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卫平
1989年11月9日，刚刚上台几天的东德社会统一党主席克伦茨突然下令凿开柏林墙。下午6点57分，民主德国宣布即时开启边境。柏林墙很快被凿开一条缝，人们潮水般涌向西德。在这之前，匈牙利已经拆除了通往奥地利的铁丝网，使得东德人可以绕道去西德。
但是，柏林墙的拆除，并不直接意味着两德统一。至少40年，两边的德国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加入不同的国际组织，不仅互不照面，而且处于敌对状态。重提统一，谈何容易。
旋即，在知识分子之间，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引发了从未有过的热烈讨论和争论，各路人马显示了不同的身手。但实际情形容不得知识分子有更加充裕的时间。1990年10月3日，根据当时西德的《基本法》，以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的方式，完成了统一进程。此时离柏林墙的拆除，不到一年时间。
它实际上并非令每一个人欢欣鼓舞。格拉斯在最近接受《南方周末》的访谈中，仍然耿耿于怀地说，“要庆祝？二十年之后吧”。文学成就卓著的小说家格拉斯大体属于左派阵营（又称“人文自由主义”阵营），这个阵营在对待统一的问题上，或者反对，或者存有很大的保留，基本上持一种怀疑的态度。这种立场与他们更早一些的看法相反。1960年代，当阿登纳政府决定拥抱西方，让西德加入西方阵营，左派知识分子则在“再统一”的名义下表达了抗议。而到了1990年，当统一就在眼前，同样的人们却采取了相反的态度，这是为什么？
当年论战的硝烟已经飘散。但是，知识分子的工作很难仅仅以结果来衡量。他们在现实中的失败，并不意味着他们理论上的破产或全部破产。讨论中所出现的富有意义的维度，还会保留下来，发挥它们的意义。
什么是这场有关统一的知识分子辩论中富有意义的话题？他们运用了什么样的资源，又开掘了哪些面向？如何看待“民族认同”和定位“民族国家”？所有这些对于我们的思考不无参考意义。包括在同一个人的论述中，既有精彩的成分，又有似是而非的东西，我们正可以从中学会如何对待具体问题和“辩证地”看待问题，培养起所需要的更为复杂的眼光。
在 《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扬-维尔纳·米勒著，马俊、谢青译，新星出版社，2008年）一书中，对于当时西德知识分子的种种表现，有着充分的论述。
奥斯威辛，怀疑主义，苦行
生于1927年的格拉斯在很长时间内被誉为“德国的良心”。他尤其强调勿忘奥斯威辛，形容自己写作时，“死者都在看着他。”
格拉斯继承了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战后不久的看法，认为是“民族国家”的理念导致了纳粹那样一种极端破坏性力量。因而他看待两德统一，基本出发点是德国曾经制造奥斯威辛这样的人间地狱：“我们的民族有意识地积累了多少罪孽，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得承担多大的负担和责任。”
在他看来，德国人从奥斯威辛中应当获取的教训是：认识到自己这个民族可能做出什么样的孽障，因而他们必须约束自己的“古老冲动”。他担心统一的德国会重蹈覆辙，德国会因为统一而再次变得富有侵略性，加害于他们的邻国。这是德国人自己应该汲取的教训，也是他们这个民族能够提供给当今世界的。他宁愿采取一种“苦行主义”或者“自我惩罚”的路线——德国人无权统一——作为对于曾经制造纳粹德国的持续惩罚，德国的分裂必须被接受。这是一个十分严苛的立场。他坚持了有关奥斯威辛的“最强版本”，这个版本含蓄地承认，奥斯威辛之后，德国人是一种“贱民”。所幸这是在西德，格拉斯用不着被戴上“分裂国家”的帽子。
就严肃对待自身历史来说，这个立场令人肃然起敬。坚持对于残暴历史的记忆，实际上是在挽回这个犯过严重错误民族的尊严，是在挽救她的命运，也是重新使她变得令人尊敬。这一点，格拉斯与他的同伴们成功地做到了。格拉斯用来代替单一制民族国家的，是“文化民族”这个概念，即以一个文化民族的共同意识，来代替政治上的民族意识。带着这个基本立场，在参与是否“统一”讨论时，格拉斯进一步作了发挥。他提出的方案是“邦联”，在这种形式之下，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各自保留，而不必马上变成一个“同心圆”。
