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柠 　

    2008年夏天，我在《凤凰周刊》撰文，以对我来说颇为罕见的刺激性标题——《日本的恶心》（多少有“标题党”的嫌疑），批评了日本政府针对中国的、把签证发放与否与观光者个人收入挂钩的观光签证政策，斥其为“反社会”、“反文明”。

　　该批评本身成立与否，另当别论，但笔者的初衷是想让日本观光及出入境管理政策的决策者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如此政策，在中国公民的心中，无论其能否达到规定年收的门槛条件（25万元），都注定无法唤起愉快的情感回应：未达标者，厌恶，更坐实了对日本所谓“经济动物”的传统印象；达标者，侥幸之余，感到个人隐私被公权力窥视、侵犯，也不会有什么好感。

　　国与国之间的外交，第一原则就是公平、对等，我不知道如此明显缺乏“费厄泼赖”的、严重不对等的外交政策是如何出台的，据说与国人观光者在日本的“失踪”有关。但极少数分子（而且有数据表明是越来越少）的“人间蒸发”缘何成为抬高政策门槛的借口，进而又为个人收入公开，并与签证发放挂钩之所谓“必要性”而背书的，其间的逻辑关系过于跳跃，过程含混不清，缺乏透明。

　　据日本《中文导报》报道，如此政策实施近一年，截至去年底，以这种被称为“家庭游”的形式获得签证，前往日本旅游的中国家庭仅有两对。而2008年，是日本“观光立国”的国策得到极大强化的一年，为此内阁不惜单独成立观光厅来推动该国策的实施。在这种情况下，从仅次于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伙伴邻国，仅有四个家庭前来“捧场”的事实，说明该政策完全是失败的，它浪费了社会资源了和近一年的时间，直接损害了日本的国家利益。而且，其在中国国民心中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多少削弱了日本的国家软实力，未来日本有必要从政策上加以调整、矫正，以证明“日本其实并非那么势利”，挽回在中国人心中的丢分。进一步的消息表明，外务省与观光厅方面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正着手修改有关政策。不久的将来，国人赴日旅行的政策限制，可望进一步放宽。

　　我并不认为，是拙文菲薄的努力收到了实效，我对舆论作用的期待，没那么乐观。但从拙文发表后得到的一些反馈来看，可以说，正是包括拙文在内的来自中国方面的善意的舆论批评，与日本政策决定机制的自我诊断、自我纠错程序的良性互动，导致了政策版本的“升级”。判断一个国家的政策决定机制是否健全的标志，并不在于绝对不能出台坏政策，而要看出台坏政策之后，系统能否实现自我诊断，检出错误信息，进而启动纠错程序，升级版本。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社会的反应能力、应变机制还是相当靠谱的。

　　我希望，不久的将来，包括笔者在内的每一个有兴趣了解日本的中国人，都能像我的那些日本朋友自由地来中国旅行、购物、享受美食那样，能自由地去日本的百货店购物，在东京的学术书店里消磨时间，品尝正宗的日本料理和札幌生啤。我相信，那必将极大促进中日两国国民的相互理解，客观上贡献于当地经济，有利于日本的“国益”。当然，与此同时，作为“对等”的外交，中国也会对日本更加开放，我的一些想要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社会的日本作家、学者朋友，将无需担心滞留超过每次签证允许的法定期限，免去不得不每每中断手中的工作，花时间、花钱为再度取得一个月的合法居留权而辗转出境到第三国再折返之苦。

　　哪些政策是促进中日关系的发展、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良策，哪些是起相反作用的“恶法”，两国为政者都有反思之责。只有这样，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政策性瓶颈才有可能获得突破，一种指向双赢而不是零和的、良性循环的双边关系才可望构筑，从而从长远的时间轴上有利于双方各自的国家利益和两国的共同利益。观光签证问题只是其中的一环，类似亟待解决的课题还有很多很多。

　　这本书是我研究日本问题、中日关系的第二本书。其中的篇章，均发表于《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新京报》、《南风窗》、《凤凰周刊》、《瞭望东方》、《艺术世界》、《书城》等媒体，可谓“新锐主流，一网打尽”。不同的篇章，时间跨度较大，有些成文于七、八年前，甚至连当初发表的刊物都已然消失于无形了。我对日本关注的时间虽然更长一些，但真正的“研究”却基本上与21世纪同步，而这正是中日关系因两国各自定位的变化而发生激烈摩擦、重新照准的“调整期”。此前双方建基于对对方的想象基础上的学术资源面对新的现实显然已捉襟见肘，亟待版本升级，而“新学”的建构尚需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两国民间交流已悄然跃至近550万人次/年的水平，百年来中日关系第一次突破了精英交通的层面，从规模上已经进入真正的民间交流时代。对此，毋庸讳言，两国学界、传媒界都不乏心理准备不足，赶鸭子上架、疲于应付的一面。

　　由于对两国舆论的持续关注，我个人较早意识到传媒视野中的中日关系与其原本实态之间的错位问题。其成因相当复杂，既有两国各自定位的重新调整问题，也有观察者自身对异文化的隔膜及叙事方式的问题，且无往不受制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超越”之说谈何容易！全球化到底是否具有弥合世界的鸿沟、改写成“平的”大同存在之神力，诚大可存疑。老一辈日本汉学家、京都大学教授竹内实（Minoru Takeuchi）尝言“友好易，理解难”，笔者深感“友好已不易，理解实更难”。[NextPage]

　　因此，我一直试图摸索一种触摸与理解外部世界的方式，它根本有别于既成本土传媒的模式，同时也应该与学术叙事保持距离。尽管不敢妄称“实现”，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希望有一天，我能有勇气说：虽不中，亦不远矣。

　　感谢《南方都市报》编辑李海华、邓志新、雷剑峤诸君，没有他们的“逼迫”，怠惰如我者可能会一直泡在丽都和798的OPEN CAFÉ里浪掷光阴；感谢《南风窗》编辑谢奕秋、《凤凰周刊》编辑陆南，他们精湛的学术背景和开放、锐利的专业视角每每给我以启发；感谢《纵横周刊》的安替、羽良、贾葭、阳淼等同侪，京城评报会上的觥筹交错和网上日复一日的观点沟通、碰撞，已成为不可或缺的日课。还应该感谢蛰居西南边陲山寨的世存兄打破日常耕读生活的安闲赐序，其评价令我汗颜，其勉励催我振奋；而如果没有浙江大学出版社编辑赵琼小姐敬业的奉献的话，这本书的出笼是难以想象的，“80后”一代的专业主义素质、水准令人肃然起敬。

　　在作为观察者、描述者叙事的同时，我时时感到日本的呼唤。我得承认，我对她依然陌生。但惟其陌生，才激起我了解的欲望；而越是了解（或自以为“了解”），她便越加陌生。这是我的困惑，也是我的宿命，或使命。

　　2009年3月5日 于北京望京

　　刘柠：《穿越想像的异邦：布衣日本散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35元

   （编辑：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