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房向东

  　1954年的秋天，张爱玲在香港给胡适寄了本她的小说。胡适是大好人，据说，凡有人给他寄书，他必定仔细阅读，认真回信。插一句题外话，所有的信都看、都回，精神可嘉，这也是他成为“半部书先生”的一个旁证，天天忙于应酬、社交，他如何将学问进行到底呢？

　　胡适在1955年1月25日致张爱玲的信中说，她这本书他还“仔细看了两遍”，从他所提意见的具体程度上看，此言不虚。在信的结尾，胡适说：“你在这本小说之前，还写了些什么书？如方便时，我很想看看。”也不知道胡适是不是装蒜，在张爱玲写信给他之前，他仿佛不知道有一个作家张爱玲的存在。这一点，我不大相信，好歹，张爱玲这名字当年也是如雷贯耳的。如果胡适真不知道张爱玲，如果仅仅把她看作一个文学青年，而能认认真真写此回信，他还真是一个乐于助人的君子。倘若胡适已经知道了张爱玲的大名，却故意问她还有别的什么书，似有一点薛宝钗一眼猜中了元春的谜底，却假装不懂一样的做派。

　　张爱玲对胡适是恭敬的，“确是如对神明”。张爱玲的文章《忆胡适之》中谈了她一次拜访胡适的经历。张爱玲在胡适面前像小姑娘一样，或许有些拘谨，比较少言。夏志清说，她“不善辞令，为人木讷，谈话并不投机”（《五十年代的胡适》）。胡适善长揣测人的心思，总能找到谈话对手感兴趣的话题，哪怕这个话题是自己不感兴趣的。面对张爱玲，胡适先是从当年的大陆谈起，他以为这会引起张爱玲的兴趣。张爱玲与胡适的观点相近，她从“一九三几年起看书，就感到左派的压力，虽然本能的起反感，而且像一切潮流一样，我永远是在外面的，但我知道它的影响不止于像西方的左派只限于一九三零年代”。但是，张爱玲“顿了顿没有回答”。估计换了别人，话匣子立刻打开，顺着胡博士的话题，滔滔不绝，乱扯一通了。张爱玲却让胡适不尴不尬，“我一默然，适之先生立刻把脸一沉”。毕竟是谈话高手，他很快“换了个话题”。胡适说：“你要看画可以到哥伦比亚图书馆去，那儿书很多。”张爱玲实在“太不会说话”，“那时候我虽然经常的到市立图书馆借书，还没到大图书馆查书的习惯，更不必说观光”，因此，“我不由得笑了”。胡适出手，张爱玲接不到球，让胡适多少感到扫兴吧！但胡适毕竟是一个交际能手，“适之先生一看，马上就又说到别处去了”。这一回，他说了什么呢？他讲他父亲认识张爱玲的祖父，“似乎是我祖父帮过他父亲一个小忙”。写到这，我想虽然不能以此作为确证，但我更相信上面说的胡适不知道张爱玲其人其作，有一点匪夷所思。胡适还说，不久前在书摊上看到张爱玲祖父的全集等等（编者按，张爱玲祖父即晚清名臣张佩纶，系李鸿章的女婿）。

　　张爱玲的这段回忆，给我的感觉是，胡适为人稍感圆滑，投人所好；甚至不无巴结地没话找话，希望能与之谈得投契。我想，胡适这样殷勤，累不累啊？可是，因为张爱玲的性情等原因，有点鸡对鸭讲，有点热脸来贴冷屁股。除了拘谨，显然，这里张爱玲不由自主地有了一点贵族的优越感，她并没有因为将成为胡适的朋友而津津乐道“我的朋友胡适之”，她沉默着，淡淡地微笑着。

　　从张爱玲的见胡适，我对张爱玲有了一定的好感。她还相当纯粹，没有薛宝钗那样的修炼。否则，接上胡博士的话题是轻而易举的，至少可以来一番“今天天气哈哈哈”，何至于如此尴尬。

　　读张爱玲回忆胡适的文章，正如夏志清所言，“二人关系，见面后反而疏远了”。这让我想起了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萧红在文章的开首就写到：“鲁迅先生的笑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一下子，不仅萧红和鲁迅的距离是那么近，读者和鲁迅的距离也是那么近！为什么会这样呢？萧红在另一篇关于鲁迅的文章《“万年青”》中说，“我第一次看到鲁迅的时候，好像看到了家乡的山水，又好像看到了儿时的保姆，因为是他一个读者的缘故，反而忘了他是一个作家”。鲁迅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亲和力的人，虽然他有林黛玉一样的坏脾气，但他让人近；不像胡适，“他不特‘出门如见大宾’，就是闭户静坐，也是衣履整齐，威仪整饰，从没有蓬头跣足的习惯和箕踞偃仰的姿态”（沈刚伯：《我所认识的胡适之先生》），虽有薛宝钗一样热情的仪表，但学者当得太像学者了，对人热情到了不热情也要热情的程度，终还是让人觉得远了，远了……

　　虽然，“我的朋友胡适之”几成附庸风雅者的口头语，胡适的“朋友”也确实遍天下，胡适晚年还是多次感叹，老鼠和狐狸都是成群结队的，而狮子和老虎则独来独往。其实，又有多少人知道作为“狮子和老虎”的胡适内心深处的落寞呢？谁知道呢？

　　（编辑：魏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