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晚林 来

    于丹先生自从两次到央视“百家讲坛”栏目讲授中国人读了两千多年的经典《论语》与《庄子》，并相继推出《〈论语〉心得》与《〈庄子〉心得》以后，虽然在社会上刮起了“于丹旋风”，但却遭到了学术界的诟病乃至责骂。平心而论，在当今日益世俗化和娱乐化的社会，于丹先生的讲授及大著是有其功劳与价值的，使一些人能够去浏览一下基本上只存在于图书馆上的传统经典，至少我周围的一些朋友就是通过于丹先生才大略了解了这两部经典大致说了些什么的。其实，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基本上就是金钱、消费和娱乐，谁去读书呢？更遑论这两部两千多年前的书了。就不说一般民众，就是大学人文院系里的学生乃至老师，真正读过这两部经典的人又有多少呢？我是深切地体会到在大学讲授传统经典的艰难的。这有两点原因，其一，中国的大学基本上是秉承了新文化运动以来反中国文化的传统，故中文系的学生毕业以后，别的本领没有学到，个个反中国传统文化。动辄以封建礼教、专制独裁目之，好像废弃摧毁才能有自由民主。其二，现代社会浮浅娱乐休闲的生活方式。这正是现代人所谓的自由，一般民众所理解的自由就是闲散放任的生活娱乐方式。而于丹先生在这样的一种社会文化环境中能抓住一些人的心、适度转移他们的注意力，来到孔子与庄子的文人世界中作一番遨游，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也不能太过苛责，最好心存恕道。

    于丹先生的讲座和大著我基本上都没有看，因为对于我这样一个专业人士来说，这是不够的。但那些诟病与责骂的文章我也没有看。当然，不看那些责骂的文章并不表示他们都是胡说，只是我觉得他们是停留在很专业的义理疏解层次，在这个层次上，虽然能说出一些道理，但别人于丹先生未必服气。因为于丹先生明言：她是以传播学的手段传播传统经典。而传播就是要吸引观众，这是要讲究手段与方法的，故要平民化与生活化，不是学究式研讨。因此，那些责骂的文章与于丹先生所讲的根本不是同一层次的东西，再有理据也未必服人。这就像奥运会举重比赛，是分重量级的，身体不在同一重量级的选手不能同场竞技。那么，我们如何来理解于丹先生的讲座和她的书呢？记得不知是哪一天开电视，看到于丹先生在凤凰卫视“鲁豫有约”栏目里做专题，我看了大概半节（后来为了写这篇文章，在网上搜索视频看了完整的），当时即冒出一句话：于丹先生的生命形态与孔子（当然也包括庄子）的生命形态相去甚远。我们对于于丹先生的讲座和书，无论是欣赏也好，批评也好，似乎必须从她的生命形态着手更能得其意。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我一直觉得，对于义理的理解，在最高意义上，与读书的多寡，研读的粗细是无关的。一旦灵觉汇通、豁然开朗，义理即全开，不必字斟句酌、条分缕析也。对义理的最高把握，一定在生命精神的契悟汇通处。生命精神相契，即“目击而道存”；生命精神不相契，即“终身言，未尝言”。故汪藻讲“精神还仗精神觅”非妄言也。当然，不能完全不读书，这是不言自明的。现在，我们且来看于丹先生的生命形态。

    于丹先生说她喜欢周杰伦，并认为他的歌与她所做的事是殊途同归的。此言一出，颇令一向崇拜她的韩美林先生失望，曰：“你这么大把年纪了，你讲着我们中国传统的东西的时候，你讲到美学了没有？你知道庄子里面有多少美学吗？你假如知道的话，你就不会说这个话！”肖膺先生亦为韩先生的失望一辩。其实，这也不是懂不懂美学或讲不讲美学的问题，这是一个生命形态的问题。于丹先生出生于北京的一个干部家庭，系独生子女（这在上个世纪60年代是很少的），成长环境颇为优厚（以下所有的了解都来自“鲁豫有约”）。尽管她也说到她去印刷厂时的艰苦，但与同龄人相比，她的生活是幸运且优裕的。记得我小时候，虽然没有感到特别饥饿，但时常是冬天的晚上没有吃饭就睡觉了。因为在粮食紧缺的七十年代，在农村是常有的事。我只要闭上眼睛，农村父兄的艰难立刻就到了眼前。所以，当我读徐复观先生的《谁赋豳风七月篇》时，常是热泪盈眶。这种优裕的生活环境练就了于丹先生生命气质中的一股富贵气与侠气。当然，并非生活富足即有富贵气与侠气，要有富贵气与侠气，除生活富足以外，还要有天生之灵秀，而于丹先生两者皆具备。在“鲁豫有约”中，你可以看到一个贯穿的主题，那就是“玩”。比如，她可以从展览馆一直跳着华尔兹回北师大，亦可以每个寒暑假都外出旅游，以致现在除非洲尚没有去之外（2007年在“鲁豫有约”中如是说，现在去了没有不得而知），全世界都有她的足迹。这一点无论就精力与物力来说，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她甚至在研究生时代被封为“玩委会主任”，乃至当老师以后希望开设一门课程叫“教你玩”。但必须指出的是，于丹先生的玩不是一般意义的看风景或凑热闹（现在的人多如此），她的富贵气与侠气使得她的玩流露出一股人文的情调、浪子的旅思，这是她超越一般人的地方。所以，我们最好不把那叫做“玩”，而叫生活情调。于丹先生的生命精神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种生活情调。这样，我们可以把于丹先生的生命形态称之为纯才子型。刘劭《人物志》说英雄是：“聪明秀出之谓英，胆力过人之谓雄。”于丹先生可以说是具英气型的纯才子。于丹先生的《〈论语〉心得》与《〈庄子〉心得》就是这种生命境界下的产物，其吸引人处在此，其限制不足处亦在此。