当然我们看待事情，不仅是看某个结论，而且要看理据。在同一个结论中，可以放进去完全不同的理据。实际上，格拉斯自己先后的理由便不一样。
1990年讨论时，格拉斯保留民主德国的理由是：其一，东德的苦难是西德社会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反面。其二，东德社会保存了“生活的缓慢步调，由此而来更多的交谈时间，颇有点梅涅特时代的毕德迈耶尔文化之遗风”。前者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后者体现了文化多样性的诉求。
他本人对这个理据后来作了修正。在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中，他提到的东德已经丧失了吸引力：“他们刚刚摆脱纳粹独裁，又陷入了斯大林的独裁当中。”这意味着，由斯大林控制下的东德不幸承担了偿还战争罪孽的主要承担者，东德人接受了更多的惩罚。这种情况当然应该改变。
在20年后的这个访谈中，格拉斯又谈及最终由西德来主导的统一过程中，原来东德的工人受到了损害，在垄断利益的控制下，有“以数以千计的人为代价”。不希望劳动人民受损，这个立场令人尊重和高度认同。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在原来的东德，工人阶级的利益就得到了保障。如果一个国家不去保护他的国民，让他们处于易受伤害的脆弱状态，那么别人也很少想到要保护他们。不能指望资本家来保护工人，那需要制度来约束他。
但即使这样，也不要以为格拉斯是专制的维护者，绝对不是。他始终十分关注80年代东部世界的一举一动，经常发表言论或参加签名，支持东部公民社会运动。这一点，他与所属阵营中其他人有着明显的区别。
在格拉斯对于东德的肯定中，你尤其可以听到他对于自己所处社会的批评。这种批评应该视为榜样，它不是将自己的事情一股脑儿都推到别人身上。他的问题是将东部和西部一视同仁地加以批评，无论如何，这“模糊了一个法治国家和一个谋杀和折磨自己国民的国家的区别”。[NextPage]
对于自己身处的老联邦德国，他渐渐地也收回了原先一些比较极端的看法：“我错了，我低估了德国作为一个联邦国家的力量。幸好我们有联邦制，它可以防止我们成为十九世纪普鲁士那样一个狂热的统一民族国家。”（见《南方周末》访谈）
尽管说法前后矛盾，但无论如何，格拉斯的道德感，他的自我纠错的精神，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也许，他“邦联”的思路是最好的，这样可以给东德人更多的时间，让他们自己来处理自己的问题，在自己的生活中培养起管理和自由的经验。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必须真正当家做主，这个国家必须有名副其实的法制和民主，否则他们不能积累起太多有意义的经验来。
宪法爱国主义，后民族，后传统
哲学家哈贝马斯作为公众人物，其影响力与格拉斯不相上下。哈贝马斯同样始终着眼于处理奥斯威辛的经验。但是，与格拉斯所捍卫的“大屠杀认同”的文化认同不一样，哈贝马斯首先肯定的是公民之间的政治认同。大屠杀的“共同记忆”，它应该首先是与民主认同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民族认同。在哈贝马斯这里，明确放弃了“文化民族”的概念，而力图重建统一的德国民族的政治概念。他的方案可以称之为“宪法爱国主义”，即构成新爱国主义基础的，是对于法律和共同自由的热爱，是聚焦于政治共同体中政治权利和民主程序，是自觉地肯定人们互相之间的政治原则，而不是对于现成的“传统”和“群体”的认同。
而所谓政治权利和民主程序，在哈贝马斯那里，也不是静止的法律条文，它们同时体现为公共领域，这是一个公民自由讨论、自由论理的空间，它不受任何地域、组织或者暴力的宰制。这些传统的国家指标，在哈贝马斯眼里，应该让位于公民之间的无尽的交往过程。沿着这条思路，所谓公民身份，便不是被动获得的，不是自动继承的，而是通过参与公共活动而赢得的。
强调经过政治的处理和反省，哈贝马斯帮助创造了“后民族”这个概念，即超越了与生俱来的民族概念。如果说前现代的民族概念中，“传统”是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宪法爱国主义帮助创造了“后传统”这个概念。与那些简单否定民族与传统不同，“后民族”与“后传统”强调对于民族与传统的反思。
