前赴后继。1976年，文革结束以后，解放思想依然困难，改革开放是中国人的一次沉重的转身，艰难的转身，甚至不得不求助于改变服装这样的事情。记得当年胡耀邦说过一句话，原话记不清了，意思是历史上每一次社会变革都伴随着服装的变革。领导人一个个带头穿西服，表达的是他们拥抱世界的决心。改革开放后西服的流行可能还有一个附带的好处，那就是增强中国人在国际上的亲和力。在冷战年代，中国是东方阵营的中坚，改革开放就意味着外交战略的根本性转变。于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口号悄悄地抹去了，代之以“和平”、“合作”、“双赢”。中国的走进国际舞台，好比一头雄狮走进非洲草原，那里原有的狮群无不用怀疑、惊恐和敌意的目光观察这位新来者。他们发现，中国人不再穿令他们想起意识形态分歧的毛式服装，而和他们一样穿西服，还面带笑容，表明自己是现存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而非挑战者。这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争取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宽松的外部环境。

　　现在，情况有了变化，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并且很快就会成为第二，国际上一片赞扬声。于是，人们纷纷找回了“民族自尊和文化自觉”，突然之间发现应该穿中山装，说如果在各方面失去自己的民族特色，中华民族就会消失，更谈不上复兴。问题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从哲学角度看，凡是历史上产生的东西，都将在历史上消亡，国家如此，民族亦如此。但我们可以相信，以中国这样的人口，这样悠久的历史，这样丰富的文化，将会是最后一个，或最后一批消亡的民族。日本人一直在吸收外来文化，他们当作民族服装的和服，其实是模仿我国唐朝的服装，明治维新后又盛行西服，但日本还是日本，民族没有亡，文化也没有亡。曾经，中国人到了海外，常常被误认为是日本人。这对中国人刺激不小，包括本人在内。一个弹丸之地的小小岛国，其文化影响力居然超过我五千年文明古国！而现在，日本人正在担心，大和民族会不会被边缘化？他们看到，孔子学院在全世界遍地开花，中国的文化正在走向世界，甚至有欧洲学者惊呼，中华文化必将统治全世界。这时候，我们要警惕，在民族自尊的背后，是否隐藏着一股自负的气息，以为可以不必韬光养晦了，可以锋芒毕露了。如果这样，将是对形势的误判，有百弊而无一利。

　　一个成熟的民族，应该是理性的、谦虚的、自信的，她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也不怕吸收别人好的文化。夜郎自大不是民族自信，而恰恰是不自信的表现，有害于国家民族，是一种伪爱国主义，必须摒弃。

　　（实习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