    于丹先生的富贵气，使她瑰丽健朗；其侠气，使她恢廓得开。此二者使其呈风姿。再加上其聪明秀出之英气，故她又显智悟。风姿加智悟使得她多少具一点魏晋风流之光景，她在“鲁豫有约”中声明自己极其向往那个时代亦可见其生命形态。可以说，于丹先生正是以其风姿加智悟之美趣去契接孔孟与老庄的。魏晋风流正是风姿加智悟的美趣精神，故鲁迅先生说魏晋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这种美趣精神可以上下其看，往下看，不只是原始生命之“情”与“气”的自然发露，他可谈玄说理，似可开出生命之客观轨范，故其境界超越浪漫非一般人的庸俗不足观；往上看，因未作圣贤工夫而不见内在道德性之挺立，故是智悟的“谈”与“说”，不能归“实”，则生命之客观轨范终开不出，故终不能担纲大道。因此，魏晋风流与圣贤境界是不同的，但魏晋人却以此去契接那圣贤境界。由此，你可以看到玄学名流如何晏、王弼辈皆企慕圣人。可以说魏晋风流使魏晋时代的人，一方面企慕圣人，另一方面又只能从“迹”上学圣人，因未见自家生命中道德实体的挺立，故无逆觉体证的涵养工夫，归实而有“感应”地学圣人（程伊川云：“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更有甚事？”），而只是援道家“有”、“无”等哲学概念外在地观赏地去解悟圣人之“迹”，即“应物而无累于物”的完美境界。这样一来，对于圣人，他们只见其“末”而未见其“本”。由于“本”之摈落，他们只见圣人“后天而奉天时”之“迹”，而不知此“迹”正由“先天而天弗违”之工夫而来。因只见其“迹”，故圣人在他们那里只是“寻极幽微”的智慧与“无累于物”的洒脱，而不知尚有“任重而道远”的“弘毅”工夫、道德承担。圣人固智慧洒脱，但必由工夫承担而来，若无上层的工夫与承担，则下层的智慧与洒脱只是虚灵的光景，不是实理实事。而魏晋时代的学人恰恰在此出了问题，他们观赏到了圣人的智慧与洒脱，而没有承接上圣人的工夫与承担，而妄以这下层的智慧与洒脱为“自然”。殊不知，若不见道德实体之挺立而来之工夫与承担，这“自然”常滑落为文人浪漫生命之泛滥，这里虽然表露出了生命的软化之美趣，但终究是一无挂搭的飘荡与流散。故魏晋人以天资之智悟与美趣开启辨示之清言与玄谈，其形式始终是外在的、平面的，其内容则始终是品鉴的、解悟的，而没有开出纵贯立体、由内及外的架构，从而开启践履的、证悟的实践理路。所以，魏晋风流只是圣贤境界的相似法，乃“空华外道”。最终酿成了“自然”与“名教”的严重冲突，并非偶然的也。故魏晋时代固呈风姿之美学境界，又显智悟之哲学精神。但综观整个时代，终是病态的。整个时代，没有能担纲大道的人出，何晏、王弼、“竹林七贤”、向秀、郭象辈俱不足以语此。此辈人物，露美趣、显圆通乃是其气上浮升腾之时，迨至其气下降沉陷，则必伤感幽怨乃至流入“贼”。魏晋社会动荡黑暗、民不聊生，岂不事有必至乎？！于丹先生的生命精神及其发用亦类乎此，她以“玩”这个字轻松地说出，似是不经意。而我以魏晋风流深度透析之，似更能得其意。由此可见，于丹先生以这种生命精神去诠释解读《论语》《庄子》，决不能得其实。亦是作为相似法的“空华外道”，所谓心灵鸡汤者也。