应该说，在后奥斯威辛的条件下，哈贝马斯以这样的方式来论述民族国家，是富有天才和极具建设性的。经过如此修补和更新之后，民族国家同时成为一个价值的储藏所，需要不断地往其中增添公民价值内涵，而不是现成的、一蹴而就的。
以这样的视野来看两德统一，哈贝马斯担忧的主要问题是：当联邦德国以其经济实力而将民主德国“吞并”（结果果然如此），便剥夺了民主德国公民们在政治上的自决权，他们不是以民主的方式加入进来，而是以拥抱德国马克的方式。他因而讥讽地提出一个概念——“德国马克民族主义”。如果民族凝聚力来自金钱和权力，这样的“团结”来自前政治的、同质的民族认同，那么，这便是一种倒退。
哈贝马斯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是实行全民公投，包括东德的民众在内。这符合他的程序正义之说，也可以给东德民众一个宪法爱国主义的速成教育。但这样实施起来有许多困难。将宪法抛入投票之风险，并将主权分解为程序，这受到了许多批评。实际上这年（1990年）的3月，东德人已经投票通过了加入西德的提案。
有批评者质疑哈贝马斯，认为他将东德人仅仅看作想要拥抱马克，这是片面的。实际上东德人对于平等的政治权利同样感兴趣。的确，哈贝马斯对于东德实际上了解得很少，他承认自己就是感觉不到自己与东德的政治事件有任何关系：“像我这样的人，更多的是对意大利或法国或美国的战后历史有同情，而不是对民主德国，民主德国的历史不是我们的历史。”他甚至对于东部发生的公民社会运动不感兴趣。与格拉斯曾经表示鲜明支持不同，哈贝马斯甚至带点轻蔑地说，东德和东欧发生的事情是“补课”，不过是在追赶十八世纪的西方，而“追赶的革命没有给老问题带来新的启发”。
应该说，哈贝马斯对于东德社会性质的认识倒是清醒的。他较少“生活在别处”。他对于建设联邦德国社会的理性话语起了重要的作用，对他本人身处的社会也有较多的认同感。但是，为什么80年代东德与东欧公民社会的经验不能构成哈贝马斯“公民的无尽交往过程”的一部分呢？不能够给哈贝马斯的自由交往世界增添新的活力呢？
在扑面而来的历史大潮中，知识分子的具体提议，不一定是最可行和被接受的，但是，由知识分子常年的工作，他们的工作成果所造成的影响，却是不可磨灭的。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及后民族种种看法，它实际上已经在至少是当时的联邦德国生了根，继续发挥作用。在当今各种原教旨民族主义复活的年代，哈贝马斯的想法无疑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失掉乌托邦的忧郁和别的忧郁
前面说过，1950年代为反对加入西方阵营，左派知识分子打出“统一”的旗号，而统一来临，却都纷纷改口，他们当中最激进的甚至要求保留刚刚被拆除的柏林墙，要求奥地利与匈牙利政府堵塞东德居民流向西德的道路。这是为什么？
这样说吧，当他们反对自身所处“资本主义社会”，期待一个不同的、更好的、理想的社会，便会将原东德当作“备用选项”或者“替代选项”而保留下来，作为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的一个永恒参照。当然，最好是东德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做一些改进或试验，能够走所谓“第三条道路”，或者其他什么“有特色的道路”，创造出不同的模板或范式，给衡量联邦德国一个“乌托邦的尺度”。
再者，统一意味着“实际的社会主义”的失败，这种失败同时还波及“理想的社会主义”或曰“社会主义理想”，还会威胁到其他任何理想的、乌托邦的想法，以及抵消和减低对于自身社会批判的条件。他们最不愿意听到自己曾经的对手说“西方赢了”，这就颇有些阵营和派别的味道了。
不客气地说，这些想法，是将左派本来应该具备的人民群众的立场，完全丢在一边。如果是广大人民自己希望走另一条道路，那么没有什么可说的，而如果是希望别人能够实现他自己的乌托邦，这是在拿别人当作自己的“替代品”，当作自己蓝图的“道具”，拿别人的生命生活当作从事一桩伟大“试验”的条件，借此能够保住自己在其社会中现有位置，这可太不马克思主义了。
