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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常常被刻画成用来镇压个性的机器

2009-07-29 16:48:02来源:《文化》    作者:

   

作者:约翰加普(John Gapper)  翻译:何黎

    科技在传统媒体的口碑很差。在书中或电影里,它常常被刻画成政府用来镇压个性的机器。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一九八四》(1984)一书中,假想了一个警察国家,在这个大洋国(Oceania),“友爱部”(Ministry of Love)用“电幕”来监视居民:“最容易暴露的往往是你不注意的小地方。神经的抽搐,不自觉的发愁脸色,自言自语的习惯——凡是显得不正常,显得要想掩饰什么事情,都会使你暴露。”

    在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 1974年拍摄的影片《对话》(The Conversation)中,吉恩哈克曼(Gene Hackman)饰演的窃听专家在监听一对年轻的夫妇时,卷入了一场谋杀阴谋。哈克曼在1998年的电影《国家公敌》(Enemy of the State)中再度亮相。影片讲述的是一群为所欲为的政府特工,利用卫星和电话监控软件追杀人。

    在通往数字“敌托邦”(dystopia)的途中,有趣的事情发生了。互联网非但不是镇压的工具,反而成为人们摆脱政府审查的一条途径。

    互联网让那些不民主和半民主国家的政府被迫采取防御措施。过去,这些政府能够相对容易地控制电视或报纸的信息流动。而如今,任何人都能用一部手机或摄像机随心所欲地传播信息,这令政府惊慌失措。

    以140个字符为限发布讯息的社交网站Twitter,是最新的互联网现象,它把权力强行赋予公民。在伊朗,正是该网站在落败的总统候选人米尔-侯赛因穆萨维(Mir-Hossein Moussavi)支持者中间煽动起反抗情绪,促使他们集合起来,抗议大选结果。

    但不要忽视科技的镇压功效。每一位登录收看有关伊朗或中国公众抗议的最新消息、或向YouTube上载视频的Twitter和Facebook用户,都显示出了他们对革命的支持。这不仅对自由思想者来说是条新闻,也是给老大哥(Big Brother,《一九八四》一书中大洋国的领袖)传递的潜在情报。

    毫无疑问,互联网与Twitter等社交媒体服务的兴起,改变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平衡。无论在伊朗还是中国,这都是显而易见的。它们一方面勉强允许民众上网,一方面又设法过滤信息。

    前一段时间,中国的举措是要求所有在华出售的个人电脑上都应安装“绿坝-花季护航”(Green Dam Youth Escort)软件,该软件会屏蔽带有色情或暴力内容的网站。此后,在安装该软件的执行力度方面,中国一直摇摆不定。

    相对于互联网,传统的新闻媒体更容易控制,互联网上充斥着无穷无尽的文章、视频和博客。卫星和广播信号可以被切断,冒犯性文章可以从报纸上删除(在有些例子里完全可以),外国记者可以被限制于酒店房间或被驱逐出境。

    要在互联网上继续使用这些粗暴的手段,则要棘手得多。作家、互联网技术顾问克莱舍基(Clay Shirky)在一次“科技、娱乐暨设计会议”(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Design)上表示:“我们这一代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表达能力的最大提升。”

    舍基表示,在电话和电视等媒体与科技的创新史上,互联网是唯一能够将信息与传播结合起来的(顺便说一句,就像奥威尔书中描述的电幕那样)。人们可以前一刻与一位朋友或与一群朋友交谈,后一刻则向数百万人传播信息。

    由于出自公民的信息要远远超过专业媒体向民众传播的数量,这成倍地放大了审查机构的工作量。在伊朗,Twitter不仅是民众发泄愤怒、发布链接和视频的平台,也是组织集会的媒介。

    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尼克拉斯内格罗蓬特(Nicholas Negroponte)在1995年就预见了《我的日报》(The Daily Me)的诞生。这是一种根据每位读者的兴趣量身定做的数字报纸。这忽视了科技最具革命性的一面——即任何人都能够出版一份完全是有关自己新闻的《我的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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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对其他多数人日常生活的兴趣都很有限,这也是大多数博客的读者之所以寥寥无几的原因。但偶尔,譬如当中国某省发生地震,或伊朗大选似乎出现舞弊时,公民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记者,其作用将是巨大的。

    伊朗发生的事件促使我们将数字技术视为一支彻底的解放力量。1993年,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宣称:“电信科技的进步被证明是对所有威权政权的明确威胁”,这番言论激怒了中国,但如今看来,这一观点已成为一条真理。

    迄今为止,事实证明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科技是中性的:它赋予公民传播其政治活动的权力,而将来,政府可能利用这种权力针对他们。在传播信息时,公民自视为持不同政见者,在网络上留下了数字指纹。当然,伊朗政府与民众双方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政府为穆萨维的支持者们布下了陷阱,让他们暴露自己的真名,而Twitter上有关伊朗大选的话题中,则到处都是不要让伊朗人确认信息的警告。

    今后,审查机构的措施将不仅仅是这些。国家安全部门在数码创新方面落后于硅谷,但一旦面临压力,他们就能够在这方面驾轻就熟。其它政府可以从伊朗的溃败中汲取教训,从而有可能更好地迎接下一场Twitter化革命。

    在《一九八四》一书中,温斯顿史密斯(Winston Smith)认为,自己已避开了电幕的监视,但它不过是藏在了一幅画的后面。政府机器将永远监视着你。


   (编辑: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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