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晚林
甚矣，今日之学术不端。从为饭碗去修学位的硕、博士生，到为名利而去写论文的教授、博士，最后再到声誉与权力都倾极一时的大学校长。其中皆不时有抄袭者被媒体暴露出来。真可谓是“剪不断，理还乱”也。面对学界之此番景象，若太史公再世，其必曰：天下熙熙，皆为“抄”来；天下攘攘，皆为“抄”往。若李易安再世，其必曰：这次第，怎一“抄”字了得。故有识之士皆建言建策，希望从制度上抑制乃至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可谓是用心良苦。但应该说，学术抄袭与剽窃之风，不惟我国时下所独有，学术制度健全的外国亦时有发生。笔者提及此点，非是说制度建设不重要，乃是说今制度建设是不够的。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真想假学术以图私利的人，总有其办法。更何况，法愈密而弊愈生，术愈细而愈支离。昔人云：“天下之枉，未足以害理，而矫枉之枉常深；天下之弊，未足以害事，而救弊之弊常大。”（宋李泌：《路史封建后论》）故制度建设乃是矫“失”以为“得”，而真所以得之之道，独弃置而未讲。今且尝试论之。
《礼记孔子闲居》谓：“天有四时，春秋冬夏，风雨霜露，无非教也。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流形，庶物露生，无非教也。”培根曰：“一知半解的哲学才导致无神论，而对宇宙与哲学的深悟透解，必然会时刻感受到上帝的来临。”（培根：《论说文集论无神论》）以上两言可以印证下面一句话，即一个真正的学者，在他的不断研究与身心投入中，必定会体会到宇宙与学问的神性，既而与上帝默契神通。这是学问做到最后的必然的结果，无论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概莫能外，故为学须敬。
正因为如此，笔者在《说学问》一文中，以为学问有四义可说：一曰学；二曰养；三曰信；四曰行。兹四义呈现，方能完成学问之极功。然遗憾的是，现在的诸多学者对学问的理解只停留在第一义上，对于其余三义皆茫然无所觉。于是，学问的神性刊落而下降为纯客观的“事”，而人面对此纯客观的“事”时便不再有使命感与敬意，乃至可以以自己的私欲与贪念戕害或刍狗之。这是时下学风日下的关键所在。吾人试环顾四周，有多少人还记得“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的古训呢？！他们做学问乃仅为稻梁谋，甚至因读了几本书便以学问为凭据勾名钓誉。如是，既无学问之敬意与大义念念提撕，再佐之以低投入高产出欲望膨胀，则抄袭剽窃之事出焉，又何怪哉？！然而，笔者决不相信一个对学问怀有敬意与信仰的人会去抄袭剽窃。实际上，正是这些敬意与信仰给了人以无限的力量。胡塞尔说：“一个人如果能够唤醒对目标的伟大性的信仰，如果能够激发起对它的理解与热情，他就势必轻易地发现适用于这一目标的种种力量。”（《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
时下之学问最大的病灶就在于：学问似乎讲得眉飞色舞，学术成果也连篇累牍，但在他们之内心深处，对于这些学问却根本不信。于是，他们便没有来自心灵深处的力量，他们不觉得学问是一种“乐”，一种价值维系，一种生命最后的站立点。他们的力量全部来自外部，或职称晋升，或利益驱动。这样，学术研究在他们那里只是寡头的“学”，而决无“养”、“信”、“行”诸义，自然，“学”对于其生命自身来说就成了工作或负担。在此负担之重压下，投机取巧或为非作歹之徒每每出现，又岂怪哉？！
因此，体会到学问中的神性，既而对之产生敬意与信仰，对于一个学者而言，是第一要义。这不但可以杜绝抄袭剽窃等不正之风，且亦可使学问自身永远走在人道的方向上。人多以为学问是客观的，拒绝人的主观情感与意识的参入。于是，学问只讲创新发展，而忘记了学问的一个更大更高的目标——对“善”的绍述与阐明。而这，恰恰是学问之神性之所在。一个学者，如果他只停留在自己的专业范围之内做学问自身的创新发展，而丝毫没有体悟到学问之神性而去绍述与阐明“善”，则他只是完成了他的职业。而如果他能更进一步把握其学问之神性，则他即完成了人之所以为人之天职。此时，他已不只是一个专业的学者，而是一个哲学家，更准确地说，是一个道德学家。他不只是在从事学术研究，而是在修道。所以，不要以为修道一定要到庙宇里面去，“道”无处不在，只是看你是否有足够的精神涵养领悟了。故《中庸》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信乎不误也。一个学者，能是学术创新发展固是善事，但若不知厚实自身生命的根底，而一味地尖巧酸新、发扬暴露，则必有轻薄浅尽之病，于世道人心未必有补。因此，一个学者若既能创新从而成为一个优秀的专业人士，又能于其中发扬“善”从而完成其人之为人之天职，固好。若二者不可得兼，则宁弃前者而取后者。能以自家生命之神性去传承前辈学者之学问，从而使文化价值源远流长，于学于世，皆是积千年功德。夫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中庸》云：“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之谓也。
以上所述，一言以蔽之，则是：学问始终是对人之神性的阐明，进而去契悟上帝的到来。此为学问之真所以得之之道。此点明，其始虽是一点灵光烛照，其终必洞澈宇宙。此点不明，则学问不过吠声吠影，学术之天空，将万古如长夜。
(编辑：林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