东德人民为什么不用自己的选择，来从事他们自己的“试验”？那是在汲取自身历史经验的基础之上，沿着自己的脉络，一步步来寻找自己需要的东西，而不是满足他人的想象？除了丧失乌托邦的忧郁，这些左派知识分子还有另外一种忧郁。在《另一个国度》中将此描述为“丧失联邦共和国”的忧郁，听上去让人困惑。原来是这些当年的激烈批判者终于发现，西德正是他们的根，是他们无可替代的故乡，是他们的家园。托马斯·斯密德，“68年一代”的成员，承认“我开始珍视联邦德国了，尽管她作为一个公民社会有着种种不完善”。[NextPage]
他们对终于见到了的东德人感到失望，感到他们只是满怀着物质主义欲望，完全不符合他们的预期。有人这样说道——“1700万‘未经教化’的东德人对资本主义和消费品的渴求，意味着审美上以及政治上向1950年代小市民的一种倒退。”
“倒退”也意味着在西德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左派价值遇到了威胁：女权主义、环境保护、前面谈到的后民族主义，所有这些一下子变得不重要了，摆到桌面上来的只能是那些更加迫切的经济或者社会问题。这批担心东德加入而遭遇倒退的人，主要是所谓“68年一代”。他们不像老一辈人那样，将制度上的保障看成是第一位的。
这肯定是出问题了。几乎一夜之间，从不共戴天的批判者，变成“辩护士”，前后差别这么大，到底哪个是值得信任的？这本《另一个国度》的作者米勒同时分析道：许多批评是由唱反调的心态所驱动，因而缺乏“严肃性”。事实上他们正是通过这种批评，在那个社会获得多方面的满足。这让我想到，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站在自己的处境中，说自己的话，替自己说话，很少能够超越其上的。而这些言论在东德人听来，更像是傲慢的西德人所为。如何对待这样对自己不利的看法呢？
我相信那句话，每一个人与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制度不可分割，需要为此承担某些责任。这样他就有了某种历史性。他在原有条件下所获得的视野、已经养成的某些习惯、他的生活取向，不可能马上融入另一个不同的环境，也不可能要求别人拿一张白纸的眼光来看待你。尤其是一个人不可能因为你受苦受穷而让别人尊敬你，除非你曾经为自由作过同样的贡献，或者亲自动手拆除自己身上的那件看不见的紧身衣。这是东德人的原罪，也是他们对于自己、新的国家及对于人类的责任。
他们既然到了新环境，就需要将新环境中的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参与到其中作为“解决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说别人应该给自己提供什么。就像哈贝马斯说的，通过参与和担当，做一个宪法爱国主义者。
左派留下来的真空，没人来填补
有左派知识分子互相批评——他们“睡过了一场地震”，然而，是否左派犯了某些根本性的错误，他们的对立面就肯定是正确的？是否右派知识分子，他们就一定能够填补左派失去风头之后留下的知识真空和话语真空？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将前面所说的左派（或“人文自由主义者”）关于“统一”的主要立场简单概括一下。第一，强调对于奥斯威辛经验一种非常严厉的态度，认为它是一切重建的出发点；第二，旗帜鲜明地批评所处社会；第三，反对民族主义（不加反思的、前现代的那种）。从民族惨痛历史教训出发，他们主张一种历史的非连续性。应该说，尽管他们对于东部世界的看法比较隔膜，但起码这些人对于自己社会的问题是切中要害的。
这样的梳理也是为了方便读者在下面调整自己的阅读习惯。因为在称呼方面，西方的习俗很像是与我们环境中相反。我们这里，那些反对狂热民族主义的人们，主张对自身民族的历史采取反省的态度以及对于现状提出更多批评意见的人们，统统被目之为“右派”，而他们的角色其实更加接近西方的“左派”。同时，而那些尽量抹去自身历史上“不光彩”一面、将外来者视为敌人（比如抵制家乐福）、满足停留于现状以及“尚武”的人们，习惯上被称之为“左派”，而他们的做法或许与西方社会中的 “右派”相平行。
就统一期间来看，西德的右派知识分子并没有形成某种气候。比较有人气的是一位叫做马丁·瓦尔泽的作家（已有中文译本若干）和一位编辑出身的文学教授、报人卡尔·海因茨·博雷尔。前者的表述始终存在着含混、混杂，但也许正因为此，泄露了那个社会中某些未经审视的无意识愿望，传递了一般人未经表述的深沉愿望。
