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知远

　　难道要再度通过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巨大牺牲，来完成对整个国家方向的调整？
　　
　　人们经常对基本事实视而不见。雷蒙·阿隆感慨道：“知识分子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却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那是一九五五年的法国，塞纳-马恩省河旁的知识分子大多选择了左岸，苏联则是他们的乌托邦。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一切充满指责，生产方式的非人性化、反共主义的歇斯底里，但是他们却对他们仰慕的苏联保持了沉默，即使当惨烈的大清洗和农庄集体化的政策被披露后，这种沉默和忽略仍持续着。他们担心打破头脑中既有幻象，担心信念的落空，似乎这要比赤裸裸的现实残酷得多。

　　一股巨大的乐观情绪正包围着北京。在GDP的统计数字上、中国精英们的饭桌上、电视屏幕与报纸上、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上、还有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上、一些外来者瞠目结舌的表情上，经济萧条似乎尚未诞生就已夭折。倘若对照西方世界依旧的沉郁，中国更像是一个世外桃源。一个世纪前的美国人热衷于谈论“美国例外论”——新大陆能逃脱掉老欧洲的宿命；而现在，“中国例外论”则开始兴起，什么力量都不再能阻挡中国的崛起，不管是一场严重的国内动荡还是一场世界的经济危机。

　　一种空前的自满也随之而来，美国人不懂经济政策，资本主义弊端多多，从安然（安隆）到马多夫，放任自由市场的贪婪产生盈盈的恶棍。中国不会是一九八零年代的日本，更不会是一九一零年代的德国，它在规模上甚至连十九世纪的英国与二十世纪的美国都相形见绌。中国世纪已经到来，它正在走出一条独特的道路，恢复昔日的荣耀。

　　但果真如此吗？我怀疑那些对中国模式的夸耀者们，正在陷入法国左派知识分子式的自我欺骗——沉浸在语言的狂欢中，拒绝对现实多看一眼。

　　苏联模式在一九三零年代至一九五零年代的成功，在相当程度上建立于强大的宣传、捏造的数字，以及任何正常国家无法承受的高昂代价之上——成千上万人的尊严与命运被漠视和践踏，人只是实现国家目标的材料，各种资源被滥用和浪费。在一个模仿和起始阶段，它可能带来某种成功，一个在一九零五年败于日本的腐朽的沙皇俄国，却在一九四五年战胜了强大的德国。这种成功似乎足以迷惑所有的质疑者，但是一个惊人的悲惨现实正被掩藏在这种荣耀之下。最杰出的头脑、最独立的心灵被毁灭，恐惧和粗陋的宣传窒息了年轻一代的创造力，权力与意识形态束缚了人们的实验精神，愚蠢的官僚体系占据着所有资源，社会被瓦解，暴力和惯性是维系社会的唯一力量……在一九五零年代看起来势不可挡的苏联模式，在一九七零年代陷入停滞，而到了一九八零年代则几近破产。人们恍然发现，原来那么多事实被隐藏起来。

　　此刻的中国呢？它当然不会是苏联命运再度重演，中国制度和中国人的灵活性与适应性，似乎不会带来断裂式的命运，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经济结构，也比一九八零年代的苏联优越得多。但是，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它们都遵循着类似的逻辑。无情而强大的国家机器，在短期内可以聚集资金、人力与资源，来缔造短期的物质成就，却无法带来长远的经济与社会活力，更无法孕育出决定一个国家未来的创造力。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成长，主要来源于民间的活力，从僵化的政治教条和官僚体系中解放出的个人创造力。但现在，一种逆向的趋势日渐明显。官僚体制迅速膨胀，中央企业获取了刺激经济的绝大部分资金，自由竞争在官僚权力面前脆弱而卑微，个人价值和权利在垄断集团面前过度渺小，普通人被排除在经济增长的收益之外……我们曾经谈论过经济增长模式的巨大弊病，而如今这基础性的弊端不再谈论，我们执着于昔日的方法。

　　很有可能，这表面的乐观与繁荣，或许是我们对于之前三十年发展成果的最后一次狂欢式的挥霍。而几年之后，当我们的国家充斥着那些不知有何用处的高速公路和广场，一起起基础建设腐败案被揭露而出，私营企业主不再有兴趣进行产品和市场的创新，反而执着于权力关系，年轻人不再想去成为创造者，只希望成为公务员，通货膨胀吞噬普通人的生活时……一场更严重危机才真正到来。难道要像中国的每一次重大危机一样，这个国家要再度通过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巨大牺牲，来完成对整个国家方向的调整？不得不承认，我们此刻的乐观，是多么浅薄和不负责任。

　　（实习编辑：魏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