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匡正

　　美国两个惊天大案的凶手，都与一本书有关，这本书叫《麦田里的守望者》。写作这本书的作家，2010年1月27日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家中逝世，享年91岁。他的名字叫杰罗姆·大卫·塞林格。塞林格在他离世的地方，隐居了近60年。

　　刺杀约翰·列侬的查普曼和刺杀里根总统的欣克利，随身都带着《麦田里的守望者》，对这本书百读不厌。查普曼在监狱中发表声明称：“我希望有一天你们都能读一读《麦田里的守望者》，我今后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这个目标，因为这本非同寻常的书里有许多答案。”当然这并不是一本专门陪伴凶手的书，它同样陪伴过无数卓有成就或循规蹈矩的美国人。从这两个极端案例，可看出它对美国年轻人的影响之深。

　　塞林格虽然逝去了，但对于世人而言他仍然是个谜。

　　他的生活经历简单。中学和大学都没读完，二战时应征入伍，参加过诺曼底登陆和阿登战役，战后回到纽约重新写作。在陆续发表几个短篇小说后，1950年7月，《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出版使塞林格一举成名。

　　不久，他便买了一块带小山的土地，隐居到新罕布什尔州乡间。他住在山顶的一座小屋里，四周都是树木，竖着高大的铁丝网，网上装着警报器。他似乎在践行小说主人公霍尔顿的梦想，“用自己挣的钱盖个小屋，在里面度完余生”，不再“和任何人进行该死的愚蠢交谈”。人们想拜访他，得事先递送信件，陌生人被他拒之门外是常事。他极少在公共场合露面，不接受媒体采访，即使出现在附近小镇上，也几乎不与人说话。几十年里，媒体要找到一张他的照片都很困难。

　　他还在写作吗？这是所有人关心的问题。《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后，十多年里他只出过三个中篇和一个短篇，1970年后便不再发表作品。《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成功，让塞林格全无衣食之忧，这本小书至今每年在美国销量仍有20万册以上。生前，除《九故事》外，他不同意将他发表过的其他短篇小说结集出版。这么多年来，出版商一直在打他的主意。相信在他去世后，一场关于他遗作的出版之战一定已经在暗中打响。他是否继续写作的谜底会很快揭开。

　　《麦田里的守望者》故事很简单：一个屡被学校开除的少年，以自述的口吻，讲述了自己在纽约街头游荡了两天的经历。他或在街头流浪，或在小客栈和夜总会中出没，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他本性善良，却孤独愤世，在他眼中成人世界极端虚伪，无法信任。他唯一的老师是个同性恋，校长虚伪势利，“假模假式”成为他指称这些成人的专用词。他讨厌沉迷女色和酒精的人，自己却酗酒、抽烟、打架，甚至找妓女。他不想过浑浑噩噩的日子，但又找不到出路。最后，只能以这种自我放逐的方式，逃离学校与父母。

　　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之前，美国文学总是将童年理想化，孩提时代永远是快乐而天真的。塞林格的作品，使“成长”染上了一些悲剧色彩。二战后的美国，和今天的中国处境有些类似。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国内财富激增，中产阶级增多，社会异化现象严重。因为冷战，政府对内采用的是政治高压政策，国内矛盾激化，危机四伏，社会弥漫着强烈的功利主义气息，民众理想幻灭，出现信仰危机。有人把美国的这个时期称为“懦弱年代”。

　　小说主人公霍尔顿只有16岁，很像今天的中国“富二代”。他出身富裕家庭，但内心矛盾、精神空虚；他渴望找到一个理想的精神世界，但没人能给他指导。他既是叛逆者，也是一个受害者。他对学校和教育的控诉，在今天看来仍然直指人心：“要你干的就是读书，求学问，出人头地，以便将来可以买辆混账的凯迪莱克；遇到橄榄球队比赛输了的时候，你还得装出挺在乎的样子，你一天到晚干的，就是谈女人、酒和性……”

　　从着装谈吐到思维想法，霍尔顿的出现都是一次颠覆，年轻人认为这本书道出了自己的心声，塞林格因此成为美国战后一代的代言人。逃避还是面对，成为一代代年轻人总要探讨的话题。孩子们期望从社会中获得的是真诚、爱与善良，而道德沦丧与物欲横流的都市生活，总是把孩子们带离这些珍贵的价值。可以说，这种成长的无奈与迷茫，至今仍然困惑着年轻人。这本书对我们了解今天的中国“富二代”，仍具有启示性。[NextPage]

　　几十年来，人们只要谈到社会对儿童自然纯真的破坏，就会想到塞林格这位孤独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想到书中的那道“悬崖”。“悬崖”上是孩子们纯真的童年，“悬崖”下则意味着世故的深渊。或许塞林格想永远守住自己的童年，所以他最后选择了逃避那个成人世界。这段话多么适合成为塞林格的墓志铭，愿塞林格在天堂能实现他的愿望：

　　“那些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个混账的悬崖边。我的职责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儿。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实习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