在对待奥斯威辛的问题上，当年雅斯贝尔斯、哈贝马斯等人从事热烈的公共表述公共辩论时，而右派知识分子却选择一种以沉默（缄默）来试图维护他们的尊严，以禁忌来保全荣誉，并希望将自己描述为受害者。
在某种意义上，这位马丁·瓦尔泽很像是德国的米兰·昆德拉。1960年代他刚出道时，是一名左派，后来其立场才慢慢发生了变化。他矛头指向哈贝马斯，认为在公共生活中，人更有可能失掉了他的真实性。这与海德格尔强调的“本真”的传统是一致的。他强调人们有许多经验无法进入公共表述。比如“无力”的体验。
他认为，德国人的无力在于缺少自信，缺少自信在于他们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而即使应付奥斯威辛这样的问题，也需要一种共同的民族感情，由集体来承受，而不是个人。他话中也包含有德国是一个受害者的意思，战后分裂的德国是一种“非法干涉”的结果，人们正因此失去对于自己民族的（久远）记忆。他始终带有一种被动的感伤的语调，以此来消解哈贝马斯“重建的政治”。
博雷尔与一般保守的右派有两点不同：第一，他不敌视西方，他的很多观点参照了英国人对待民族的态度，那是一种连续性的态度而非断裂的；第二，他不敌视现代，对于国际大都市文化表现得甚为亲密，并批评左派对于统一的恐惧，是一种类似地方主义的狭隘情感。他在“民族”的概念中注入的是“集体的记忆能力”，记忆与民族的整体性是互相共存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也不反对将德国人认同的问题，与纳粹罪行联系在一起。但他认为一个文化记忆只能培植在一个统一德国的基础之上，因而统一成了民族救治的良方，也是与过去的和解。他以文化自决作为起点和诉求，进一步发展出政治自决和民族统一的要求。
而1990年代兴起的“新右派”与统一的进程相伴随，其许多表述在我们听起来，竟是何其相似！在不长的时间之内，他们出版了两本书，其中文章被称之为“质量各异的”（对不合格的委婉表达），同时“没有一篇是能被称之为学术性的”。他们的年龄比起“68年一代”来说，显得太年轻，但比起80年非政治一代来说，又太老了。他们觉得自己始终是受压制的，而从左派学者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再度获取文化领导权。他们喜欢互相之间引用彼此的著作。还有一点是，不喜欢女权主义带来的成功。[NextPage]
他们的观点许多是从一种抱怨和嫌憎的情绪出发：就现状而言，他们抱怨自由主义的快乐主义，使得德国人感受不到痛苦和悲剧，这同时释放了对于西方世界的不满；就历史而言，他们宁愿将德国当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而为了重新获得“自信”，则需要和强调所谓民族的“正常化”；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言，他们强调国家的权威，对“社会的自我组织”心存疑虑。他们在“民族主义”的话题中，注入了更多的“国家主义”，奉行“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也就是说，原本“民族认同”的话题，在他们那里变成了德国人的国家利益。然而就经常表示要“离开西方”而言，这会对德国有所增益吗？所有这些东西，比起前面所提到的，对我们的耳朵都更不陌生。看来这个世界上“左派”观点各异，因为他们的成员比较拥有独立性，而右派们几乎都是老调重弹。
“新右派”的高潮是在1994年，但是所有这些沉渣泛起的说法，对于普通民众，也不能引起更大的兴趣。实际上他们也不能抓住任何一个政党，作为自己的政治载体。
应该说，柏林墙的倒塌只是一个象征，是一个起点。起点永远不等于终点，新的局面必然带来新的问题，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情。但是，不同的起点带来的不同视野，不应该与原来的起点及其视野相提并论。来自东部的人们，不要说二十年前出生的年轻人，即使是如今三四十岁的人们，对于原来民主德国的记忆，恐怕早已经很淡了。生活早已经驱使他们迅速进入另外一个轨道，处理一些别的问题。（作者系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编辑：魏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