    假若孔子能来到“鲁豫有约”，我想老夫子可能以一“仁”字、“孝”字或“恕”字贯穿主题，而绝对不会以一“玩”字贯穿。当年曾皙说其志向为：“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固然发出“吾与点也”之叹，但这绝不是“玩”的意义这么简单。依朱子的解释，这是“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稍欠缺。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可以说，这是在人性全盘呈露，人格修养完成以后的物我大自由、大解脱，大融和。这里有笃实的践履工夫，不只是美趣之外在观赏与领悟。《论语》里固然有“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但这也不是伤感后之寻求慰藉与解脱，故夫子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但周杰伦的歌却是伤感后的慰藉与解脱（指《菊花台》一类的歌，至于《双截棍》之类的歌，则我不知其所云）。于丹先生说她喜欢周杰伦，并说他的歌与她所做的殊途同归。我不知道于丹先生所说的“她所做”的是何所指，若指的是她对孔子精神的诠释，则在最高意义上，周杰伦的歌的精神绝不能与此殊途同归。圣人永远是悲悯的，但绝不伤感；圣人总是“忧”，但绝不“愁”。悲悯是悲事之不得其正、悯物之不得其长；而伤感却是伤情之不得通，气之不得发。夫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是则“忧”乃忧不能尽其性，而“愁”乃愁不能尽其气。忧不能尽其性，必作内敛反省、操持涵养之工夫，至尽心、知性而知天，毕其功，乃“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之天地境界。愁不能尽其气，必外发以求解脱之道，若其气能健旺，则其极功至多是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掛云帆济沧海”之自信，自信固好，然不过功利境界而已。故“愁”是功利境界中的“利”之不得，而 “忧”是天地境界中的“德”之不安。总的说来，孔子的生命形态乃由其德性生命之“健”与“觉”契接了开辟鸿蒙中的宇宙灵根，以此润泽社会人生而来的担当精神。“健”表示拓展得开可开物成务，“觉”表示承担得住能高明配天。孟子所说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或许正是这种精神的最好表示。另外，孔子也有一种自觉的文化意识与传道精神。“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大道之行，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分别是文化意识和传道精神的表示。但无论是担当精神、文化意识还是传道精神，都是从德性生命自身的健旺而生发出的见体立极的精神，由此而转移世运、弥合宇宙。这是极高的道德精神、美学精神和宗教精神之会归合一。这种精神境界决不是魏晋风流所能达到的，更非于丹先生之带美学精神之个人生活情调所可企及的。 [NextPage]

    由此可见，于丹先生那种纯才子的生命精神形态与孔子那纯德性人格的生命形态相去甚远。程伊川曰：“大贤以上更不论才。”圣人是德性所开出的理性领域之极功，他自有其美学境界，但这境界是道德之化境，是宗教之圣证。不是才性所开出的感性领域之质气挥洒与情调美趣。像于丹先生这样的生命形态，作为一种个人的生活态度是适合的，特别是在物质压迫精神而不得自由抒展的今天，更可以作为调适身心的清凉剂，以获得健朗、美趣而又虚灵的境界。但就像当年“发明奇趣，振起玄风”的向、郭注《庄》（《庄子》的真精神不在奇趣，亦不在玄风）一样，仅从美趣风流之人格形态去契接孔孟老庄的精神是不够的。其实，从于丹先生的生命形态看，她对于像宋玉、司马相如或李白等这样的纯才子型的生命精神或更能有存在的感通与契悟，而不是孔孟的生命精神，因为孔孟精神毕竟是文化传统，是学问之正途与大道。这种精神还是要靠董仲舒、二程、朱熹、阳明、梁漱溟及马一浮这样的人去契接。记得熊十力先生说过一句妙语：“学术坏于名士，政治坏于奸雄”。学术本非名士才子之胜场，故最好不要在此发挥，免得别人诟病。当然，我们都是世俗小民，没有先圣那样的志向与担当精神，就只想调适自己的身心，在美趣与风流中过好每一天，这也无可厚非。但若以为这就是孔孟老庄精神的全部与真谛，则必成差谬。并且若社会上只有这种人格精神，则人文世界之大道亦无由出。所以，于丹先生以其风姿、灵秀与智悟的飘逸精神去诠释传统经典，下落到一般的读者与民众（一般读者和民众都没有于丹先生那样的风姿、灵秀与智悟）中，就以其个性化的闲适情调去契接。根器上者，尚可闲雅虚灵而自适；根器下者，则易流于贼。无论如何，在于丹先生的诠释精神中，不能培养出读者对中国文化的敬重温存之情。有时甚至离禽兽不远，却自以为是圣贤妙道。船山尝斥东坡曰：“自其父洵，以小有才而游丹铅之垒。弋韩愈之章程，即曰：吾韩愈也。窃孟子之枝叶，即曰：吾孟子也。轼兄弟益之以汜记之博，饰之以巧慧之才，浮游于六艺，沉湎于异端，倡为之说曰：率吾性也，即道也，任吾情也，即性也。引秦观李荐无行之少年，为之羽翼；杂浮屠黄冠近似之卮言，为之谈助。左妖童、右游妓。猖狂于花月之下，而则大《易》之旨，掠《论语》之肤。以性命之影迹，治道之偏端，文其耽酒嗜色，佚游宴乐之私。轩然曰：此君子之直道而行者也。……于是苟简卑陋之士，以为释我之缚；而游于浩荡之宇者，欲以之遂，而理即以之得；利以之享，而名即以之成。……一呼百集，群起以敌君子如仇讎，斥道学如盗贼，无所惮而不为也。”是诚所谓“刀锯鼎镬学问”也（象山语），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亦不可以不辩也。郭象尝云：“学者非为幻怪也，幻怪之生必由于学。”善哉斯言也。

   （编辑：林青）